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英语：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简称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共产党于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政治会议，全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团参加了此次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分四个部分：1、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2、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3、对第6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指示；4、党中央机构的选举。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开幕并召开第一次会议。

1956年2月2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

1956年2月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召开。

1956年2月26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式闭幕。

除苏联共产党代表外，中国共产党、蒙古人民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等来自全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方面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即将举行此次大会。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谭震林、王稼祥和候补中央委员刘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作为主持人在大会上进行发言和报告。

2月14日，赫鲁晓夫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报告分为3部分。第1部分《苏联的国际形势》，分析了自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着重阐述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3个理论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意味着完全停滞，意味着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停止，这种想法始终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不相容的。“必须仔细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不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的学说采取简单的看法，而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一切优良的东西，以便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来利用世界技术进步的成就。”

关于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赫鲁晓夫指出，50年代以来，欧洲和亚洲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了广阔的“和平地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社会集团采取了反对战争的立场；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进行积极的斗争来反对战争危险，主张同社会主义各国接近，赞成工人运动统一；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中较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正在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破产。“在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影响下，西方的有势力的人士中间开始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近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著名人士越来越经常地坦白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这并不是偶然的。”

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曾经干涉过或者准备干涉那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内政。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

关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一向断定说，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内部的事情；我们相信，全世界劳动人民一旦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他们迟早会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道路。”

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惟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迫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报告第2部分主要围绕苏联的国内状况展开，除了重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这两项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之外，还强调加强苏维埃法制。赫鲁晓夫表示：“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法制稍微削弱一点，就会使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乘机进行他们卑鄙的破坏活动。”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曾经审查了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查明这个案件是贝利亚和他的党羽捏造的。以后，中央委员会又审查了其他一些可疑的案件，采取了恢复正义的措施。“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恢复了那些被无辜判罪的人们的名誉。”

报告第3部分中，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严厉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表示，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其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2月16日下午，米高扬在大会发言中再次激烈地批判了个人崇拜。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米高扬公开否定斯大林的观点，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

2月21日，布尔加宁在大会上作关于1956一1960年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报告提出，第6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剧地发展农业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

2月24日，大会通过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宣布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

2月25日，赫鲁晓夫主持了大会的闭幕会议。在闭幕会议上，代表们通过关于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共选出133名中央委员（54名为新当选）、122名中央候补委员（72名为新当选）、63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作出的“秘密报告”引起了苏联人民极大的思想混乱。虽然有不少人接受报告的基调，认为斯大林是国家的罪人，但更多的人认为，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公正的，称颂斯大林将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1956年3月7日至9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肇事者”被判处1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

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未持反对意见外，其他国家多半表示疑虑、震惊和茫然。在秘密报告的影响下，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同年10月，又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

英国共产党于1956年4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发表一个公开声明；6月22日，英国《工人日报》又刊登英共政治委员会声明，对苏联共产党中央没有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遗憾。美国共产党于6月25日发表声明，谴责了此次会议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行为。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二战后曾一度成为本国最大的政党，但因为间接受到秘密报告的影响，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批退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逐渐被削弱。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最初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提出的方式上。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共产党起到了廓清迷雾的作用。后来，由于赫鲁晓夫在许多问题上的做法愈发出格，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其批评也明显加重。两党不断交锋，最终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价：“和平共处被赫鲁晓夫称作总路线，包含着掩盖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用心；和平共处被当作处理当代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甚至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斗争服从它，是不正确的。而和平竞赛事实上成了苏美争霸的军备竞赛；苏联没有摆脱替别国制订路线的窠臼，和平过渡论成了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借口；秘密报告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没有涉及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错误这个要害问题，显得不全面；掺杂着大量个人情绪，显得不严肃；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得不公正；仅仅将个人崇拜的原因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分析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显得不深刻。所以，这样对斯大林的谴责和批判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端，同时还为西方攻击斯大林、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成为“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导火索，甚至导致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赫鲁晓夫提出的部分论断虽然存在片面性，但意图则是要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新时代的精神。”

毛泽东评价：“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

《人民日报》于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社论中评价：“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评价：“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美国共产党于1956年6月25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自己原是应该发表这篇演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所谈到的问题，不管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恶，完全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事……把所有的错误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都归于一个人是同把苏联社会主义进展中的一切成就和伟大成绩归于一个人一样错误的。”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秘密报告）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