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木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总局退休干部,延安精神研究会
理事,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中国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
胡乔木与中国著名的女科学家
谷羽之女。
个人履历
1964年,胡木英在外交学院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退休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总局处长一职。
个人访谈
反腐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新京报:2014年你在“延安儿女联谊会”新春团拜会上的讲话引起很大反响,你是即兴发言还是准备了很久?有人授意吗?
胡木英:讲话并没有复杂的背景。这两年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的反腐斗争,给我印象深刻,中央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开刀,很鼓舞人心。我感觉到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应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习总书记,作为延安儿女、革命后代,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团拜会半个月前,我准备这篇发言稿,把大家平时的意见综合起来,代表大部分革命后代的想法。
新京报:你说在讲话中提到,党中央反“四风”是“动真格的了”。你从哪些方面感受到的?
胡木英:关键不是看说了什么,而是看做了什么。以前也提反腐倡廉、群众路线,但没有长久践行下去,成效不大。习总书记不仅态度鲜明地提出“反四风”、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且带头实践,落到实处。他亲自去河北参加民主生活会,出行不封路等等。上面带了好头,政策才容易推行。
在反腐方面,老虎、苍蝇一起抓,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把周永康、徐才厚等党内的大蛀虫抓起来,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是空前的。
新京报:你说“这场斗争极为复杂,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基于哪些观察得出的?
胡木英:党内的腐败分子数量不少,从基层干部到高级干部都有,他们已经丢掉了共产党的信仰,走到了人民对立面。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手中权力反扑。
“官老爷”消极对抗“反四风”
新京报:你观察到的反四风的效果如何?
胡木英: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得到有效遏制,上面抓得严,下面不敢胡作为。但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还普遍存在,现在对“胡作为”有禁止性规定,但对“不作为”的惩罚较少。有些党员干部消极不作为,生怕出问题。
我们联谊会筹资拍了一部反映延安儿女精神风貌的纪录片《延安的儿女们》,拍完后到各部门送审,三年还没有审批下来。各部门相互推诿,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
新京报:反四风中存在哪些困难和阻力?
胡木英:阻力来自党员干部内部。有的共产党干部已经变成了“官老爷”,对人民趾高气扬,讲排场,要享乐。他们过去放松惯了,现在突然紧张起来,会不习惯,有抵触情绪,有的行为上不敢违抗,但消极对抗。
新京报:有官员抱怨,反四风对工作和生活管得太死,“官不聊生”,你怎样看待?
胡木英:这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贪图享乐。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就不会在意自己过得怎样。父辈们从延安走过来,生活艰苦朴素,他们从来不关心物质条件,一心扑到工作中。如果抱怨,还不如自己主动辞了。
极少数“红二代”破坏革命后代形象
新京报:延安儿女联谊会是怎样的组织?平常有什么活动?有很显赫的“红二代”参加吗?
胡木英:延安儿女联谊会是由革命后代自发组织起来的,组织很松散,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联谊会成员很广泛,父辈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后代都可以参加联谊会。联谊会并不是围绕着显赫的领导人的后代转,这个团体中不仅有元帅的儿子,也有红军战士的后代。在这个团体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新京报:新春团拜会是联谊会最重要的活动,是怎么组织的?
胡木英:联谊会是在春节前后,把延安儿女组织起来团拜。形式很简单,用很少的钱租一个老旧礼堂,大家聚集起来,吃的喝的都不发,就发我们印的一页小报,介绍这一年的活动发展情况。每年团拜会都有四五百人参加,气氛很活跃,大家踊跃发言,想为社会贡献余热。
新京报:社会上对“红二代”有些非议,认为他们享受了特权。
胡木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红二代”是社会上对革命后代约定成俗的称谓,这个称谓比较模糊。大多数红二代是普通人,勤勤勉勉工作,直至退休。以我的亲身经历,上山下乡,我都跟同龄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但是不排除有极少数红二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背离了人民群众。我认为不能把他们称为“红二代”,称为“官二代”更合适。这极少数人破坏了我们革命后代的形象,辜负了他们父辈的革命教育。
新京报:你在团拜会上呼吁“红二代”对于中央反腐“不打横炮、不帮倒忙”,是针对什么?
胡木英:当前反腐形势很严峻,我们作为革命后代,肩上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全力支持习总书记反腐,管好自己的嘴和手,不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