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派是明末清朝王夫之所创立的学派。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葁斋，清衡阳（今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此学派因此而名。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尊尚程朱理学的学者，夫之幼承家学，受其父影响很大。其学以张载之学为依归，其渊源尤在张子《正蒙》一书。他对周、程、朱、陆、王各家学说皆持批评态度，其中对周、程、朱尚存礼敬，而对陆、王则以“异端”看待。

王夫之一生以闭门著述为主，故其受业弟子及交游者不众。其中见诸史籍者有其次子王敔、唐端笏、章有谟、周士仪、钱澄之、刘献廷等。其私淑弟子有王文清。

王夫之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教学、地理等方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其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他试图以张载思想为基础，批判地吸收程、朱关于性命道德论述的合理成分，创造一种别开生面的哲学体系，实质上已经越出了理学的樊篱。

船山学派继承了张载气本论的思想，认为气“气”是宇宙的本质。认为“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气”在时间上具有永恒性和常任性，“东薪之火，一烈已尽，百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庵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有形者且然，况且絪缊不可象者乎”！“故曰往为，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从而朴素地论证了物质不灭原理。

该派认为，宇宙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说都是无限的，“天地之终，不可得而测也。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终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见其始；其终也，人不见其终。其不见也，遂以谓邃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将来之日，有万物皆尽之终，亦愚矣哉”！这样便从时空上排除了宇宙精神性的主宰。

王夫之认为“太虚者，本动行也”，“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故既无最初的寂然之静，亦无最终的息止之静。物质世界的生化机制是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决定的。“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物物有阴阳，各亦如之”。阴与阳是对立统一的，阴阳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相反相仇”，另一方面又“互以相成”。宇宙不存在精神性的主宰，但存在精神现象。“性”不能泛言，人之性异于禽兽之性，“性”不是万物之一源”。“物得与人而共”的是“命”，“天命”乃“太和絪緼之气，屈伸而成万化，气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在此基础上，王夫之提出了“继善成性”的观点。所谓“继善”，于人为“继志”，于天为“继道”；所谓“成性”，即道德的自我完善。“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而不成于初生之顷，“习成而性与成”。他批判理本论的观点，认为“理与气不相离”，“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光而气不后”，天下没有随事而变的“理”，没有一成不变的“定理”，所以，应“即移以穷理”，不应“立理以限事”。

关于道器问题，夫之认为“道”体现在形器之中，“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故“道”不应“遥空索去”，不应“执道以强物”。

关于知行问题，夫之反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结论。认为“知必以行为功”，“行可有知之效”，“知”与“行”相互推动，“并进而有功”。

关于理欲问题，夫之认为，“有欲斯有理”，“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甚至提出“吾惧夫薄于欲之亦薄于理，薄予以身受天下禽之薄予以身任天下也”，把“欲”当作积极用世的动力。针对朱熹“要求美味”为“人欲”，要人“去欲”、“灭欲”的观点，他提出“甘食悦色”乃是“天之化机”、“天之仁”，如“断甘食悦色以为禽兽”。“则从占无此苟简径截之君子”。圣人之学是主张“珍生”的，“珍生”就应该对“人欲”加以重视。他既反对过分压抑“人欲”，也反对过分膨胀“人欲”。“若只推其欲，不尽乎理，则人已利害，势相扦格”，故应将“尽己”与“推己”合而用之。

对于动静问题，王夫之反对“主静”说，否定“归根曰静”、“静生动容”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谈道德修养和以道德修养为借口“禁天下之动”，提出“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

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反对循环论和复古论，持进化的观点。并猜测到历史进化中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将其称之为“势”。认为“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异”。

船山学派主要代表著作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等，唐端笏《惭说》、《侮说》，周士仪《史贯》、《野获编》，钱澄之《庄屈合注》、《藏山阁文集》，王文清《考古源流》等。

船山学派的学术流传至为艰难，王夫之“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贻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背力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其子王敔始为之收辑推阐，上之督中，得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湮灭不传，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胜”。徐世昌《清儒学案》评其学曰：“船山生当鼎革，隐居求志四十余年，是以成书最富。平生为学，神契横渠，羽翼朱子，力辟陆、王，于《易》根柢最深，凡说经必征诸实，宁凿勿陋，囊括百家，立言胥关于人心世道。在清初诸大儒中，与亭林、梨洲号为鼎足。至晚季始得同祀庙庑，昭定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