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提巴尔第，也称为色提卜·阿勒氐，新疆乌什人。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30年里，他先后从过军，担任过英吉沙、阿克苏、喀什噶尔（喀什）和叶尔羌(莎车)的阿奇木伯克。

伯克，是维吾尔族传统的官职，阿奇木伯克是清朝南疆各城的首领，其地位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县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夏季，新疆南部发生了大和卓布拉呢敦和小和卓霍集占策动的叛乱，史称“大小和卓叛乱”。他们的叛乱受到了当地人民和许多维吾尔族官员的反对。如库车阿奇木伯克鄂对不愿参与叛乱，逃往伊犁。结果大小和卓将其家属全部杀害。

色提巴尔第及其弟弟鄂多什属下有1500余户、6000余人，系有一定势力的头领。色提巴尔第在大小和卓叛乱的问题上立场是鲜明的。拒绝参与叛乱。他逃往伊犁，主动要求参加平叛。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乾隆皇帝弘历对鄂对、色提母尔第与噶岱默特三人“恳请效力军前”的行动给予鼓励，授鄂对为散秩大臣，给予色提巴尔第与噶岱默特三品顶带。同年七月，他们因为平叛有功而受到奖励。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夏，大小和卓的叛乱被平息，南疆统一了，色提巴尔第从军营转入地方，授职为阿奇木伯克。他先后在英吉沙、阿克苏等地任职。

乾隆三十八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已经年多了。回归之时，他们虽然受到了政府的妥善安置，受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在新建家园的事业中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回归祖国时在人力物力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在短期内是难以弥补的，在生产和生活中还有许多困难，尤其是缺乏粮食。就在这一年的七月，色提巴尔第呈请：“情愿碾面八千石，运至哈喇沙尔(焉耆)，并口袋收贮，以资济渥巴锡人众”。又欲自备牲畜，驮运粮食千石至哈喇沙尔。在色提巴尔第的带动下，同年八月阿奇木伯克鄂对、迈达雅尔等也呈请，情愿自备所需口袋扎绳等项物件，将粮食运往哈喇沙尔；鄂斯蹒等伯克也让所属民众自备牲畜，将接济渥巴锡的数万石粮食运往土尔扈特牧地。

九月，阿奇木伯克公噶岱默特等，也多次呈请，愿意捐出所有载运粮谷之口袋，帮助土尔扈特。为此，乾隆优先奖励了色提巴尔第。对其他伯克也分别进行了奖励。土尔扈特部人民在维吾尔族人民的慷慨支援下，生活得以安定，对此首领渥巴锡与土尔扈特部人民都非常感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叶尔羌发生了一起大贪污案，乾隆皇帝直接过问了此事．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高朴强迫并剥削维吾尔族农民盗采官玉私售案。高朴是叶尔羌办事大臣，在任职期间肆意向维吾尔族人民“勒索金银珠宝诸物”，又强迫维吾尔族农民为他“开采玉石，串商牟利，并公然谴家人载赴内地私卖”。经查抄其家，“既查得金珠玉碗等物”，“并查得高朴彼处仍现有银一万六千余两，金五百余两”，经传讯其家人沈泰等，据供称：高朴“任内积有金银数千两，珠宝不计数”，“高朴家人在苏州半载有余贩卖玉石。肆行牟利，价值数十万两”。高朴只得俯首认罪。

高朴案情的败露，是由色提巴尔第揭发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三月，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病故，高朴奏请让鄂对之子鄂斯蹒代替父职。乾隆担心在一个地方子袭父职会出现不良后果，没有同意，将色提巴尔第从喀什噶尔调到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让鄂斯璃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

色提巴尔第到任之后，便发现高朴利用权势驱使3000多名维吾尔族农民到密尔岱山为其私采玉石，串通苏州商人运往内地贩卖。他还了解到高朴向当地民众勒索财物，“自鄂对病故后愈甚”。这说明高朴恣意横行，欺压民众由来已久。

色提巴尔第到任之后，高朴便以重礼贿赂他，色提巴尔笫将高朴行贿送来的50个元宝交给自己的通事(翻译)萨木萨克封存，向永贵控告了高朴的罪行。当时永贵在乌什暂时代理参赞大臣的职务(此案了结后迁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接到色提巴尔第的控告后，即据实参奏，并亲自到叶尔羌查核。罪证确凿，同年十月高朴在叶尔羌城外被正法。

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之事发生在将近200年前，这确实难能可贵。高朴不是一般官员，高朴的爷爷高斌，是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朴的亲叔叔是两江总督。所以，控告他要担很大的风险，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气概，是断乎不敢这样做的。

高朴的大贪污案牵连了当时的许多官吏。前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曾与色提巴尔第一道反对大小和卓叛乱，一起参加平叛，是有功之人，但在高朴的问题上做法截然不同。鄂对不仅没有劝阻高朴的胡作非为，也未将实情呈报，反而“给予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令其带回内地售卖”。还有阿奇木伯克的副手伊什罕伯克阿不都舒库尔伯克，与高朴朋比为奸，“怂恿高朴，酿成事端”。因此也被正法。总之，与高朴共事的既有清政府官员帮办大臣，又有众多的地方伯克，他们都没有揭露高朴的罪行，或听之任之，或同流合污，唯有色提巴尔第据实控告，针锋相对，这就足以证明色提巴尔第是一个正派的地方官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色提巴尔第病故。他的历史功绩，历历可数，值得我们称道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