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自我进行知觉时，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无偏见地认识自己，但另一些人则会高估自己，表现出自我提升偏见，或者低估自己，表现出自我降低偏见。这种个体在自我知觉过程中产生的积极自我偏见即为自我提升。简言之，自我提升就是“吹牛皮”自己夸奖自己、肯定自己、从积极方面评价自己，它是个体在社会比较中努力保持和提升自尊的倾向。通过自我提升，人们希望对自己产生满意感、能力感和有效感。

1．知觉自我与知觉他人相比较的自我提升

个体对自我的知觉与他人对自己的知觉相比较，如果个体知觉自己要好于他人知觉，则个体存在自我提升偏见。在这种界定中，他人可以指同伴、熟悉的人和一般他人等。在这种界定自我提升中，采用自己与一般他人进行比较的最多，因此，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常态模型法(normative models)。

2．自我知觉与外在标准相比较的自我提升

通过个体对自我的知觉与外在的标准进行比较，来考察是否存在自我提升偏见。这些外在标准通常是一些客观的成绩、绩效等，有时也可能是观察者，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同伴、朋友、临床医生等对个体的评价。

3．基于社会关系模型的自我提升

社会关系模型( Social Relation Model，SRM)是肯尼 (D．A．Kenny，1984)提出的人际知觉理论。SRM把人际知觉分解为三个基本成分：知觉者(theperceiver)，即怎样知觉他人；被知觉者(the target being perceived)，即怎样被他人所知觉；特定知觉者和特定被知觉者之间的关系。肯尼等人最初提出的SRM 并不包括自我知觉，但克韦恩等人认为个体总是作为一个社会知觉者和一个被别人知觉的对象来行动，即自我既是知觉者，也是被知觉者。因此，自我知觉是一种固有的人际现象，不能孤立。

1988 年，泰勒和布朗在回顾了大量社会心理学文献后，发现人们有一种对待自己比对待别人更积极的倾向，人们知觉自己在积极品质上多于同伴，在消极人格品质上少于同伴，其他的证据也表明了自我提升动机存在的普遍性。他们认为自我提升的这种倾向与心理健康的那些标准是很相似的，自我提升的积极错觉能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

与此相反，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自我提升与心理不健康的那些特征相关。科尔文（c．R． Colvin，1995）五年的纵向研究表明，自我提升与社会技能不良和心理不适应有关。在实验室研究中，他们发现有自我提升倾向的个体，表现出不利于积极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行为。有鉴于此，他们认为自我提升对个体有消极作用。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提升在短期内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益，但从长远看个体会因此付出代价。罗宾斯(R． W. Robins，2001)等人发现，在小组环境下，短期的自我提升会对学业成绩有帮助，但是长期的自我提升会使被试降低自尊，减少主观幸福感，出现任务脱离和学业成绩下降。

一些研究认为自我提升作为一种积极的错觉，它能促进健康和长寿。例如，感染上艾滋病毒或确诊为艾滋病的患者，如果有积极的自我错觉，存活的时间就能更长。与此相反，一些研究则认为，自我提升是一种防御性的神经过敏症，使个体对消极的自我进行了自我欺骗式的抑制，它能使个体付出生理-神经内分泌的代价。因此，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自我提升与生理和神经内分泌系统呈对立状态。泰勒等人(2003)的实验室挑战压力研究范式(laboratory stress-challenge paradigm)，发现自我提升者对压力有更低的心血管系统反应，更迅速的心血管机能恢复能力，更低的皮质醇基线水平。他们的结果表明自我提升是一种积极的错觉，而不是防御性的神经过敏症。此外，他们的研究证实，自我提升与生理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受心理资源调节的。

自我提升是自尊的需要，自尊是自我提升的基础。维持自尊是产生自我提升动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人们将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时，会提升自己的价值。塞塔-(C。E． Seta，et aL，1999)等人发现，在和自我相关低的情境中，低自尊的人更多地表现出自我提升的动机，而在自我相关高的情境中，低自尊的人则有相反的表现。

泰勒(1998)等人宣称，自我提升的积极错觉能够激发和导致更好的成绩或绩效。布兰顿( H. Blanton，2003)也发现，过度积极的自我评价是和高成绩相关的。

但是，罗宾斯等人(2001)发现自我提升在学业成绩上有益处也有坏处。入学之初他们测量了大学生的自我提升，尔后发现，自我提升可能短期内是合适的，但是从长期看是不合适的，自我提升并不能促进优异学业成绩的出现。

自我提升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存在，但是两种文化下自我提升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文化中，他们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有更多的个人主义的行为和特质；在东方文化中，他们则认为自己更具集体主义的行为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