胡圣虎，号鹿鸣，1963年出生，湖北仙桃人。著名人文学者、书法艺术家和书法批评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现任湖北省直机关工委研究室调研员、《机关党建》杂志主编。长于文学、哲学、史学和音乐，对书法用功尤勤，精于赵体，其书为世所重。

1982年，胡圣虎从仙桃毛嘴镇胡家拐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专业。受业于季羡林、金克木、陈玉龙等名师。

1984年，写下“小平您好”横幅。

北大毕业后，先是分到外交部工作，后来当了10年军官，1996年调回湖北，任职省直机关工委研究室副主任。

“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深深地写进了历史

1984年9月，北大全体学生投入到群众游行的排练中去，前后排练了20来次。规定的动作、规定的节奏、规定的口号，反复地走来走去。大家感到单调乏味。中途休息时，大家对辅导老师不免有讽刺挖苦的言语，说群众游行排个什么练特别谈到“几不准”时，大家的逆反心理更强：为什么不能打标语、呼口号“打倒孔家店”、“民主与科学”、“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不都是北大学生自发喊出来的吗我们一群同学议定这次也要喊口号、打标语。但这次呼些什么样的口号、打什么样的标语呢肯定要与邓小平相关但邓小平当时的称呼太复杂了。若称主席，只包含了军委主席，没有包含邓小平在党内及人民心中的地位。当时中央党校称邓小平为“邓大人”，湖北省一位副省长上中央党校时，被北大的湖北学生请去作报告，就一口一声“邓大人”。我们认为这样称呼封建色彩太浓了。

大概到了9月20日晚上，生物系的两个同学来找我，说想写个标语夹带去游行，我看他们要写的标语是“邓小平同志您好”，我说还不如写“向邓小平同志致敬”气派呢。我建议他们去找一支排笔和一块白床单来，他们只找来一块白床单。为了醒目，我建议最好写四个字，将“邓”、“同志”3个字去掉，改写成“小平您好”。他们说这样无姓无称呼，不太礼貌，要惹祸的，我说不一定，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称呼是不带姓的。我又找出一本书，证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都是“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姓是可以省的，同志二字更能省。况且“同志”是党内称呼，我们都不是党员，我们代表群众直呼“小平您好”走过天安门广场，向邓小平同志打个招呼、问个好，既精练，又礼貌，写出来又一目了然。他们两人被我说服了。

我从小爱写字，上大学期间回到老家写春联时，没有大毛笔，经常用抹布写。这时墨汁已不多了，我就加了一些水，拿起抹布很率意地写下了“小平您好”4个字。

有人可能要问：“生物系的两个学生为什么找你写而不找别人写呢”当时北大书家云集，北大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书法高手，本人不才，忝列其中，请我写字就毫不奇怪了。

也有朋友常问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标语的大学生当中有没有你”我的回答是“没有”。

那天，毛庆宾、常生两位同学走在长安街的南边，我走在北面，相距20米。开始队伍排得很整齐，校领导还拿着高音喇叭反复叮嘱注意事项。可能是排练不认真，越往后走，队伍越乱，到达天安门城楼前面时，队伍已不成行列了。这时只见我的前面突然冒出了白条幅，他们两人早就瞄准了方向，举着条幅朝天安门城楼跑去，其他人置身于纸花和人流的海洋里，辨不清方向，也就跟着朝天安门城楼猛挤。维持秩序的警察立即采取行动，将我们挡在了金水桥头，随后又疏导到了马路上。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其他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横幅已经被扯下来了。在一片混乱中，许多女生被挤得大哭起来，我的一只皮鞋也被挤掉了，这是我的三个哥哥每人集资4元钱合伙给我买的，猪皮的，也是我最值钱的家当，但我已无法回头去找了。我光着脚一直坚持走到了西单路口，才乘车回到了学校。

现在评价很高的写、举“小平您好”标语这件事，在当时可是真正的“地下工作”。事情发生之后，紧接着的情况证明这的确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当时学校给我的最高“奖赏”就是准备开除我的学籍，让我回家种地。学校当时这样做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违反了北京市政府的有关规定，破坏了校纪校规，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受处分甚至开除都是应该的。问题是有两件事让我非常气愤：第一，我回到学校，辅导员就来找我。那么是谁出卖了我呢第二，我平时自恃成绩优秀，无形中得罪了几位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辅导员，这时他们对这个20多岁的三年级学生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着实把我吓坏了。

学校里满城风雨，有的说这几个学生胆大妄为，非开除不可；有的说看见电视画面中的邓小平笑了一下我们当时没有电视机看，应该没事。10月1日下午，我一个人在未名湖边闷坐，一想到学业未成，即将被开除学籍，如何向家中年迈的双亲交代呢正当我痛苦不堪时，金克木教授缓缓地走了过来，跟我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我顿时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坚强了许多，也相信事情没有辅导员讲的那么严重。作为北京大学艺术团民乐队的负责人，当天晚上我又随艺术团到天安门广场演出、联欢，直到晚上12点。这时北大艺术团的团长是徐小平。当别人还在推断上面如何处理我们几个学生时，是他引导了正确的舆论导向。联欢会一结束，徐小平就与另外两名记者联合写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心声》的文章，发表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尽管发表的文字只有一千字，还是在报纸的第二版，但毕竟证明我们表达了社会的心声，不至于给我们扣上一顶“政治错误”的帽子，而《光明日报》的编辑直接用《小平您好》的标题将这篇小文章登在头版。这样，才算是彻底为我们正了名，既没有人来表扬，也没有人来批评了。

与季羡林先生发生争论，甚至“出言不逊”

1982年，胡圣虎高考考进了北大东语系越南语专业。八十年代，中国早期的外交重点是亚非拉。这使东语系一度成为北大专业最多、人数最多的系。文革结束后，小语种受冷清，东语系有教职工160多人，但只有三个专业有学生，除日语专业连续4年招生外，81年缅语专业招了6人，北大的理科生普遍瞧不起文科生，文科生中又数这小语种最冷，东语系的学生除日语专业外，都有转系的想法。他与同学们一样，觉得学越南语前途不大，甚至觉得东语系的学生抬不起头。有时还嘲笑梵巴文是古爪哇国的语言。当别人问他在北大学什么专业时，他说是学“屠龙”的。老师季羡林是屠龙大师，一旦掌握了这一“绝技”，将来即可以寻龙、屠龙为生。季羡林先生身为东语系的创始人。这话传到先生耳里，先生非常生气。先生告诉他学问只分门类，不分高下。随着学业的长进，他渐渐理解了季先生的教诲。与先生依依惜别后，他在部队里工作了整整十年。199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专业的不对口让他无所适从。他给先生写信倾诉心中的烦恼，并寄去了一个斗方，上书“枉读北大五年，愧为羡林弟子”。先生很快就回了信，鼓励他要勇攀高峰。

先生的鼓励令他热血沸腾。从此，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书法和国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多次去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业，先生每次都不厌其烦，耐心指点。先生给他看了很多古代名人字画，还把启功、范曾、梅兰芳的作品送给他，让他认真向他们学习。先生还亲自给启功先生打电话，叫启功先生帮他提高技法水平。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他与先生看法不同。先生主张继承的多，他主张发展和改造迫在眉睫。先生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认为在当今法制社会，要把东方的封建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全新的中华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还得掀起一次新文化运动。几次他与先生发生争论，甚至“出言不逊”，先生也不计较。他表示准备著书立说时，先生为他预题了几本书名，但却叫他二十年后再出，不成熟的东西不要出，不要急于扬名立万。这几年来，他一直按照先生指引的大方向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学习、默默地思考着。计划二十年后拿出一本有学术份量的著作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舒卷自如 书法园里竸翩翩

根据需要胡圣虎到部队工作，十年后，胡圣虎从部队转业回到湖北，任职省直机关工委研究室副主任。

1997年，他回到北大，拜访了恩师北大书法博导陈玉龙老教授。谈起当年北大学生在京城的风光，师生二人唏嘘良久。老教授告诉他，他的同学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张此夫虽然天各一方，但目前都在搞书法。你居武汉，若与四位师兄，东、西、南、北、中同时发力，国内外互相呼应，北大书法的影响不可低估。

活着就要活出个样儿来。天生我才必有用，胡圣虎再度出山，在黑白生涯中游走江湖，他的书法作品经舒同、启功、李志敏等十几位大师点拨，又经过刻苦钻研，长期修炼，渐悟笔墨之法，俨然大家气象。一位资深书法评论家说，胡圣虎的作品“深得王派嫡乳，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舒卷自如，铅华褪尽去雕琢，翩翩自由的风致”。

1998年10月，胡圣虎邀请陈玉龙教授和张此夫师兄到武汉一聚，受到湖北书界的隆重礼遇。《书法报》将陈教授和他的照片发在头版。

2001年，在湖北省书协和美协的支持下，他与朋友筹资10多万元，举办了《湖北省首届省直机关书画大展》，并正式出版了作品集。

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胡圣虎张扬个性，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书法价值观和书法风格。（中国经济导报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