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番邦犯境，边关告急。花木兰的父亲列名征兵军贴。木兰虑及老父体弱，弟弟年幼，思之再三，决定女扮男装，冒弟弟木棣之名，替父从军。木兰辞别双亲，披星戴月，快马加鞭，奔赴边关。途中，她还结识了几个朋友，全是应征人伍的战士，相伴同行。他们在接近前线时，忽闻战鼓齐鸣，杀声震天，魏军正与敌兵交战，突力子等三人夹战魏军贺元帅，木兰一马当先，杀退敌人。从此，她便得到贺元帅的赏识。戎马倥偬，十二年过去，身经百战的木兰已晋升为将军。某夜，木兰外出巡营，忽听群鸟飞鸣，她料想必是敌兵前来偷袭，惊起宿鸟。便禀告元帅，建议四面埋伏，智擒敌酋。果然，敌军中计，突力子被擒。元帅拟为木兰封官进爵，并把爱女许与将军。木兰不慕官爵，更不能与元帅之女成婚，只求赐与千里马，回故乡探亲。木兰返回桑梓，脱去战时袍，换上旧时装。朝廷册封木兰为尚书郎，元帅率领众将，抬着礼物，亲临花家，请见花木兰将军。木兰出堂，相见之下，元帅惊讶不已。于是，木兰细述从军经过，元帅盛赞木兰不愧是一位巾帼英雄。
1951年6月，为使抗美援朝义演更突出保家卫国的主题，陈宪章将马少波编写的京剧本子《木兰从军》用一周的时间改编为豫剧剧本。又根据常香玉的演唱特点，经过15天的日夜奋战，重点写好《征途》《荣归》两场戏，精心创编了几段唱词，由常香玉设计唱腔，突出“国家有难，不分男女，人人有责”的主题。经过排练，于6月30日在西安豫秦剧院首演。10月，根据观众意见和演出中发现的问题，陈宪章对《花木兰》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1952年，为了参加10月初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香玉剧社根据西北文化部对参赛剧目《花木兰》提出的修改意见，由陈宪章和剧作家王景中对《花木兰》的剧本进行修改、补充，使之更突出爱国主义的主体，充分反映花木兰的爱国情、战友情、故乡情、儿女情。常香玉对花木兰的唱腔，又进行了细致的加工。从剧情和人物感情的需要出发，丰富了唱腔的旋律和色彩，让花木兰的性格更丰满更突出，使唱腔更贴近生活。
花木兰的扮相为梳古装头、旦脚妆、豆青古装衣、绣花云肩、百褶长裙、飘带、彩裤彩鞋。投军时白色绣花箭衣、绣花白鸾带、快靴。巡营时黑绒滚边银泡改良靠，黑绒改良倒缨盔、斗篷、佩剑、高靴。
该剧还包含有比较浓郁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也是使得剧作具有亮色的重要原因之一。花木兰是一个女儿之身，而封建社会所倡导的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生在封建时代的女性，她的本分之事便是相夫教子、飞针走线。家庭之中一切对外事务完全是男人们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花木兰代父从军之前还是需要首先女扮男装，隐藏起自己的女性身份才能获得代父从军、抗敌报国的合法性。在一个充满男权思想的社会中生存，不仅男人鄙视女人，甚至女人也会按照男人的思维逻辑来思考一切，从而以男权思想来看待自身。花木兰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虽然男装能够掩饰住她的女性身躯，却难以驱除她女性的思维，尤其是在她的男战友们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表达出对女性的不屑与鄙视的时候，花木兰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谁说女子不如男》一段唱词，痛快淋漓地把花木兰隐含的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朦胧状态的女性意识呐喊了出来。在当时男权文化占主流的社会背景下，花木兰成为一名女英雄无疑是女性生存与文化的一个亮点和骄傲。
此外，演员们的出色表演以及豫剧特有的剧种特色对于剧作的成功也有巨大的支持作用。《花木兰》是常香玉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充分地体现了常派豫剧的突出特色。常香玉塑造的花木兰是一个质朴无华，“通俗”得让全国亿万民众、男女老少都喜欢的戏剧人物。常派的《花木兰》，没有像一些类似题材中的英雄那般处处激昂慷慨，大杀大砍，创作者是在表现她朴素的成长历程，表现她全家与刘忠等从军将士真切自然的思想变化，以质朴的手法表现一个质朴的英雄。剧中贺元帅为花木兰“提亲”一折，为表现花将军激动、慌乱、羞怯、可笑等复杂心情，常香玉将武生腔和花旦腔交替变换，豪放中有婉约、激越中有柔媚，音乐色彩的和谐律动，使人物的性格更饱满，既显示了花将军的大将气度，又展露了花木兰的女儿情态。这种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音色变换，尽展了一代巾帼英雄的倜傥风流，尽现了常派声腔艺术的动态美、充实美。在花木兰替父从军一段，金戈铁马、杀敌报国，动作、气质是威武、矫健、英姿勃勃的壮士气概，在“拜别爹娘离家园”“谁说女子不如男”“哪一天有外患我再去杀敌”等核心唱段中，以刚劲豪放的武生腔为主，高亢浑厚力度较强，抒发的是战友之情，将帅之情。这种种情感，常香玉用雄健、轩昂、崇高、壮丽的格调来表现花木兰的激越情绪、充沛感情，散发着热烈奔放的阳刚之气。（《戏曲鉴赏》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