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编著之《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一书介绍：明清时代，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书画造假中心是明代万历到清代嘉庆(公元1753-1820年)时期的苏州。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所造假画统称为“苏州片”。

《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一书介绍：“明清时代的造假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在明万历到清代中期(公元1753-1820年前后)的苏州。据记载，这一时期的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他们所造的假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

中国书画作伪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明代书画作伪的地区，以工商业发达、人文荟萃的江南大城市为主，如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绍兴、南京、南昌等地，苏州为中心。

部分“苏州片”假作具有粉本底稿，同一件作品造假往往不止一件。具体做法为：先拷贝勾勒，再上色，设色浓艳。人物画也有不上色的，直接以白描的形式出现，托名李公麟等白描大家的名头。

造假采取流水作业，而且分工十分细致，细致到具体技法的分工，如线描、着色、皴染、题跋、写款、刻印等。

伪作除了摹、临、仿、造以外，还有利用旧作，以改、添、拆配、割裂等手法的作假。

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藏有“苏州片”作品，流传海外的也为数不少。

今天，“苏州片”仍在各种拍卖、展览等场合频频现身，逼真之极却绝非真迹。

苏州片作为时代的遗留，具有古之遗风和深远的文化底蕴，因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自2000年至2015年间，“苏州片”精品升值高达二三十倍。

苏州书画造假，明代中期就已出现，但其特色的真正形成，应在明四家去世以后。当时的苏州画坛深受“细文”及仇英画风的影响。“细文”指文徵明的细笔画风，仇英也是细丽的画风，以功力取胜。这种只重功力的画风，容易被造假者仿效，“苏州片”的特色由此形成。

仇英仿作极盛，大凡细笔青绿设色一类，多为青绿山水而以人物为点景，落款统统写仇英。世传仇英的伪作大多为绢本，匠气而少韵致。其中能以人物故事为主题，而不失仇英之工致与神态者，为精良之品。

仇英真迹，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先生评价是“真笔不论粗细，无不具有文秀之致”。

仇英款画成交价格极端悬殊，高到上千万元，廉价的仅几千元。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金运昌分析：“仿作也有高下分别。如果为晚明清初所仿，在当时也算是高端礼品，价格昂贵。清中晚期之后的则多滥造，设色艳俗，落笔粗糙”。他认为明末清初仿仇英的精品很难辨别出来。

“苏州片”所用的材料是产于苏州虎丘、山塘等地的细绢，主要伪造唐宋及明代作风工细严谨的一些名家。题材包括人物、牛马、花鸟和山水，多为《汉宫春晓》《上巳修禊图》及《清明上河图》之类的青绿山水人物画。

其署款都是古代名气最大的画家。不但作画，有的还配上假题跋及印章，仿造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鲜于枢、邓文原、柯九思、祝允明、沈周、文徵明、王宠、吴宽、董其昌等人书法或题跋，以为佐证。

书法造假，常见有唐寅、王宠、祝允明、文征明、陈淳等。

青绿山水人物画，多仿造唐代李思训、李昭道，宋代赵伯驹，元代柯九思、赵孟、倪瓒，明代文徵明、仇英等。其中以假造明代仇英作品居多，如《清明上河图》、《桃花源图》。《清明上河图》传世的不下二十卷，布局大致相同，都是摹自仇英的稿本。伪《清明上河图》不论署何人的款，里面的建筑一律青砖瓦房，砖城墙、砖拱桥，人物一律明装，基本根据晚明苏州山水塘景物绘制。这也为鉴定《清明上河图》提供了一些佐证。

画工笔设色花鸟画，多伪造黄荃、徐熙、赵昌、王渊等大名家作品;

白描人物，多署李公麟款。

大批的明代和清初苏州片，被后世收藏者视为真迹而珍藏。万历时期进士张泰阶曾编成《宝绘录》一书，集晋、唐至明代书画共200多件，其中有“元四家”和“明四家”，宣称书中丹青墨宝皆“稀世真品”。后为人揭穿，此书所载书画皆伪作。足见明代中晚期书画仿品之泛滥。

由于真迹罕见，苏州片，尤其是晚明至清初时期的细路仿品，对于后世平民出身的书画家在临摹和学习前人绘画的过程中，起到过积极作用。苏州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权贵和富商阶层对艺术教育资源的垄断。

晚晴时期兴起的海上画派画家中，大都出身贫困，接触和见到古人真迹的机会甚少，不少是在学习和临摹明代苏州片作品的过程中成长为画家的，但在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是二三百年前的仿品，自以为是真迹。出身贫困的任熊、任熏、任伯年等人所临摹的陈洪绶作品，农民出身的钱慧安早年临摹的唐寅等人作品，极有可能是早期苏州片。

早期海派名家周闲与任熊为挚友关系。据《任处士传》，任熊“留范湖草堂三年，终日临抚古人佳画。略不胜，辄再易一缣，必胜乃已。夜亦秉烛未尝辍，故画日益精”。周闲先人世代为低级军官，任熊出身贫困家庭，都不可能接触或收藏诸如陈洪绶、恽寿平一类名家作品的机会。他们所临摹和学习的作品，最大的可能就是苏州片一类的高质量前代仿品。

“苏州片”作品受“吴门派”风格影响较多。虽系伪托之作，但与当时作品相似，具有浓郁的明代气息。“苏州片”制作一般具有相当规模的作坊，大多是接单按需定做。桃花坞的印刷制版业兴盛，是临摹古画的集中地。

”苏州片“并非皆为亦步亦趋之仿品，部分作品乃取材于当时流行的木版画，并模仿当时流行的名家书画风格，假托以名人绘制而成，流行于富裕市民和读书人阶层，不能简单地划为欺世盗名的伪作。

事实上，一些以先贤事迹，佛道故事，孝经故事为题材的册页，作为中国最早成型的连环画，托以名人印款，但制作精良，是民间画师学习和模仿士人画的成功之作，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出品于明代万历二十年的《圣绩图》，就是用连环画的方式再现了孔子的一生行迹的优秀作品。

此圣迹图原图为册页，硬质封面、封底，木芯装裱红色花纹宋锦，紫檀边框。封面题签，竖排双行正楷“仇十洲画”，“文征明书”，大字“圣绩图”。分为上、下两函。版心绢质纸托绫裱，以硬纸对褶成幅，连缀样式，右为图画，左为诗堂。封面、封底与版心脱离，护页残损，上卷存画十九幅，前后护页各一，下卷存画二十幅，跋文一幅，前后护页各一，按宋以后规制，应为二十四幅册页。

最后一图末尾有“实父仇英制”文字题款。印章一方，葫芦形边框，篆书阳文“十洲”和“嘉靖戊戌春二月书于停云馆，长洲文征明”文字题款，方形印章两枚，篆书阳文“征”、“明”。最后一幅则为款署“征明”和庚子春高阳“许初”的跋文两篇，共计图三十九幅，文字一幅。

整体观之，绘画精致不苟，人物神态传真，淡雅庄重与妩媚艳丽相结合。题字小楷，笔墨颇具功力，与绘画相得益彰，是代表当时人物绘画水平的精品。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清宫旧藏、托名唐伯虎的春宫图《鸳鸯秘谱》最早出现于明末天启年间，唐寅早已过世。后来藏于清宫的刊本则是明代与清代的混杂，属清宫藏书中的珍稀善本，明代“苏州片”的另类精品之作。

进入清代，苏州片仿品的清代特征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日渐明显，失去明代的“古之遗风”。晚明时期的繁荣景象也已不复存，加上清朝历代的禁书和毁版，苏州的古籍翻版印刷业和书画仿古业的规模和质量都远逊明代，但是并没有停止。苏州继续作为仿作中心，延续到清代中期。

明代时期的苏州片作品，传至清代中晚期，多有破损和毁坏。此时的苏州又成为明代仿品的修复中心，一些被当作真迹的明代和清初苏州片作品，经过苏州作坊的精细修复和修补后，继续作为真迹流传海内外。

据书画鉴定家杨仁恺考证，明代画家，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本人就曾做过“苏州片”的画工。

“苏州片”作伪者一般都具有绘画、书法功力，专以做假书画为生意，一般都隐姓埋名，“托名以传”，难以留下姓名。有些则是书画名家的后人和传人。已知的有王涞、沈硕、詹喜、王彪、吴应卯、文葆光、高简、袁孔璋等人。

吴应卯，字三江，祝允明外孙，习祝允明之作辄能乱真。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有吴氏本款草书一卷，极似祝允明。据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考证，大陆各地发现的由他仿作的祝枝山书法有23件。吴应卯伪祝允明草书之代表作为《草书秋兴八首》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葆光，号停云，文徵明五世孙。其书学文徵明，粗得形貌。他专门伪作祝允明的草书，世上多有流传，但本款书法作品传世较少。他造假祝允明书法卷子都是高头大卷，一行只写做两、三个字，字的结体、用笔并不与祝相同，而是按照自己的笔墨风格，落祝的款。粗细大小变化突然，笔法疲软，与祝允明雄强劲健的笔法相距甚远，艺术水平也低于祝氏。

袁孔璋，字叔贤，山水学沈周和文徵明，精秀而用笔不苟。以精于仿古而闻名当时，许多人直接向他订购赝品，作为贩卖或赠送之作。

晚明时期的苏州专诸巷钦氏，父子兄弟专门从事宋元以来大家的书画伪造，如宋徽宗赵佶、李公麟、董源、郭熙、范宽、刘松年、马远、夏硅、钱选、王冕和“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数十人，或巨幅或长卷，或小条短幅，数量甚多，有“钦家样”之称。直至清代中叶，他们的后世子孙仍在苏州一带以卖假画为业。

明代“苏州片”数量多，水平不一，流传范围大。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沈周绘画作品共182件，其中伪作68件，占37.3%。 其中有些伪作还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等印玺。这些伪作曾混入清宫，骗过了皇帝。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沈周《石泉图》、《东原图》皆系伪作。

据专家鉴定，《石泉图》原系文徵明、金琮、祝允明所书的《石泉诗》，本无图，作伪者凭空伪造后，与各家书迹拼配而成。此图仿吴镇笔法，皴笔圆润，墨色流畅，但缺少沈周的朴厚苍秀之气。

《东原图》原系明弘治十一年《杜琼年谱》的补图，且有祭文一篇，当时沈周已72岁。此图画的平远山水、茂林修竹，风格与沈周相近，但细察此图笔墨较沈周的拘滞呆板，勾皴之处笔气不贯，与沈周晚年的化境之风迥然不同。且落款“门人沈周补东原图”八个字瘦硬造作，更暴露了临摹者的弱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沈周的《溪山深秀图》，属真伪杂糅。杨仁恺鉴定该图：结构紧密，用笔较粗硬，皴笔过繁，设色浓重，虽具备沈氏晚年某些特点，但笔画粗俗板滞而有火气，缺乏沈氏晚年笔墨中刚柔兼用、劲健清秀的特点。此画的拖尾有文嘉、王樨登二跋，则均属真迹。

唐寅伪本作品也很多。《农训图》轴(苏州文物商店藏)，功力不够，笔法纤弱，墨色平淡，款字亦差。

北京文物公司藏《山水图》轴，仿唐寅的细笔画，功力也差，皴法少变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水图》轴，细笔太琐碎，少劲健感。

台湾私人藏《水亭山居图》轴，形象、布局与辽宁省博物馆藏《草屋蒲团图》轴完全一样，画法也相仿，唯前图用笔板滞，墨色平淡少变，后图用笔细润自然，水墨晕染富变化，故前者为摹本，后者属真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存菊图》，绢本工笔山水，仿文徵明中年师法王蒙牛毛皴的面貌，但缺乏神似。画中的树、石、房屋等笔触拘谨纤弱，构图平板，缺乏文徵明清雅秀气的特征，经杨仁恺鉴定为伪作。

海外博物馆也藏有大批苏州片仿品。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之仇英作品，大部分为明清仿品。

杨仁恺著《国宝沉浮录》中列出一批托名的伪作：

沈周的《调琴啜茗图》

苏东坡的《御书颂》

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仙山楼阁图》《荷亭消暑图》

李唐的《谭道图》

夏圭的《秋江风雨图》《长江万里图》

钱选的《真妃上马图》《洪崖移居图》

盛懋的《兰亭图》

王振鹏的《丹台春晓图》等。

清代中期，“扬州画派”崛起，书画之风盛极一时，假冒作品比比皆是。伪作以写意画为主，如石涛山水，画上题跋多作草书大字，文物商称之为“皮匠刀”。近代以来流传的“扬州八怪”伪作，以仿郑板桥的最多。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扬州地区有专做石涛、郑燮等人书画的，技法水平不高，比较容易识别。

明末清初，浙江绍兴一带大多伪造明代徐渭、陈洪绶等名家作品，因为这两个书画家都是当地人。伪作笔力稚弱，水平低下，与徐渭、陈洪绶等人相差甚远，俗称“绍兴片”，仿作精品不多。

明末清初，河南开封地区有专门伪造唐、宋、元诸名家书法者，如伪造颜真卿、柳公权、苏、黄、米、蔡、及赵孟j陨、鲜于枢等人的作品。其显著特点是水平极为低下，一般使用棉纸、粉笺或蜡笺，也有粗绢或细绢。棉纸写好后加色，或用淡墨染做旧；把粉笺、蜡笺写好后，再将其揉搓成满身不规则的类似冰裂的皱折纹，上面的墨迹还会有脱落的地方，显得像旧物。一般称之为“河南货”或“开封造”。

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有一批专门做假画的商人.他们所作的伪画被称为“广东造”。这些伪作有许多被当时暴发的山西富商买去。

“广东造”的主要特点是：以做绢本设色人物为主，兼做少量山水、花卉。多半伪造宋以前画史上的大名家，如吴道子、尉迟甲僧、尉迟乙僧、张萱、周昉等人物画，并在画幅上伪作宋徽宗赵佶“瘦金书”标题。装裱仿“宣和装”样式，多半是纵120厘米、横60厘米左右的绢本大轴或是五六尺长的高头大卷。其题材内容有仕女、武士、道士人物等。用很重的胶矾熟绢，绢丝毫无骨力，通过做旧，显出貌似很古的深茶锈色。又因其以水做旧，作品大都脱裱。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藏五代·董源款《山水图卷》就是“广东造”的典型案例。该图为绢本高头大卷，设色画溪山村树.屋桥亭舍。画法上有仿明·沈周、文征明一派粗笔山水的面貌，像山石的皴染、苔点的点法等，而整体风格上又具备清初人山水的时代特点，与董源真迹相比绝不相类。本幅上端还一并假造了宋徽宗双龙圆印和御题、“天下一人”花押及“御书”朱文印，皆随意乱造，并无根据。

“广东造”的装裱有手卷，也有镜心式。如果重新揭裱这类假画，可以发现画绢的背面是白色的，正面的墨、色根本就没透到背面来，原因是作伪时用胶矾过重造成的。另外，胶矾重会使绢被咬蚀得失去骨力韧性，往往用手一接触绢就掉末。当然，这种东西表面看去很古旧，很能蒙骗缺乏鉴定经验的人。

“后门造”指的是北京地安门（俗称后门）一带伪造的假画，以清代“臣字款”画（清代宫廷如意馆书画家以及清代的某些官僚，在他们为皇帝创作或临摹的书画作品上，所署名款的上边均写有“臣”字，一般人称之为“臣字款”书画）为主。

“湖南造”是大约清代康熙至道光时期在湖南（主要是长沙）伪造的书画，名头大多是明末清初的所谓“节烈名人”，或不常见的冷名书画家，如杨继盛、杨涟、周顺昌、史可法等等。 “湖南造”容易辨识，它的质地特殊，既不用纸，也不用绢，均为绫本。

“湖南造”做假的方法如下：将伪造的书画染色后，用水大力洗刷，绫（或缎）的亮光被洗去，看起来显得灰暗、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