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廖承志7月24日致蒋经国先生的信。廖承志在信中说，近三年来，中国共产党一再提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创祖国统一大业。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对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26日至31日，各民主党派举行座谈，认为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披肝沥胆，情深理切，说出了每个热爱祖国、渴望统一的中国人的心里话。希望蒋经国依时顺势，共同负起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责任。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 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化名何柳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何香凝之子。1928年8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24年8月加入国民党。1925年在广参加五卅运动，并发动岭南大学工人罢工。1927年夏赴日本留学，参加日本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日大同盟活动，曾三次被捕。1928年夏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曾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及革命互济会工作。同年冬被中共中央介绍赴德国，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汉堡大学读书，参加德国留学生反帝大同盟与中国语言支部工作。1929年由瞿秋白派赴汉堡中国海员中做兵运工作，曾去荷兰、比利时等国，对中国海员进行宣传组织活动。1930年在荷兰成立西欧中国海员工会分会。后任汉堡海员俱乐部书记，领导中国海员罢工获胜。同年夏被德国驱逐出境，赴苏联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年冬回国到上海。1932年1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中共党团成员；4月任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白色恐怖下的海员工人运动。1933年3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同年秋去川陕革命根据地，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务委员、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同年夏因肃反扩大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撤职拘禁。1935年4月被押解随红军长征。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师后，经周恩来等证明重新恢复党籍。1937年在红军中央通讯社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解放社)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香港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等职。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华总社社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兼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华侨大学校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台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是中共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983年6月10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