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为墓志铭》是明代文学家徐渭为自己所写的一篇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作者记述了自己坎坷不遇的生活境况，并自述其志，“不为儒缚”“惮贵交”，表现了自己无视封建礼教、蔑视权贵的愤世嫉俗的思想，以及独立不羁、不从流俗的高傲倔强的性格。全文是一篇富有特色的自传，语言挥洒，充满了悲愤苍凉的感情。

自为墓志铭

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1，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2，谓：“道类禅3。”又去叩于禅4。久之，人稍许之5。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6，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7，人多病之8。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生九岁，已能习为干禄文字9，旷弃者十余年10。及悔学，又志迂阔11，务博综，取经史诸家12，虽琐至稗小13，妄意穷极14。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15。故今齿垂四十五矣16，藉于学宫者二十有六年17，食于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18，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19，人且争笑之，而己不为动。洋洋居穷巷20，僦数椽21、储瓶粟者十年22。

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23，典文章24，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25，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26，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食鱼而居庐27，人争荣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至是忽自觅死，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28？

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29，不为儒缚30；一涉义所否，干耻诟31，介秽廉32，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33，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无以葬34，独余书数千卷，浮磬二35，研36、剑、图画数，其所著诗文若干篇而已。剑、画先托市于乡人某，遗命促之37，以资葬；著稿先为友人某持去。

渭尝曰：“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38、庄周39、列御寇40；若黄帝《素问》诸编41，傥假以岁月42，更用绎䌷43，当尽斥诸注者缪戾44，摽其旨以示后人45。而于《素问》一书，尤自信而深奇。”将以此岁婚子妇，遂以母养付之，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物外46，而今已矣。渭有过不肯淹47，有不知耻以为知，斯言盖不妄者。

初字文清，改文长。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48，夔州府同知讳鏓庶子也49。生百日而公卒，养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50。而夫人卒，依于伯兄讳淮者六年51。为嘉靖庚子始籍于学52，试于乡，蹶53。赘于潘54，妇翁薄也55，地属广阳江。随之客岭外者二年。归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讼失其死业56。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学57。又十年冬，客于幕，凡五年罢。又四年而死，为嘉靖乙丑某月日58，男子二59：潘出，曰枚；继出，曰杜60，才四岁。其祖系散见先公大人志中61，不书。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铭曰：

杼全婴62，疾完亮63，可以无死，死伤谅64；兢系固65，允收邕66，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即髡而刺迟怜融67。孔微服68，箕佯狂69。三复《烝民》70，愧彼既明。

山阴人徐渭，小时候就知道爱好古代的文辞，等长大了更下功夫。后来爱好道学，去跟长沙季先生研讨王阳明的学说，认为理学与禅学有类似的地方，又去学习禅学。时间长了人们对他的学问有所赞许。然而文学与理学，都没有学到家。他贫贼、懒散而又梗直，所以怕与显贵交接，看来好像做慢；跟大家一起时难免敞衣露体，又好像玩世不恭，人们对他多有不满。然而傲慢与玩世不恭，也都没有反映出他的实情。

九岁时，已经能熟练地写作应试求官的文章，荒废十多年。到了悔悟向学时，又有志于迁远不切实际的学问，力求博通综贯，拿了各种经书史书诸子百家，虽然琐屑到很小的问题，也愚妄地想要钻研透彻。每一动念就废寝忘食，看书时就把各种图书放满在坐席上。所以现在年纪四十五岁了，列名在学官已经二十六年，补为廪生也已经十三年，而八次参加乡试却一次也没有成功。人们则争着讥笑他，而他自己并不为之动心，怡然地住在陋巷里，租几间房，存少许粮，就这样度过了十年。

一朝被少保胡公招纳进幕府，替他写文章，几次前往几次辞职。放下笔离去，胡公又写信来请，他却躺着不起来，人们纷纷认为他既愚又危险，而他自己则安之若素。后来胡公更加放下架子以礼相待，如同自己是平民百姓一般。他于是留在胡公幕府连任两届幕僚。胡公送他的银两数以百计，吃美食住豪宅，人们纷纷认为他荣华而平安，而他自己却深感危险。到此时忽然自己要寻死。人们说徐渭不过是个文士，而且操守高洁，可以不死。殊不知古代文士因为入了幕府操守高洁却终不免受死的多得很了。至于徐渭则是自己寻死，比起被人杀死来又如何呢？

徐渭的为人，掂量事情对于大义没有什么关涉时，往往疏狂放纵，不受儒家礼教的束缚；而一涉及到有违大义，关系到人的耻辱，到区别污秽与廉洁的关头，即使掉脑袋也不会改变主意。所以他的死，亲人不能制止，友人不能解救。他最不善于治理生计，死的时候甚至无从安葬，只留下几千卷书、两个浮磬、砚台、剑、几幅图画，他写的若干篇诗文而已。剑和画已托付给一位同乡去出售，留言催他快办，用来作为丧葬费用。写的文稿早些时候已被一位朋友拿走。

徐渭曾说：我读经籍之外的书，自以为对《首楞严经》《庄子》《列子》及黄帝《素问》诸书独具心得，倘有更多时间，再加细读深研，要驳正各注家的错谬乖违，揭明其中的旨意来昭示后人。而对《素问》一书的见解，特别自信，以为精深独到。原打算近年给儿子完婚，把奉养母亲的责任交付给他，从此能去遍游名山，救活僵仆将死的人，逃于世俗事物之外，但这些愿望如今都完结了。徐渭有了过失，不肯掩饰；有不知道的东西，耻于装出知道的样子。这话大致是不假的。

徐渭起初取字文清，后来改为文长，生于正德辛巳这年的二月四日，是夔州同知徐鏓偏房生的。生下百天父亲去世，由嫡母苗宜人收养了十四年，夫人也去世了。又投靠长兄徐淮过了六年。从嘉靖庚子那年开始列名学宫。参加乡试，却失败了。入赘到了潘家，岳丈官任主簿，任所在广东阳江，跟他在岭外客居了两年。回来又过两年，长兄去世。冬天打了一场官司，丢光了祖产。又过了一年的冬天，妻子潘氏去世。第二年秋天，迁出来另租住房，开始设立私学。又过了十年的冬天，做了幕僚，共五年才结束。又过了四年而死，正值嘉靖乙丑年某月某日。有两个儿子：潘氏生的叫徐枚，继室生的叫徐杜，才四岁。祖上的世系散见于老辈的墓志，这里就不写了。安葬的地方是山阴木栅山，安葬的时间不知道，也不写了。铭辞说：

晏婴因为崔杼成全了他的气节，庾亮借生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晏婴、庾亮能够活下去，因为死会损害自己的诚信。班固被种兢逮捕而死，蔡邕被王允下狱而死，班固、蔡邕能够死去，因为活着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害怕淹死而投水，这种行为太早了，人们嘲笑徐渭。受髡刑后才自杀，这样做太晚了，人们都怜悯孔融。孔子更换衣服逃出宋国，箕子装疯保住性命，我徐渭一次次地朗诵《烝民》中的诗句，很惭愧做不到明哲保身啊。

人多畏死、讳死，不知哪位哲人说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知道自己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死，屈指数算自己还能活几天。徐谓却不，他不但不畏惧死，不讳避死，而且还主动寻死，坦然言死。他的主动寻死，是在浙闽总督胡宗宪犯事被治罪以后。他三十七岁入为胡宗宪幕僚，参与机要，胡被治罪，他一度精神失常，几次自杀未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徐渭非病非祸，却交待后事，总结一生，坦然从容地写下了这篇奇特的墓志铭，时年四十五岁。

尽管离真正的死亡还很远，但徐渭却早已嗅到死亡的气息，痛感着死亡的逼迫。当徐渭以赴死的决心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在死亡面前交待自己的一生时，思考的重心却更是“生何凭”、死何据。他没有写“忏悔录”，更没有给自己“谀墓”，却以一种近乎平静的客观态度从容地整理着自己的一生，超然地将自身作为审视的对象，为生存与死亡寻找着精神依据。

“未知生，焉知死”。徐渭是努力地要知“生”，并且企求着一种经过思考的本真的人生。他从“文”最先获得一种审美化的人生体验，进而“有慕于道”，研究王氏心学，参禅悟道，努力探求生存的真谛。“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及，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他焦虑的心灵，在广阔的精神时空中遨游，探奇历险，巨细不捐，力求穷尽人类精神的无限幽隐。“每一思废寝食”，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茫茫思想之路上的跋涉，超越了悠悠天地，从世俗人生中解脱了出来。所以，他“辄疏纵不为儒缚”，读书别有心得，在艰险的精神求索中有着“自信而深奇”的收获。他是如此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与死亡对话时谈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精神历程。看来，徐渭确乎是对”知生”付出了极大努力，并且确乎自有所知的。

然而，知之未必能行之。在那样的时代中，知固不易，行则更难。徐渭被时人目为“狂人”甚至神怪，以至成为许多民间故事的箭垛，原因就在他不仅是从书本上、精神上求得人生之真谛，而且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以“傲”与“玩”来对待权贵、庸众。然而，其卑微的地位，使之“懒且直”，必然要受到众人的非议。“人多病之”“人且争笑之”“人争愚而危之”……总之，是不理解，是嘲笑，是毁谤等等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压迫着他的精神，更压迫着他的生存空间。尽管他曾“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却仍然逃不出时代的如漆大夜的网罗，而走上“自觅死”的绝路。“知生”的结果，是生活冷酷地宣告他已不适于生存。故而“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他要以自己的死，来宣布这社会本身已不适于生存。通过“生”，他知道了“死”——社会给他这个“操洁”的“狂人”的唯一出路。

“死”，毕竟是艰难的，徐渭这样的杰出文人也尝想努力地求生。他“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却把”食鱼而居庐”的荣华富贵视为危途，正表明他想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愿望。对世事人生的洞察，当然使他知道生存的技巧，更清楚社会所需要的是何等样人。尽管如此，他却毫不为之所动，并且“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决不愿苟且偷生，虽然明知死后“亲莫制，友莫解焉”，亦置之度外。

“生存还是死亡”，一方面是从容赴死的决心，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无限眷恋，两股情感的热流，从相反方向碰撞到了一起，强烈地激荡着作者的心。发而为文章，就形成一种“反讽”的风格。他将自己的那股狂傲野放之气，将自己的悲愤郁怒，将自己的一往深情，统统以一抹淡淡的冷冷的微笑表现出来。他还想写自己独到的“自信而深奇”的见解；他还怀念着“等布衣”相待的胡宗宪；而那些“病之”“笑之”“危之”的力量的时时逼迫，都在死亡面前失却了重量，变得无足轻重。这是一种感觉到了此身已非我有时发出的嘲笑。然而，此时“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巨烈创痛仍然在文章中流露出来，使读者从作者冰冷的微笑后窥见了他那痉挛的灵魂。

对着自择的死亡，徐渭交待着自己一生最值得交待的事。虽然他的身世如此凄苦，他也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了一下。他的思绪始终萦绕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铭文中，他写出了自己思考生死的依据，那就是“死伤谅”？“生何凭”？无论是对“生”，还是对“死”，他都恪守着自己的原则，而无意于“明哲”保身，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徐海容《碑志通论》：文中充满了悲愤痛苦的感情，同时也叙述了他“不为儒缚”“惮贵交”的无视传统礼教、蔑视权贵的傲岸个性。一腔肝胆忧天下，满腹经纬传古今，时人袁宏道《徐文长传》评价徐渭：“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此《自为墓志铭》就是徐渭文如其人的写照。

徐渭（1521年—1593年），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年二十岁为生员，屡应乡试不中。曾入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府，参与谋划抗倭军事。后一度发狂，自杀数次未死。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南词叙录》及杂剧集《四声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