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但这里所讲的“官司”，不是法律上的对簿公堂，而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指用文字进行的论战，它是学术层面的一种正常辩论和争执，是学术争鸣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文化开明的标志。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单方面地强调和要求评论家、批评家对一些不正之风、不良现象与创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要敢于亮剑、敢于“刮骨疗毒”、敢于“剜烂苹果”，也总是会一味地埋怨当下的文艺批评缺乏战斗力，甚至严重疲软、缺席、失语等。不可否认，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现实中的确有太多这样的人，以评论家自居，打着批评的幌子而净写些无关痛痒或溜须拍马、奉承吹捧的文章，净做些“抬轿子”“吹喇叭”之类令人不齿的事情。毫不客气地讲，此类人是没有道义感和独立风骨可言的，他们的脊梁与价值观是扭曲的，也从来不懂得、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评论和批评、评论家和批评家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因此也就不能将其与真正的评论家、批评家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了。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除了此类人不断制造文字垃圾惹人生厌外，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能够也敢于“说真话、讲道理”，坚守住道德底线，秉持住学术良知的。他们不圆滑世故、随波逐流，也不屈服于淫威、取媚于权势，敢于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秉笔直书，却往往不受到起码的尊重和待见，乃至经常被诋毁、威胁、排挤、打压。更有甚者，还会把自己乔扮成所谓的受害人，将批评者告上法庭。当然，法律自然是庄严公正的，容不得小人作祟，定会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判决。
因此这里要重点指出的是，一个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需要大家共同去构建，它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卸给评论家、批评家，却忘了另一生态主体的素质建设与行为规范，即被批评一方是否也具备了良好的品格修养，是否有着正视和接受批评的勇气与度量。务必要有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胸怀，以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才算得上是一个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的文化人，否则文艺批评之路将布满荆棘，即便批评家自身开足马力，也必定前路漫漫，道阻且长。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媒体，对于一些立场鲜明、见解深刻、语言犀利的批评文章敢不敢用，用的时候能否做到尽量保持文章原味，不给修改得面目全非，从而让批评之声更顺畅地发出，这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环节。当然作为专业评论家，把握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和基本的批评尺度，秉承善意、理性、客观的原则，基于良知、出于责任、忠于事实、依于学理地开展评论与批评工作，而非建立在有意损害、侮辱对方名誉和人格的前提、基础上进行，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不过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切实建构起行之有效的评论与批评常态化机制，而不仅仅是凭借所谓的口头呼吁、倡导或者道德约束来保证完成，因为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很难彻底解决相关问题。换句话说，倘若这个机制不搭建、不完善起来，则无法从根本上保障批评双方尤其是批评方的切身利益，真正的文艺批评也就无法得到健康、深入且持续的开展，只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式微，而最终受影响的一定是文艺创作本身，以及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和学术表达自由。
王进玉，安徽宿州人，现居北京，知名青年学者、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现为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专委会委员，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新水墨专委会(新水墨画院)副主任兼秘书长，《美术报》《中国美术报》、新浪网等知名媒体专栏评论家，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副院长等。在《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美术报》等国家级刊物发表评论文章三百余篇，评论、诗词、散文、杂文等共计百余万字。出版有评论集《发现》《让评论家说话》、诗文集《爱在继续》《母亲花》、书法集《王进玉自作诗词书法》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