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弗里·布伦戴奇，是唯一一位来自欧洲之外的国际奥委会主席，1887年9月28日生于美国底特律。190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工程系。他早年即热衷田径运动。在大学时(1908年)就已是大学校际全能冠军。1912年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5届奥运会，获五项全能第5名。1914年、1915年和1918年3次夺得美国全能冠军。他曾7次连任美国业余田径联盟主席，担任美国奥委会主席25年(1929年-1953年)。他还曾担任泛美运动组织主席12年。1936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37年-1972年为执委，1946-1952年任副主席。1952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直到1972年离任。

国际奥委会第5任主席，美国田径全能运动员。

1915年开设布伦戴奇建筑公司，承建芝加哥的多座摩天楼和其他大型建筑，并因此致富。

艾弗里·布伦戴奇在主持国际奥委会期间，坚持奥运会的业余性质，主张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分离。布伦戴奇还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收藏了大量亚洲艺术品，后捐赠给旧金山市，在那里专门修建了一座艺术馆加以收藏。布伦戴奇于1972年离任后享有名誉主席的荣誉，并于1975年获第一枚奥林匹克金质勋章。同年，病逝于德国的加米施-帕滕基兴。

布伦戴奇自幼即喜爱体育运动，特别喜爱田径和篮球，而且天赋不错。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工程技术专业，并以第1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伊利诺斯大学的杰出校友。在校期间，他是学校篮球校队主将，铁饼及十项运动冠军。这个期间，他还夺得过美国中西部大学田径运动会数项冠军。1912年，他作为全能项目选手参加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获田径五项全能第5名。1914年、1916年、1918年3次获美国田径比赛十项全能冠军。

1915年，在芝加哥创设布伦戴奇建设公司，盖了许多摩天大楼，成为全美著名的工程师及商场巨富。布伦戴奇参加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之后，在1928年—1938年间领导全美业余运动联盟，担任过美国田联主席，手球协会主席，参与组织过泛美运动会，出任过美国参加 1932年和1936年奥运会代表团团长，并在1928年—1952年任美国奥委会主席。

1932年，他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先后担任过国际奥委会执委（1936年－1975年）副主席、（1946年－1952年）。1952年7月16日，在埃德斯特隆引退之际，他在国际奥委会赫尔辛基全会上（当时兼任美国奥委会主席）以（30：17）的票数，击败了英国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爱格塞特（当时兼任国际田联主席），当选为第5任主席。1972年退位任名誉主席，在国际奥委会历史上，任主席职务达20年，仅次于顾拜旦和萨马兰奇。

1955年，美国乔治·威廉姆斯大学法律系授予布伦戴奇名誉博士的称号。在仪式上，主持人曾对布伦戴奇进行了这样的介绍：“布伦戴奇先生是位工程师。作为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作为技术发展组织的主席，作为数家大旅馆的所有者，他对芝加哥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布伦戴奇是个艺术爱好者，他狂热地喜爱东方艺术，并收集了大量宝贵的东方艺术珍品，在旧金山公园内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博物馆。1971年，当他决定离任后移居德国时，他把自己的所有珍藏捐献给了国家。

布伦戴奇还收藏了许多体育书刊，并将这些数十年的收藏及有关国际奥委会的珍贵历史资料，全部捐赠给了他的母校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使奥林匹克的研究学者可以公开阅览这些历史文献。

卸任之后，布伦戴奇与联邦德国一位公主结婚，定居在慕尼黑附近的加尔米施·帕藤基兴（那里曾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直到1975年5月7日病逝。国际奥委会在1975年将奥运史上的第1枚奥林匹克金质勋章追授给了布伦戴奇。

布伦戴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首先面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东欧国家集团的势力已逐渐强大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抗衡的程度；第三世界的崛起更是给这种东西方对抗增添了复杂的色彩。这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也自然反映到奥林匹克运动之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进入奥林匹克世界，打破了长期由西欧、北美国家垄断奥运赛场的传统局面，第三世界在奥运赛场的逐步崛起，亦向欧美传统的奥运优势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介入奥运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一些国家纷纷效仿苏联，由国家全力培训体育选手——日后被称为“国家选手”，而且其训练方式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职业选手。这对于一生倡导业余运动，被誉为“业余先生”的布伦戴奇，以及国际奥委会长期以来所规定的业余运动规则，甚至于顾拜旦的理想，均是一种挑战。

布伦戴奇曾多次访问希腊的奥林匹亚，对奥林匹克之精神原则相当执着。他是世界业余体育运动的忠实代表和实践者，是奥林匹克理想的热心鼓吹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反对职业化、商业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侵蚀。他绝对忠诚于顾拜旦制订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化原则，不允许商业化、职业化的潮流污染纯洁的奥运赛场。他对各种广告所充斥的奥运会很反感，对其不屑一顾。许多选手因违反业余规定而被取消资格。

由于情况的变化，国际奥委会有一些委员针对运动员资格的规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当宽松一些。布伦戴奇听到之后很是生气，曾经在1971年向执委会提出建议要开除6名有这方面倾向的委员。

布伦戴奇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时代的局限，带有比较浓厚的保守主义情绪，这大概与其坚持业余原则是有一些关系的。

布伦戴奇对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介在未来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认识迟钝，反应迟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进程。

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上，第三世界起步甚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奥委会就曾经专门研讨过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当时主要是指亚洲和非洲而言，因为南美洲多数国家，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

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和非洲的情况才有了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经过顽强的斗争获得了独立，拥有了完整的领土和主权，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上构成了一支新的力量——第三世界。与之相适应，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1940年，泛美体育组织正式成立。1951年，举行了第1届泛美运动会。1949年，亚洲体育组织正式成立，第1届亚洲运动会于1951年举行。1965年，第1届非洲运动会正式举行，1966年，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正式成立。

第三世界的体育运动发展虽然缓慢，但却顽强地向前发展着。如果说，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只有14个亚洲和2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参加。但8年后的罗马奥运会上，来自第三世界的队伍却上升至近30支了。不过，由于第三世界的贫穷落后，还无法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显示其水平、发挥其作用。1961年在国际奥委会雅典全会上，老资格的法国委员傅蒙伯爵首先提出了要对第三世界提供具体的物质援助的议案。这个议案得到了以布伦戴奇为首的国际奥委会的认可，一个以博蒙为主席的委员会随即诞生。但由于国际奥委会的财力微薄，这个议案还不能付诸实施。

1964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在国际奥委会东京全会上，正式认可了博蒙领导的委员会对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的建议。冬去春来，随着夏季及冬季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转让，大笔金钱陆续输入国际奥委会空虚的金库：如夏季奥运会奥运会电视转播权所获得的收入逐年增多：1960年395000美元，1964年1500000美元，1968年4500000美元，1972年7500000美元。这些收入，使国际奥委会的财力得到空前的增长，对第三世界提供物质援助乃至日后进一步提供各种业务培训已由可能变成现实。

于是，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前夕，一个被命名为“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援助项目正式问世。它的诞生，如同给久旱的土地带来了甘露，对奥林匹克运动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布伦戴奇对奥林匹克与政治的关系，在愿望上是坚持顾拜旦的原则：尽量不参与政治，以减少政治对奥林匹克的干扰。这一点，从国际奥委会为了调查南非的种族歧视状况，布伦戴奇写给调查组组长基拉宁的信中也可看出：

1967年8月31日，布伦戴奇给基拉宁写了下面一封信：

感谢您的有关赴南非特别委员会的所有来信。它们使我得以事先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我荣幸地通知您，所有事项都已安排就绪，您将于下周成行。在您离开之前，尚有一事相告。

如果我们要对种族隔离本身作出估价，委员会的派遣本来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所关心的是南非国家奥委会以及它为遵守奥林匹克规章，特别是第24和25条款采取了哪些行动？

1936年，当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纷纷谴责纳粹主义，许多人要求把奥运会迁出柏林的时候，我们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反共人士要求把东方国家排斥于奥运会之外。

我们不应介入政治事务，也不能允许奥运会被当作工具或武器从事与其本身无关的事。感谢您接受了这项微妙而重要的任务。请接受我最良好的祝愿，祝这次使命愉快，成功，轻松。

诚实的，艾弗里·布伦戴奇

“不应介入政治事务，也不能允许奥运会被当作工具或武器从事与其本身无关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是一个理想化的愿望。因为奥运会的许多仪式都强化了“国家”的意识，何况各国体育交往的本身也排除不了国家的色彩。对此，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萨马兰奇的认识还比较贴近实际。他说：“体育不涉及政治，这说起来极为容易。不过在现实中，则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体育不得不与政治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在某些国家里，就不能没有政治。”

布伦戴奇反对政治对体育的干预，他有一句经常重复且广为人知的话：“当你跨进体育的门槛时，就把政治抛弃在门外吧。”然而，在战后的冷战年代里，他却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曾长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据考证，布伦戴奇在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的态度，甚至比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态度还强硬。在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50届雅典全会上，以23：21通过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的议案。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承认一个奥委会，因此，所谓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会”应自然废除。但是，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操纵下，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却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字样。在以后的各种活动和文件中，还出现了“Formosa－CHINA”和”Peking－CHINA”两种称谓，甚至允许台湾运动员代表“Formosa－CHINA”参加第16届奥运会，公然违反《奥林匹克宪章》和制造“两个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

为此，早在1947年就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先生，站在新中国奥委会的立场，在第50届雅典全会后国际奥委会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出抗议。他还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进行了多次措辞激烈的通信交涉，指出台湾的体育组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组织，无权代表中国，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制造“两个中国”。但布伦戴奇却坚持错误立场，反诬中国在“搞政治”，甚至称台湾过去“不是属于中国的”。他不仅态度非常强硬，还指责董守义先生违反《奥林匹克宪章》。

布伦戴奇1958年6月1日给董守义先生的回信，可谓是最后通牒了，他说：“你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却不顾自己的职责，在任何机会你都企图提出政治问题，企图制造各国体育界的混乱。假如你继续违背我们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的话，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你辞职。”

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董守义先生在当年的8月19日发表声明，拒绝同布伦戴奇合作。同日，新中国奥委会也发表声明，由北京政府主导、正式单方面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分裂成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德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奥委会。1949年9月成立的联邦德国奥委会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由于政治的原因，民主德国奥委会没有得到认可，不能单独组队参加奥运会。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暂管的原德国萨尔州，也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奥委会。法国方面一再与国际奥委会交涉，使萨尔州作为单独的地区获得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权利——入场式时，萨尔州队按芬兰语排在联邦德国之后入场，很让人回味不尽（1956年，萨尔地区举行公民投票，按照多数公民的意见，该地区于1957年1月1日又重新回归联邦德国。因而，萨尔队1952年是第1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参加奥运会）。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力主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组成共同队参加奥运会，但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坚决不同意，从而放弃了这次参赛机会。

1956年的奥运会是布伦戴奇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的第1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成功地解决了复杂的德国问题。布伦戴奇以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办法，把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的两支德国队和当时来参赛的民主德国队组成了一支统一的德国队——1955年6月18日，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召开第50届全会。会上以27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了对民主德国奥委会的暂时承认，前提是：两个德国必须组成统一队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否则暂时承认便立即中止。

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组建了统一的德国队，由139名联邦德国队员和37名民主德国队员组成。上届奥运会时单独参赛的萨尔地区也加入了德国队的行列（奥运会于1956年11月至12月举行，萨尔地区从1957年1月1日回归德国，也就是说，萨尔地区的体育运动先于其它方面回归德国——作者注）。两德双方谈判商定，由队员多的一方担任代表团团长；使用上面有奥林匹克五环旗的黑。红、金三色旗为统一队队旗；颁奖仪式上使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作为替代国歌。

两德问题的成功解决，诞生了一种处理参赛权力的“德国模式”，也给我们解决类似一些问题提供了借鉴。1988年，朝鲜双方曾谈判沿用“德国模式”，但遗憾的是未能成功。后来继任的基拉宁勋爵在回忆录中写道：布伦戴奇也曾想应用“德国模式”处理中国问题，但同样没有成功。

徐亨是中国台北奥委会名誉主席，他1970年加入国际奥委会时，布伦戴奇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亨与布伦戴奇关系甚好，交往密切。徐亨曾与夫人一起应邀出席过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会议和社交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按规定不允许他们参加，但有布伦戴奇的关照，一切显得那么自然了。

在国际奥委会1970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上，一向以支持台北反对北京的布伦戴奇，建议吸收台北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国际奥委会增选新委员有不成文的规定和要求：主席应在新委员所在地区进行认真的调查。然后，主席通常与其他委员特别是执委们一起讨论候选人的情况。退休的委员的建议，对于挑选他的继任者有着特别的分量。最后将名单提交给执委会，然后在全体会议上接受并通过。

当时出现了少见的情况，执委们一致反对布伦戴奇的提名。因为大家都知道，国际奥委会中有一部分委员早就背着布伦戴奇，与北京方面的“有影响人士”进行秘密接触，而且发展趋势良好。因为他们对布伦戴奇的比美国政府“还要强硬”对华态度，有看法，而且暗中也得到了基拉宁副主席的支持。他们明白，布伦戴奇的举动将使他们过去的努力毁于一旦。一些委员也指出：接收台北的徐亨，将立即会被认为是支持这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因此，执委们一致决定不推选徐亨，但最终也没能拗过布伦戴奇。

当国际奥委会全会进行到“接收新委员”时，布伦戴奇宣读了一份名单，徐亨也在其中。当时，坐在布伦戴奇左侧的爱克塞特勋爵高声喊到：“我们不推选徐先生！”其他一些委员也同声附和着，对爱克赛特表示支持。但是，布伦戴奇对他们不予理睬，仍我行我素，最后还是把徐亨拉进了国际奥委会。

后来，委员们也慢慢默认了。因为他们懂得：在一个由西方大国说了算的“绅士俱乐部”里，是不会发生反对独裁歧视中国事件的。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有效果的。

在现代奥林匹克史上，布伦戴奇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继任人基拉宁勋爵在其回忆录——《我的奥林匹克岁月》中曾经介绍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布伦戴奇的家长式作风很严重，也不喜欢奥林匹克代表大会（即国际奥委会、各国国家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应邀参加的有关各方面的联合会议）的民主气氛。他一直拒绝召开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他在任期间未举行过一次奥林匹克大会），直到后来，遭到执委会和奥委会多数委员们的反对。在各国际体育联合会为他的退休而在洛桑的皇宫饭店举行的晚宴上，布伦戴奇大动感情，后来竟伤感地大哭起来，似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醒悟。

布伦戴奇有时也像某位教皇那样，惯于用令人吃惊的语音对他的听众讲几句外语。他全然不知，当时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都感到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一种难堪和炫耀。

布伦戴奇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的方式独裁，他把规章和理想变成了一种任格。他把国际奥委会看成是一个小世界，他自己是上帝，在位的时间一长，就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以至于每个同他意见不合的人都被视为有造反嫌疑。基拉宁在1969年的华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议上，曾经敲着桌子骂他是法西斯分子。

基拉宁还认为，布伦戴奇在位的时间过长了，起码他的离职迟了4年。

除了这些批评之外，基拉宁还指出布伦戴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没有他在1952年赫尔辛基出任主席，奥林匹克运动就可能面临战后的分裂和涣散而崩溃。当时，奥林匹克运动的运转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他对奥林匹克原则的忠诚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聚集在一起，这一贡献是永远不可忘怀的。

基拉宁勋爵还认为，虽然布伦戴奇的独裁为他树敌不少，但他仍然赢得了尊重。作为整体来说，国际奥委会还是尊重他的。

选择萨马兰奇可以说是布伦戴奇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的一大贡献。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布伦戴奇的支持，萨马兰奇可能不会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更不会有奥林匹克运动的今天。萨马兰奇于1953年第1次正式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他当时任国际旱冰协会副主席；1955年又兼任国际地中海运动会委员会副主席和西班牙奥委会副主席。1956年，布伦戴奇在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初识萨马兰奇，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2年，布伦戴奇在瑞士埃维昂国际奥委会与各国家奥委会的会议上，再次注意到了萨马兰奇。以后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布伦戴奇发现萨马兰奇有种特殊的组织才能，更使他下决心要让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领导机构，因为国际奥委会需要有一个“具有体育头脑而脚踏实地的人”。

但是，要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领导机构有许多阻力，其中主要的是受到《奥林匹克宪章》的限制。1894年通过的《奥林匹克宪章》并没有规定每个国家只能有一名委员，因此在历史上西班牙在国际奥委会曾经有两名委员。1954年两名委员之一古埃利男爵年高谢世，这样西班牙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增补一名委员。但在1953年国际奥委会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会议上，补充了一条规定：即自该年起，只有地域辽阔具有奥林匹克光荣传统或者主办过奥运会的国家，才能最多同时有两名委员。当时符合“地域辽阔、具有奥林匹克光荣传统”条件的国家只有印度、巴西和希腊三个国家。所以，这条规定在萨马兰奇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画了一条禁逾线。后来在1961年和1965年萨马兰奇又两次提出入会申请，均因《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名额限制而未获通过。

1966年，国际奥委会在罗马举行第65次会议，布伦戴奇再次把萨马兰奇入会的问题纳入会议日程。当时，因为国际奥委会里已经有了一名西班牙籍委员，所以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萨马兰奇的朋友、记者梅尔塞对他透露一些信息：“布伦戴奇做了不少工作，有不少人反对。”萨马兰奇当时倒是信心十足，因为他了解布伦戴奇对自己的赏识以及布伦戴奇凡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而且，4月27日的投票日，是圣女蒙特塞拉特节，圣女蒙特塞拉特是他故乡的保护神，有圣女的保护，他相信会成功的。

4月26日，是大会表决的前一天。在这天的会议上，布伦戴奇的力抒己见，坚持要给西班牙增加一个委员名额。他为此解释说：以前制订及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已不适应20世纪60年代世界体育发展的形势，现在又到了必须修改的时候了。随后，他列举了萨马兰奇的许多优点及他为发展西班牙体育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并希望各位委员认真考虑萨马兰奇的入会，将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委员们各抒己见，最后同意了布伦戴奇的提议：第2天进行表决。

4月27日上午，投票结果终于出来了。最终以3票的多数，通过了布伦戴奇的提名。萨马兰奇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名成员，并以不知疲倦的精神投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之中。

许多年之后，萨马兰奇问布伦戴奇为什么把自己选入国际奥委会？布他戴奇的回答不无幽默：“因为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主席。”

世界进入了新的时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代，理想主义与固执呆板兼有的布伦戴奇终于决定引退，告别自己长达60年的奥林匹克生涯，把领导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重任转交给适应新时代的人物。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成了领导世界奥林匹克运动长达20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告别仪式。作为告别仪式，慕尼黑奥运会并未因为发生在奥运村的谋杀惨案而失去光彩，相反，布伦戴奇在即将告别奥林匹克历史舞台时，又一次以铁腕拯救了因谋杀惨案可能导致倒退的奥林匹克运动。

“奥运会必须进行下去！”的决定，为布伦戴奇的奥林匹克生涯，写下了一个休止符号。

当布伦戴奇站在慕尼黑奥运会闭幕式的讲坛上，用德语向观众告别时，体育场上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幕上用英文打出了“感谢您，布伦戴奇！” 的字样。

在充满离别之情的时刻，联想起奥林匹克运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本届奥运会发生的谋杀惨案，布伦戴奇和许多观众都流下了惜别的眼泪。这就是布伦戴奇.

生平大事记

·1887年9月28日布伦戴奇出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的底特律。

·1912年作为田径五项全能选手参加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获第5名。

·1914、1916、1918年3次获美国田径比赛十项全能冠军。

·1915年在芝加哥创设布伦戴奇建设公司，此后建成了许多摩天大楼，成为全美著名的工程师及巨富。

·1928一1938年间领导全美业余运动联盟，担任过美国田联主席，手球协会主席，参与组织过泛美运动会，出任过美国参加 1932年和 1936年奥运会代表团团长。

·1928—1952年任美国奥委会主席。

·1932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

·1936年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

·1946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1952年7月16日在国际奥委会赫尔辛基全会上以30：17的票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第5任主席。

·1955年美国乔治·威廉姆斯大学法律系授予布伦戴奇名誉博士的称号。

·1956年在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初识萨马兰奇，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6月1日给董守义先生的回信，讲：“你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却不顾自己的职责，在任何机会你都企图提出政治问题，假如你继续违背我们宪章的文字和精神的话，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求你辞职。”可谓是最后通牒了。

·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发现萨马兰奇有种特殊的组织才能，下决心让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

·1964年在国际奥委会东京全会上，同意了博蒙领导的委员会对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的建议。

·1970年在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会议上，不顾众多委员的反对意见，接纳中国台北的徐亨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71年离任后移居德国，把自己珍藏的所有东方艺术珍品都捐献给了美国。

·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发生谋杀惨案，不为所扰作出“奥运会必须进行下去！”的决定，为其奥林匹克生涯写下了一个完满的休止符号。

·1972年退位，任名誉主席。

·1972年与联邦德国一位公主结婚，定居在慕尼黑附近的加尔米施·帕藤基兴。

·1975年5月7日病逝。

·1975年国际奥委会将奥运史上的第1枚奥林匹克金质勋章追授给了布伦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