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即“瑷珲—腾冲线”，是1935年胡焕庸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的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后因地名变迁，改称为“爱辉—腾冲线”“黑河—腾冲线”。该线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这一概念被国内外学者沿用至今。

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格局的分界线，其东侧分布着中国96%的人口，西侧只分布着4%的人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侧人口只增加了2%，东侧仍居住着94%的人口，且经济差距更悬殊。这条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胡焕庸线”恰恰与中国夏季风过渡区重合。可见，夏季风过渡区不仅是中国气候环境的过渡带，还对中国人口分布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约束作用。

“瑷珲—腾冲线”（或作“爱辉—腾冲线”）在地理学（特别是人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以及人口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辉，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利用ArcGIS进行的精确计算表明，按胡焕庸线计算而得的东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43.8%、总人口94.1%），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胡焕庸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分界线。东南片区属于城镇密集区域，西北片区的城镇化仍相对较低。按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东南部城市化率为67.04%,而西北片区城市化率为57.69%,西藏仅为35.73%。

胡焕庸(1901—1998)，江苏宜兴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史地部学习，1926年8月—1928年9月赴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访学，1928年9月—1949年任职于中央大学地学系，1950年—1953年任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

胡焕庸自1953年9月起长期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1956年创办全国高校首家人口研究机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地理研究室，任研究室主任）。1985年退休，但仍笔耕不辍，直至1990年搁笔。胡焕庸一生著述等身，论著多达170余种，推动了中国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等学科发展，被誉为“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创始人”。

“胡焕庸线”假说是胡焕庸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总结、传承和创新发展。

1934年起胡焕庸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在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胡焕庸开始了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胡焕庸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前者以每点代表2万人，后者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

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焕庸敏感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这就是瑷珲—腾冲线。这条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胡焕庸计算了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土地及人口密度，但他并没有在文章附图上划出这条线，这多少有点让今天的读者感到意外。1989年胡焕庸、伍理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年人口统计数据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才将瑷珲—腾冲线落实在地图上。从篇幅上看，瑷珲—腾冲线不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学术重心，但后来却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一。1956年以地名用字生僻故，瑷珲县改为爱辉县，1980年析县城及周边地区成立黑河市，故一度称此线为黑河—腾冲线;1993年黑河市升格为地级市，所辖爱辉县改为爱辉区，2015年爱辉区政府驻地爱辉镇恢复瑷珲旧名，瑷珲—腾冲线亦复归原名。1984年7月美籍华人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访胡焕庸时，认为瑷珲—腾冲线应该称为“胡焕庸线”，这是目前所知胡焕庸线称呼的肇始，意味着此线诞生近50年后才被赋以发现者之名。

“胡焕庸线”自提出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该线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还在于其解释了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区域差异特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地关系。中国人口分布一直是地理学界和人口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学者基于全国人口普查等统计调查资料，分析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和空间格局、流场特征,探讨区域人口分布的发展态势和均衡人口分布的策略路径。

在实践中，“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基线，不断被应用于解释中国各类社会经济现象，“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实践意义也因此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对地理要素的第一本性（自然禀赋）、第二本性（交通和区位）、第三本性（人力资本和信息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三次产业进化过程中“胡焕庸线”并没有被打破;基于人口统计或普查资料及土地利用、DMSP/OLS灯光遥感等新数据对中国人口密度模拟的结果，则证实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比例总体依然稳定。但学界对于影响和决定“胡焕庸线”稳定性的地理基础和机制，尚存在不同的认识，对李克强总理“胡焕庸线怎么破”之问中“突破”的理解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胡焕庸线”是一种客观规律，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受自然地理格局影响的人文格局难以摆脱地形、气候和资源的束缚，城镇化也不能打破这个规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和流通加快，加上政府力量推动，“胡焕庸线”具备了突破的可能性。突破的重点和本质是西部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上的腾飞与突破，并非人口之“破”。

自然环境是人及其居民点区位选择的第一要素，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实践中，人总是趋向于生存条件较好的温暖、潮湿以及水源充沛地区。东南半壁多温润地区；西北半壁多寒旱地区。多年来，中国自然本底总体稳定，“胡焕庸线”两侧人口份额的大数特征基本稳定，在1935年胡焕庸先生已然指出了中国人口分布差异与自然地理差异的耦合特征，不再累赘。“胡焕庸线”两侧人口份额的变动主要得益于两侧人口增长的差异，人口增长由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共同构成。从自然增长看，西北半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高于东南半壁。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开始实施，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及自然增长。但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人口适度宽松，西北半壁少数民族居多，自然增长率占据一定优势。

以省为单位，1981年，西北半壁的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值为19.3‰,是当年的全国平均值15.36‰的1.26倍；而同期东南半壁各省的平均值为14.31‰,低于全国平均值。到2010年，西北半壁达到7.39%,是全国平均值4.83%的1.53倍；而东南半壁为4.54%,仍然低于全国的均值水平。从机械增长看，东南半壁的人口流动强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以省为单位，1990年的根据分省的现住地与5年前常住地间的人口迁移数，西北半壁向东南半壁迁移的人口是反向迁移人口的1.07倍，到2010年，这个倍数变为1.71倍；从省际间流量来看，1990年东南半壁集中了全国90.83%的流入人口和93.17%的流出人口，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94.74%和95.51%。也就说，虽然西北半壁人口总体上向东南半壁净流入，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在东南半壁内部消化，机械增长对东南半壁人口份额增长的提升有限。同时，东南半壁在自然增长上也不具优势。因此，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的人口份额持续提升。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人口集中化指数、人口密度年均变化、相对人口密度年均变化指数等指标，解析“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空间变动的新态势，有以下新发现：

一是“胡焕庸线”依然稳定，2020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为93.5:6.5,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动。西北半壁人口份额仍然微增，但其增幅较2010年前明显下降，2010—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份额变动不大。

二是“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呈现新特征。从人口集中化指数来看，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水平持续增长，而西北半壁在2010—2020年迎来拐点，人口分布的集聚水平由降转增；从人口密度增长格局来看，东南半壁人口集疏的“马太效应”不断强化，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区的面积占比已达54.22%,首次超过人口正增长区，而西北半壁人口集疏的“马太效应”也开始凸显；从相对本省的相对人口密度变化来看，省会人口增长愈发突出，而且西北半壁比东南半壁更为显著。三是影响“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因素存在差异。东南半壁的城市规模等级的影响更为突出，而西北半壁的行政区划等级的影响更为突出。城区人口规模等级、行政区划等级和经济水平都是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城区人口规模等级、行政区划等级显著影响区域人口变动；西北半壁行政区划等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尤为突出。城市群对东南半壁的人口增长影响显著,但是对西北半壁影响不大。

胡焕庸线的学术影响超越了人口地理学，它是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界线，线的两侧不仅人口密度差异巨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也差异悬殊，对国家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深刻影响，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2012年9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特别关注了胡焕庸线：“中国有960万km2的陆地面积，有56个民族，如果都在这条线东南方发展，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2013年8月，时任总理李克强在“新型城镇化”座谈会上以探讨的口气追问，胡焕庸线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被喻为“总理三问”，足见他对此问题的关心之深切。2014年11月27日，时任总理李克强在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第3次公开关注了胡焕庸线：“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2015年11月，时任总理李克强在政协常委会作报告时第4次讲到破解胡焕庸线问题，表达了对突破胡焕庸线的期待。

时任总理李克强对一个本属于学术领域的话题反复发问，足以说明胡焕庸线在中国国情分析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梳理一下“总理三问”，第一问“应不应该打破”，是个价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时，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经典理论成果之一“胡焕庸线”给予了特别关注。可以从两方面看待“胡焕庸线的突破”问题。

一方面，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是客观规律，既没必要打破，更不能人为打破。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口东密西疏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确实是不均衡的，但是这种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格局是经过历史时期逐渐演化而来，是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2016年起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也会促使东部地区人口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二是中国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区域，必然是气候、地形及水土资源条件比较适宜的区域，而这些区域主要位于沿海地带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平原和盆地，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城市群数量少、规模小、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也有限。三是胡焕庸线的这一格局稳定性有其深刻的地理背景。在有一系列气候、地貌、人文、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中，自然因素是最基本因素，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都受制于自然环境，是在一定自然本底上发展形成的。

另一方面，胡焕庸线之问是“有解的”，这里的“有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打破胡焕庸线分界线两端的人口分布悬殊差异格局，而是“如何在中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让西部地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地城镇化，分享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成果”。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实现更好质量的城镇化和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坚持走新型城镇化和中西部特色化道路，以人为核心，围绕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切实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未必是吸引更多人口到西部地区去，既可以在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好的地区实现就近城镇化，也可以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到东中部落地定居实现异地城镇化，这两种方式殊途同归，都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