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是清末革命民主派倾向革命的报纸。1896年6月25日创刊于上海。中国人胡璋（铁梅）的日籍妻子生驹悦担任“馆主”，在日驻沪领事馆注册，托名为日商报纸。1900年由陈范接办，宣传改良。1902年冬开始倾向革命，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1903年聘章士钊为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为撰稿人，革命言论日趋激烈。同年7月7日被清政府伙同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

《苏报》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1896年6月25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胡璋（铁梅），以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名义，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馆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二十号。初为一份普通小报，经常刊登一些市井琐闻。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该报转卖给清朝退职官吏陈范。陈范本来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当时适遇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该报首先报道，旋设《学界风潮》专栏，不仅刊登江浙学潮消息，而且还揭露当时一些官府和教会学堂的腐败黑暗。于是报纸“身价大起”，引起当时社会广大知识界的共鸣。

从1902年起，《苏报》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相互支持，鼓吹反清革命。中国教育会是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于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团体。其宗旨“在于改良教育及编订完善之教科书，并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在留日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发生学生退学风潮，兼任该校教习的蔡元培同情学生，亦愤而辞职，带领一百多名退学学生，向中国教育会求助。中国教育会决定筹款建校，12月创办了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章太炎、汪文溥和吴稚晖等均任义务教员。不久，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等因不满学堂当局干涉言论自由，也退学来到上海，给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增添了新的力量。爱国学社与《苏报》馆约定，《苏报》每天的论说由学社教员轮流撰写，《苏报》馆则每月赠给学社一百元，以补学社经费之不足。此后，《苏报》的言论越发激烈。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1903年6月1日），章士钊任总主编，对报纸进行改革，宣称：“本报发行之旨趣，谅为阅报诸君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扬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读者之神经”。该报在新书介绍中，刊登邹容《革命军》广告，介绍《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等，约2万言。章炳麟（太炎）为之序，认为该书“主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读之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

同年闰五月初五，《苏报》刊登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斥康有为“只可行宪不可行革命”的论调，并以轻蔑口吻骂光绪皇帝是“载恬小丑，未辨菽麦”，说他与慈禧没有区别，都是“汉族的公仇”。此文登载之次日“苏报案”发生。

“苏报案”发生后，1903年7月7日，《苏报》被清廷查封。《苏报》出版共7年零11日，发行2513号。

《苏报》1902年后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改革内容编排和版面，除论说和各省、本埠纪事之外，增设时事要闻、世界要闻、学界风潮、时论择要、专件择要、新书介绍、新谐、择雅等栏目，摒弃圣渝恭录、上渝电传栏。聘章士钊为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为主要撰稿人。

1903年，《苏报》聘请爱国学社的章士钊担任主笔，使之面目一新，并陆续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苏报》以大量的篇幅，最先向全国人民推荐邹容的《革命军》。6月9日刊载的“爱读《革命军》者”所写的《读（革命军）》一文，热情盛赞这是全国人民必读的教科书，读者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次日，又刊出章太炎的《序（革命军）》，赞扬这本书是“义师先声”。《苏报》还在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要刊出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登广告进行推荐。

清政府对于《苏报》刊出邹容、章太炎的著作，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深为恼怒，力图压制。上海道袁树勋奉朝廷之命张贴告示，悬赏捕捉写作者。但因《苏报》和爱国学社都在公共租界里，未能捉成。清政府加派候补道俞明震与领事团交涉，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陈范、章太炎、邹容等人。双方约定：“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办理。”按照这一约定，领事团在拘票上签了字，由会审公廨交给巡捕房去执行。捕人的风声传出后，章士钊、汪文溥、黄宗仰等人先后离沪躲避，有人劝章太炎立即出走，章太炎却毫不畏惧，决心坐以待捕，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6月29日，中西探捕多人闯入《苏报》馆，出示捕人牌告，当场将司账程吉甫锁去。陈范连夜走避。30日清晨，当中西探捕来到爱国学社时，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随即从容就逮。同一天，中西探捕进入陈范的女儿陈撷芬主持的《女报》馆中，逮捕了钱允生和陈范的儿子陈仲彝。章太炎写信给邹容和龙积之，要他们自动投案。龙积之当晚到巡捕房自首，邹容也在7月1日自投捕房。

章太炎等人被捕后，《苏报》照常出版，继续宣传革命，先后发表了《哀心死》《新无锡会之缘起》等文。直到7月6日，还登出了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报》，对清政府进行猛烈抨击。7月7日，租界当局把《苏报》查封。

7月15日，西捕戒备森严地用马车把章太炎和邹容送到租界会审公廨，由会审委员孙建臣和英国领事署翻译进行第一次审讯。律师古柏（Corbett）等代表清朝政府出庭，章太炎和邹容所请的律师博易（Boye）和琼司（Jones）也到庭辩护。古柏首先指控《苏报》，“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并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介绍《革命军》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激烈词句，作为“罪证”。面对这种审讯，章太炎和邹容心胸坦然，直言不讳地分别承认自己是《序（革命军）》和《革命军》的作者。

清政府欲“引渡”而不能，即通知袁树勋，将《苏报》案在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审结。同时，商得英国公使的同意，组织“额外公堂”，由上海县知县汪懋坤担任主审，由公廨会审委员及陪审官充当会审。从12月3日至7日，审讯又连续进行了四次。在法庭上，章太炎、邹容分别对清政府代表古柏的指控一一进行了驳斥。以后，对章太炎、邹容的审讯时断时续，一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才由租界当局最后判决，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从1903年6月30日起算，期满开释，驱逐出境。

清政府镇压爱国学社和《苏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因为它以中国政府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外国人控告自己的百姓，进一步丧失民心，并促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阅读《革命军》等革命书籍，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

1905年4月3日，邹容因不堪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遗体由义士刘三（季平）营葬于上海县华泾乡黄叶楼旁。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被孙中山派人接到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主编《民报》。

作为“革命言论之枢纽”的《苏报》，在中外反动派的勾结下遭到封禁，震动朝野，影响深远。《苏报》查封后仅一个月，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宗旨与《苏报》相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此后，“革命思潮益风起云涌，长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之爱国公学学生，仍多散放宣传小册及日本出版之各种书报，为《苏报》之代。”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军》等革命书刊的影响下，走上了坚定的反清斗争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