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中共掖县县委发动了玉皇顶武装起义，建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辖11个大队，3700余人，建立了胶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同年8月与第三军合编，用第三军番号，三支队番号撒销。

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宣言，庄严宣布：我党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退让，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彻底胜利而斗争。接着，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作出了《华北决议》，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山东省委遵照这一决议，开始把我党同志一批一批派向农村，广泛地动员组织群众，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分散发动 统一联合

1937年10月，原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由青岛回到掖县组织领导抗战。11月，共产党员张加洛(时年18岁)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到胶东，回到掖县发动抗日武装。他们深入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武装发动，建立了众多小股抗日武装，名称有：人民抗日义勇队、抗日锄奸队、抗敌前进队、人民抗日救国会、战地服务团等。这些小股武装组织多者六、七十人，三、四十条枪，少者一、二十人，六、七条枪。主要成份是农民、教师、学生、摊贩和旧军人。

与我党发动抗日武装的同时，掖县进步的国民党人孙会生、徐志皓、徐承勋等和一批右派国民党人赵森堂（县党部常委、县督学）、杨辅庭、王春堂、张显庭等联合起来，发动了“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后来发展到六、七十人，三、四十条枪。于是，在抗日的旗帜下，掖县同时出现了几股武装如何争取团结他们共同抗日，便提到了县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1937年年底，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放弃对日抵抗，济南沦于敌手。各地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土崩瓦解。形势日趋紧迫。县委认为，统一全县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同“民抗“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县委决定：把各分区委秘密发动的武装，作为各个独立的武装单位，以平行联合的方法，把国民党的“民抗”吸收进来。根据各部队人枪的多寡，选出代表，组成统一的指挥部。

经过协商，联合起来的统一武装组织，命名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指挥部设军事、政治组织、宣传和外交等五个席位。中共占了四席，即：郑耀南同志任军事，张加洛任政治，李勋臣同志任组织，李佐长同志任宣传；国民党占一席，即赵森堂任外交。

攻克县城 活捉汉奸

1938年1月中旬，日军侵犯掖县城，扶持地方治安维持会长刘子容当上了伪县长，大肆散布亡国论。

针对刘、张二逆施展的反动伎俩，县委决定断其羽翼，争取区队，孤立敌人，壮大自己。同时着手进行消灭伪政权的准备工作。县委党刊《民声》发表了《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的文章，指出：共产党员、区队队员要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方式，努力争取区队起来抗日除奸。对于各个区队，县委根据其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策略。如：五区队队长孙鼎吉五区队一分队长包裕民，都是我党派进去的老党员，这个区队的工作就由他们去做。有的区队队长一时转不过来，我们就先做分队长和队员的工作。有的区队提出不改编，愿以原建制为基础发展队伍，我们就答应他们。由于工作得法，措施有力，全县大部分区队很快归顺了“民动”。到1938年2月底，由中共掖县县委自己发动的各股武装，加上沙河（由王寅东、王侯山、侯镜清同志领导）同平度北乡（由乔天化、罗竹风同志领导）的两股武装，以及全县十个区队的大部武装，共组合了四、五百人枪的抗日武装队伍。

3月8日，掖县县委以郑耀南为首指挥“民动”各股武装四五百人枪，在掖城北3公里的玉皇顶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至9日上午攻克县城，推翻了伪政权，活捉了刘子容。收复掖县的翌日，我即以郑耀南的化名“总司令于国栋”的名衔在全县张贴了安民布告。三日后，“民动”改称“胶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以支队长郑耀南的名义发出公告，申明抗战大义和党的各项政策，激励军民同仇敌汽、坚决抗战到底。郑耀南任支队长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王仁斋、张加洛先后任政治处主任，赵森堂任参谋长，周亚泉任支队副。

扩大武装 建立政权

支队党委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和扩军工作，印发了《抗日除奸宣传大纲》，庄重宣布了三支队的六条政治主张：（一）保卫胶东，保卫家乡，驱逐日寇出境；（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三）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完成民选；（四）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五）彻底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补充抗日军费；（六）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王仁斋同志率先带领政工人员和抗战剧团，深入全县几个主要区、镇，巡回演出抗日戏剧，登台演讲，教唱救亡歌曲。各大队也在驻地集市、广场和街头，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

中共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普遍高涨，很快在全县掀起了参军热潮。到三、四月份，三支队由原来的四、五百人枪扩展到三千数百人枪，组编了十六个大队（每个大队少者一百六、七十人枪，多者二、三百人枪）和几个通讯、侦察、警卫队，成为当时我党在胶东以至全省各地最大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

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三支队自上而下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支队部设立了政治机关。政治部内设组织、教育、宣传、民运、总务各科，还有妇救会、抗战剧团和《抗战日报》社。各大队设政委，各中队设政治指导员。以大队为基础建立党支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为了提高政工人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支队政治处（部）分批轮训了大队、中队的政工干部。授课内容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等。

在政权建设上，三支队领导十分重视财经建设。进城不久，耀南同志就邀请孙康侯（社会贤达）、孙会生等人组成财经委员会（北海银行的前身），统筹全支队和政府的财经收支。通过整顿盐务、税收，每月可收入盐捐十五、六万元，加上向大地主、巨商、富户征收的抗日爱国捐，每月可收入三十万元左右。除了解决当时部队和政府所需的经费外，后来还向胶东区党委、山东分局支援了大批财款。

自卫还击 挫败顽军

三支队诞生前后，日寇只占据青岛、烟台、潍县几个点线，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迅猛发展。胶东特委在文登领导了著名的天福山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文（登）、荣（成）、威（海）一带有三军一、三路，蓬莱有三军二路，黄县有三军四路，共有三千五百人枪。到五月份，构成了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根据地的雏形。三军和三支队是当时胶东党领导的两支最大的抗日武装。此外，还有莱阳、即墨等县的抗日游击队。与此同时，国民党地方官官员及少数豪绅也趁机招兵买马，抢占地盘。他们多者有一、二千人枪，少者三、五百人枪，称号繁杂，各据一方。一时间，“司令”赛牛毛，“指挥”满天飞，胶东内地各县大部为他们控制。

国民党员张金铭以“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的名义，在平度祝沟成立了司令部，拥有一千七、八百人枪，自称中将司令，到处下“委”，抢占并吞。三支队成立后，张金铭派他的参议王东朗到掖县送“委”，妄图兼并掖县和三支队。拉拢不成，张金铭先给三支队编造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胡说三支队拦劫了他的军火船只，扣压他的人员等。后又勾结招远焦盛卿、栖霞秦毓堂和莱阳刘东阳三股顽军，于五月六日分四路向掖县发动突然袭击。

历时近一月的反顽战役，以张金铭部的失败告终，其余各部入侵武装相继收兵。张金铭部派代表郭武林到驻黄县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进行谈判。在三支队代表张加洛和三军代表高达三义正严辞的指责下，张部代表承认他们主动进攻三支队，负有肇事之责，并表示今后愿意联合抗战，共同对敌。

荡平叛乱 合编告成

6月中旬，七、八支队奉中共山东省委之命，挥师西开，途经掖县，暂驻朱桥、平里店一带继续进行整编任务。赵森堂在北乡召开乡镇长会议，筹划枪支弹药，秘密组织地下武装，并在会上公然说，“七、八支队提枪捐款是土匪。张加洛去七、八支队司令部，通报了参谋长赵森堂等与我方日趋紧张的态势，并请七、八支队暂缓西行，作为后盾，静观事态发展，以备不测。

国民党山东省第八行政区专员厉文礼委原平度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尚性初为掖县县长。尚性初到掖县后，赵森堂私下去西关探视，对其表示支持。郑耀南召开支队部会议，研究决定，拒绝接受厉文礼委任的县长，会后，张加洛指派驻西关的八支队第一大队长魏培德和政委李文光，带领一部分战士将尚性初一行武装押送出境。

三支队内以赵森堂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在被城南门里召集会议，密谋篡权，夺取武装。会后，赵森堂指派第四大队大队副张之敬通过昌邑王尚志部，谋取国民党别动纵队游击司令秦启荣的委任。胶东特委选派张斑旭、林月樵、杨德之、车学藻、李拙民、刘汉清、阎毅、秦建平等15人到三支队，由政治部分派到各大队分任政委或指导员。

6月下旬，张之敬由昌邑返回，带来秦启荣委赵森堂为“国民党山东别动纵队第五纵队第七梯队司令”兼“掖县县长”的委任令。赵森堂指派第五大队长杨辅庭偕朱开印，前往莱阳，与国民党胶东行辕主任鲁滨联系，私下刻制官防、印信和委任状。方菊珍、杨维华、朱开印先后向支队特支委书记张加洛报告赵森堂等阴谋篡权活动。第二大队长王春塘奉赵森堂之命，在各大队间从事策反活动。第四大队长王兆麟，第九大队长王赢洲等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接受了赵森堂的委任。三支队特支委向胶东特委通报了赵森堂等密谋叛乱情况，特委表示，“必要时，可断然处置。”

7月初，赵森堂、王文峰等在城里励新书店开会，密谋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日，举行暴乱，屠杀三支队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三支队特支委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对赵森堂、王文峰为首的一批阴谋叛乱分子进行镇压。4日上午，在城内外一起举动，逮捕了赵森堂、王文峰、杨辅庭、王春塘、张显庭、陶仁基（朱由乡乡长）等六名首要分子。

8月初，胶东特委先后派特战队长林一山、特委书记王文商谈三军与三支队合编事宜。8月12日，三军与三支队进行合编，三支队番号撤销，保留三军番号，辖四个团。三支队部队编为五个营，以三个营组建为六十二团（郑耀南任团长，李耀文任政委，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另以二个营与三军一部编为五十五团。

不久，宣布郑耀南、李耀文、张加洛分别兼任蓬（莱）、黄（县）、掖（县）警备区警备司令，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原三支队政治部《抗战日报》停刊，。其设备及部分人员并入胶东特委创刊的《大众报》社。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简称北海行署）。不久，北海行署撤换了原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冠五，及政府若干人员，任命于琅为县长。胶东特委接受原三支队兵工厂、被服厂、盐捐处、财经委员会等机构和部分人员。并将兵工厂的设备和人员，从城里陆续迁至掖南夼里、八区宋家、吴家等地。胶东特委接受原三支队财经委员会银行筹建处，及人员和设备，划归北海行署管辖，并成立了“北海银行”筹建处。

9月18日，三军总部，在掖县沙河镇东河滩举行大会，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简称五支队）成立。

10月上旬，为阻击日伪入侵，六十二团奉命调回液县，在平（度）北高望山一带，继续打击进犯之日伪军（伪军张步云，日伪军张宗援等），阻其北上，保卫了蓬（莱）、黄（县）、掖（县）。

11月，在掖县原县立中学（九中）礼堂召开大会，宣布“北海银行”成立，正式发行北海银行币，任命张玉田为经理。中旬，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原为山东游击纵队），六十二团改为二十一旅(下辖六十二团、六十四团)，郑耀南任旅长，李耀文任政委，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二十一旅继续在掖、平边作战。下旬，二十一旅成立《海涛》文艺社，郑耀南任社长，李佐长、罗竹风任主编。

12月，胶东特委改为区党委，在掖南召开了全胶东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二十一旅由张加洛等代表参加。口原掖县县长张冠五等数人，被怀疑为“托匪”，先后被拘捕，陈程九、王慎修等遭枪决。月底，张冠五逃在腋、莱边界下店村，下落不明。

1939年1月，伪军赵保原“起义”、二十一旅与该部联合作战，打击进犯之刘桂堂部，激战终日，赵部基本观战。1月16日撤出掖城、李耀文、张加洛率二个营阻敌未成，二十一旅转入东南山地。继在掖东北地段打了秦家战役。之后，经五支司令高锦纯决定，二十一旅回黄县休整。

2月，二十一旅进驻黄山馆、磁口、新城一线设伏，拟阻刘黑七部东犯，刘部却由莱阳、栖霞北窜进入黄县（我方主动撒出）。王仁斋在黄县城南撤出时，遇敌牺牲，时年27岁。3月19日，原三支队主要领导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以“学习”为名，调离部队，由栖霞扒头张家出发，被送往鲁南，后随山东工作报告团赴延安学习。

原三支队改编为32团及21旅，撤出蓬、黄、掖后，21旅又改为62团，之后62团与三军部队混编为13、14、15三个主力团，以后又改为五旅、五支队，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现在的第41集团军第121师361团、第27集团军第235团(原胶东13团、“济南第一团”)2营4、5、6连、1营2、3连及3营7连，这些部队的前身都是三支队。

“第三支队”成立时间仅6个月，但他们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是敌后战场的楷模,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历史贡献。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英雄的中华儿女，坚决抗日救亡。民族抗战的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中共掖县县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发动游击战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掖县党率领四五百人、枪的抗日队伍，一举攻克掖县城，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在攻城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建立起胶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时间已过去四十几年了。在三支队诞生和发展的峥嵘岁月里，中共掖县县委和三支队党委，在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的过程，有若干经验教训，现在做一些历史的回顾，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