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在公文、契约或供状上画花押或写“押”字、“十”字，表示认可。

在印章发展史上，六朝印在印式、篆法的衰落及纸张的普遍使用的影响之下，隋唐官印不管是在铸造方式、文字特点与印式外形上，均作了划时代的改变。“押印”也在这股变革风气的影响之下，渐渐地发芽，持续蔓延茁壮，渐渐地成为一支独立而有特色的印系。

“元押”在印学的分类上，与“元朱文”以及“汉印”一样均属一种较为笼统的称谓。着重在描述三者的印风，而不计较三者所存在的时代。“汉印”乃以两汉为主干，上溯可至秦代，下及魏晋。元押则以元代押印为大宗，印章风格可上追至唐、五代、宋，遗风可及明朝。元押的组成有二个重要因子，一是符号部分，一是文字部分。

“元押”的相关名称很多。“花押”“押记”“画押”“花书”“五朶云”“花字”“署押”¨¨等等。本文为求统一，除了引用资料外，所有以“印章形式”存在的相关印记，以名词状态叙述者，都称为“押印”；而以毛笔书写等动词状态存在者，皆称以“画押”。本文将分别对元押印的文字(楷书)部分，以及非文字(画押符号)部分，的源流作分析探讨。进而对元押印的风格造形等，作一追溯与分析。

“押，说文，署也。” ；“押”押署也，徐曰：“今人言文字押署是也。” ；欧阳修(西元1007-1072年)在《归田录》云：“俗以草书为押字。” ；宋洪迈(西元1123-1202年)《容斋五笔》：“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 所以最早“押” 的出现是一种字迹形式或签名的动作，大多强调“文字” 形式，较少论及“符号” 形式，并且尚未以印章的形式出现。《汉语大词典》所作的解释是：“在公文或契约上签字或画符号，以作凭信。亦指所签的名字或所画的符号。”“文字” 形式及“符号” 形式皆有论及。

宋元时代已有许多使用画押的记载，宋王溥(西元年)《唐会要·百官奏事》：“景龙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勅，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 。 宋黄伯思（西元1079 ~ 1118 ）《东关馀论》云：“唐人一书中云，文皇令文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后人遂以草名为花押，韦陟五朵云是也。” 宋洪迈(西元1123-1202年)《夷坚丙志．周庄仲》：“周庄中，建炎二年登科，梦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书押。” 宋周密（西元1232~1298年）所撰《辛癸杂识》云：“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朵云是也。”；黄伯思引用《唐书·韦陟传》所述对于“押”的解释，首先点出“押”不只是一种文字而且还是一种符号及图腾的概念。《宋史·高宗纪》：“必先书押而后报行。”顾炎武《日知录·杂事·押字》：“集古录有五代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者，皆草书其名，今谓之画押。” 因此画押的出现是为了防奸辨伪，进一步能画押为据以示信用，与印章同样俱备有示信于人的功能。

画押的书写直接表现出个人的习惯与创意，只有本人知道是根据什么而写，因此他人难以作伪。《容斋五笔》云：“今浯溪上有大押字题原云：“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又说：“又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为何。”

因“押”与“鸭”同音，《三国志·魏志·齐王方传》：“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 。南朝宋斐松之注《世说》及《魏氏春秋》并云：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己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粟，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 ”， 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帝指齐王曹芳。文王指司马昭。“鸭” 与 “押”谐音。优人连唱 “青头鸡 “，是暗促曹芳下决心在杀掉司马昭的诏书上签字画押。” 从一方内蒙古出土的鸭形《王押》（图1）印中可以说明其中的相连性。

元押释文如〈王押〉“王”是指文字部份，“押” 指的则是符号部份。上节文献所述，押是 “署也”， “草书为押字”、“签字或符号”、“名字稍花之”、“草名为花押”、“草书其名”，以上这些称“押”的解释，多指签名、签署，并没有涉及太多 “图像”、“符号”的意味。《唐书·韦陟传》中述：“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若将“陟”字“名字稍花之”书写成为类似“五朵云”的图形，应该是不难想像的事。所以许多文字画押转变成的符号(非文字)与草书及文字装饰应用有密切的关联性。韦陟的“五云体”则是文字画押转变成的符号的关键资料。

由于签署自己的名字，书写日渐熟练后，字迹趋近草书字体，是很自然的事。而后为了更求迅速并求防伪及表现个人特色，“花押”的符号形式便自然形成，即所谓的“名字稍花之”。　画押以简单的符号快速书写，藉以代替签写姓名的示信效力，久而久之其迅速便捷取代了书写姓名的繁复费时。所以画押应当是从名字或特定的文字快速写书而来。 又由于书写时的独特性，往往有些已经无法从中识别是何种文字。在文书上以署名或署押立信，在晋唐文书遗迹中已是经常常见的。

关于画押“入印”开始的时间，据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所述“唯唐宋押名，类以墨笔书写，降至元代，乃以刻印代之”。“故署押一制，萌于汉晋，而盛于唐宋，制印于元明，衰有清。” 王氏认为元以后才有押印。

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句容器）盖自唐天宝至南唐后主时，于弁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 又说：“周广顺二年，平章李谷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平章李谷因为臂疾不能提笔画押辞位，所以周王指示以“刻名印用”即可。从陶宗义这段文字中，我们虽不得见李谷的押印形式如何，但以陶宗仪为元人的观点，道出“押字用印之始也”，应与元朝所通行的押印风格十分相近了。而这一段话，也是“画押”转变为“押印”最早最直接的文献记载。也可约略推测出陶氏所指押印之始在后周的广顺二年。

比起唐朝，宋朝是一国力武功较为积弱的王朝，但社会经济却持续繁荣。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汴京城桥二边车水马龙，汴河上繁忙的水运线，后段的城楼，市街各行各业的店铺鳞次栉比，行人络绎不绝。不难想像，在商业活络的当时，生产交易关系的扩大和民间契约中信用需求的愈趋频繁。“画押”与“押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两者之间不免产生变易消长，试作下列几项分析。

（1）方便亦不失效力

钤盖押印比执笔画押，有其方便及迅速的优点。再加上具有相同的凭据功能，又有易辨识不易摹彷的特点。原本以毛笔画押持信的方式，有可能渐渐转移成为押印持信的方式，使得押印得以在宋代稳定发展，进一步在元朝发展到高峰。

（2）“画指”的使用概况

近年来，新疆考古工作队先后在吐鲁番附近墓地清理出晋唐墓葬近四百座，共发现文书二千七百多件，最早的是西晋秦始九年（西元273年），最晚是唐大历13年（西元778年），历时五百多年 ，其中有以“画指”方式持信者（图2）。根据《敦煌买卖契约法律制度探析》文中所述：“最为普遍的签署方式，就是“画指”，由书契人书写契文，在契后一一并列双方当事人及见人、保人等的姓名，然后各人在自己名字下方，按照男子画左手食指，女子画右手食指的原则，画上一节手指长度的线段，并在指尖、指节位置画上横线，以示契约由自己签署。更普遍的是不画手指长度线段，而直接在姓名后点出指尖和两节指节位置。”

依推测，古代“执笔”应属文士们的专利，晋唐时能持笔画押者还是只有少数人，在地处边疆的地区识字者想必更在少数，更别说能执笔画押了。如其中〈西州高昌杨大智租田记〉后有“立契画指为记”，又如〈白怀洛举钱契〉后有 “立契获指为记”，二者皆为最简单“画指立信”的方法。但是毕竟以人的指节长度来示信显得笼统，不但在画指节时会有误差，人与人之间的指节长度相同也是常有的事，“画指”取信毕竟不是最方便的方法，延用久了必定会延伸出许多弊端。

自古以来印章就是个人的代表，如果有属于自己的押记，示信的功能必定将大大的增加，也大大的增加立契的方便性。所以“画指”的使用不便应该会造成“押印”日渐普遍的原因之一。画押与押印具同样效力，只是以不同形式为之。当然“押印”的方便与普及也必然会直接影响“画押”的使用频率，也可以说“押印”的普及将导致“画指”日渐式微。

这种转变与生物学上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也可能是因为印章的制作不普及，市井小民难得使用的情况下，限制了押印的快速成长。

（3）画押不易辨识

欧阳修所说：“俗以草书为押字”。而《容斋随笔，柳应辰押字》有阆中陈思者跋云：“押字，古人书名之草书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 又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云：“押字自唐以来方有之，盖亦署名之类，但草书不甚谨，故或谓之草字。” 押字画法如写草书，虽难以模彷，亦有其难以辨识之病，由于画押无一定格式，无法定型，再加上文房用具前后时代不同，或签押时的桌椅高度以及心情，都会使签押笔迹很难每次都前后一致，恐怕会造成识别上的困难，为了取信并防伪，就要以固定的格式出现，如果将押记符号刻成押印，使得签押前后一致，自然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4）使用者的心态

汉以后，玺印一直是象征社会地位的代名词。“元狩四年以后，印的大小、质地、字数，甚至印绶，便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尊卑有别，不能逾越。”， 由存世的押印戳记多有钮、有穿，估计这些印记多为配带之用。配在腰际既有身份的象征，又有美观持信的作用，或基于是当初的一种时尚，甚至是一种追求虚荣的天性，也可能吸引更多的使用者，也是押印持续普及的原因之一。

（5）不擅执笔而画押

初执毛笔者或不谙用笔者，欲写出相同的笔迹，有相当的困难性。由于押印多为民间商贾庶民使用，示信者或有许多不能持笔画押者，必须依赖钤印示信于人。宋代与当时邻近的辽、金、西夏亦时有交流，所以这些兄弟民族更不谙汉字，甭说执笔画押，押印便大大提升其使用市场。故在许多的出土资料中常见到金代、辽代的押印，而且这些押印与元押风格已经完全一样，表示当时元押风格已经固定下来。

另一次使押印盛行的原因，无疑是蒙古入主中国后的时期，蒙古人入主中原，在元廷划分的四个民族等级中，地位最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多不识汉字，所以在执政交往中“不能执笔画押”，更不认识天书般的汉人印章篆文。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中提到：“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以陶宗仪的解说来推测，蒙古色目人是一个游牧民族，手持刀枪容易而书写汉字尤感困难，于是执笔画押被固定押印所替代，由此造成了元代押印鼎盛的风气。在唐、宋间略有使用的押印，就像星火燎原一般，迅速的由官方及民间普遍流行了起来。

据《黑城出土文书》所记“各类文书中，经笔者查阅有黑墨印的押印达13类，计108处。用有黑墨签押的达12类，计122处。其中在站赤类F116：W397一件文书上见有5人使用黑墨押印，三人黑墨签押，共计8人。该文书上的“印押”与“签押”同时并用，也正是前面介绍的“联合签署”方式。” （图3）同一份公文中有签押式与印押式的，表示在当时这二种示信方式可以同时使用，也具有同等效力。这也显示画押与押印同时同地在使用，也间接可以透露出“画押”与“押印”之间相互转变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