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会》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20年1月的《新潮》杂志上。

该作第一节描述了17岁少女明子参加舞会，与法国海军军官儒利安·维奥交谈并共舞的经历；第二节写32年后，明子偶遇青年小说家，谈起那夜的舞会，却不知儒利安·维奥即皮埃尔·洛蒂。

1886年的日本正处于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转折期。鹿鸣馆是明治维新后在东京建的一所类似于沙龙的会馆，供西化后的达官显宦们聚会风雅的地方。由于来客多是日本近代化的决策层，从而使鹿鸣馆赋予更多政治色彩。

在鹿鸣馆外交政策的引领下，日本迎来了欧化风潮高涨期。但这种欧化风潮本身存在着很大的浅薄性和不切实际性，不止西方人讽刺它为闹剧，更有一大批传统的日本人撰文指责这种外交是一种“媚外外交”，称它“制造了荒淫的空气”。

明子

小说《舞会》中的女主人公明子是芥川龙之介着笔最多、寄托最深而贯穿全文始终的人物，字里行间对她倾注了作者的厚爱，把憧憬西洋文明的明子作为当时日本姑娘的典型来描写的。出身贵族阶层的明子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会说当时的国际语——法语；她善跳流行的交际舞。她对初次参加的舞会，胸中充满着欢愉的新鲜感和向往。那天夜里的明子具有一种无可挑剔的日本少女的美：天生丽质的姿容、不凡的气度、得体的打扮，倾倒了舞会上的所有人。她使正在登上石阶的外国达官要人不由自主地让道；使擦肩而过的日本同胞也情不自禁地恋恋不舍地回头顾盼；甚至使舞会的主人——胸前佩戴几枚勋章老奸巨滑的伯爵刹那间也显出无邪的惊叹表情；使傲气的伯爵夫人自感相形见绌，庸俗有余，高雅不足。

整体说来，作者对明子是持讽刺态度的。明子是鹿鸣馆时代催生出的貌美且擅长社交的上流社会的小姐。作品中频频写到多位男性对明子美貌的惊讶，但这样一位名媛，学得的所谓的修养全是一些社交的技巧，她不仅对海军军官提到的瓦托一无所知，而且直到晚年仍不知道她记忆中的海军军官就是小说家皮埃尔·洛蒂，在被邂逅的一青年提醒后，仍坚持认为那名军官是于里安·维欧（其实与皮埃尔—洛蒂是同一人）。明子这种在文学艺术上的无知与处在社交方面的敏感形成鲜明对比，这可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国民的愚昧是难以改变的，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作者对于改变现实社会的绝望感。

洛蒂

至于洛蒂，从他开始对明子好奇的关注，到后来望向舞台时“眼底忽然泛起揶揄的微笑”以及他所说的“岂止巴黎，舞会，哪儿都是一样的”“我在想烟火的事儿，好比我们人生一样的烟火”，作者也许是在借洛蒂之口表现自己对这种重复的、机械的社交活动感到无聊和虚无，一切在作者心中都如同转瞬即逝的烟火，舞会是，这个浮躁的时代是，人生也是。舞会表面上是华丽的，但它的本质是空虚的，人生的意义要是在这种虚无的重复中消耗，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洛蒂眼底揶揄的微笑，也代表着欧洲绅士社会对日本这种欧化热情的嘲笑和戏谑态度，在西洋人眼里，鹿鸣馆只是形式上的滑稽模仿，甚至有西方人讽刺它是“东施效颦”、“公开的大闹剧”。作者在借舞会隐喻西方资本主义浮华背后的虚无，及其肤浅、虚伪和腐朽，并暗示日本的某些上层社会人士是一群只知媚外不知民间疾苦，披着“先进的” “现代文明外衣的愚昧的人。

在小说的结尾处，芥川将舞台定在大正七年秋天的一趟去往镰仓的火车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时间，也是日本历史上“米骚动”之年，与当年鹿鸣馆时代不同的是，日本国内一片混乱。这也是对当年全面欧化的一种潜在对比。芥川假托一位与明子仅有一面之缘的青年小说家。那年的芥川刚好26岁，正值青年。

青年手里的一束菊花，引发了H老夫人（已婚后的名字）对三十年前鹿鸣馆那场舞会的回忆，青年不经意得知那位军官竟是《菊子夫人》的作者。只不过，他已经换了新的名字——皮埃尔·洛蒂，H老夫人“喃喃地一再说，不，他不叫洛蒂。叫儒利安·维奥”。这一小段后记似的文字，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舞会的荒诞正在此处达到高潮。他们当年朗朗起舞，呢喃细语，一起看烟火，她完全不知道他的世界，无论是瓦托和烟火，还是他的作品和姓名。

对舞会大厅浮华环境的描写，“阶梯两侧布满着宛如人工制的大朵大朵的菊花”“从阶梯顶上的舞厅里不断地洋溢出欢快的管弦乐声，仿佛在抒发难以抑制的幸福欢叹”“其间置有几张满布银器及玻璃器皿餐具的餐桌，桌上有堆成山状的肉类及松露……”“有一方金色秀美的窗户被精巧的人工葡萄蔓所缠”，作者通过这样的语句，为读者再现了一个欧风格调的舞场，这种环境的装饰所体现出的审美与鹿鸣馆整个建筑的格调相契合，但完全异于日本传统的审美情趣，传递出的是当时的日本急于在文化习俗上向欧洲看齐的心态。再比如作者对舞会氛围的描写，“燕尾服和白色的肩膀在大厅里摩肩接理地走来走去”“就在身后的舞厅里，衣服镶边和花朵形成的波浪，仍在印有十六瓣菊花图案的紫绸下，继续无休止地起伏。而高音调的管弦乐旋律，仍旧毫不留情地朝着人海似的舞池猛吹”。在作者笔下，舞池里没有了人，只是一群华服在喧闹的乐声中起起伏伏。人群、乐声在作者看来是如此浮华、喧嚣，暴露的是当时日本全盘西化的形式化、极端化问题，抒发的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讽刺和叹息。

小说通过对上层社会舞会的规模之大、鹿鸣馆陈设之豪华、舞会参与者服饰之精美，以及各种人物的心态、举止、言谈、风貌的描写，使读者犹如亲眼目睹了当时上流社会的缩影。这对当代人，尤其是年青人和外国人了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历史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对了解在日本外交史上称其为“鹿鸣馆外交”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芥川龙之介的全部著作中，小说《舞会》虽然说不上占了多么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然而却被后人公认为明治文明开化时期的佳作。为此，《舞会》一文被精选在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之中。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舞会》富有韵律感，是一篇优美的短篇小说”，“真正的洛可可式的才能幸运地绽放了”。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父经营牛奶业。生后9个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为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龙之介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其间，芥川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1915）、《鼻》（1916）、《芋粥》（1916）、《手帕》（1916），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任教，旋辞职。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但并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1921）和《江南游记》（1922）等。自1917年至1923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6个短篇为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