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Anius Tranquillus，公元69—122年），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我们现在可据以了解苏维托尼乌斯生平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小普林尼的《书信集》。他在所著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记录了罗马早期的12位皇帝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事。

小普林尼有给苏维托尼乌斯本人的信，在给别人的书信中也有多处提到苏维托尼乌斯。其次是苏维托尼乌斯自己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和《名人传》，他在记述故事时偶然也提到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再就是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的历史家、《奥古斯都史》六作者之一的斯巴提亚努斯，他写的《哈得良皇帝传》中提到过苏维托尼乌斯。近代学者中提及苏维托尼乌斯的有著名历史家蒙森和马塞等。1950年在非洲现的一件铭文则有助于矫正关于他职务升迁的一些情况。根据上述来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苏维托尼乌斯的生平。在本书《奥托传》Ⅹ．1，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名叫苏维托尼乌斯·拉图斯，属罗马骑士等级，曾以第十三军团指挥官身份参加过贝特里亚库姆（Bedriacum）战役。可见，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出身罗马富有的家庭。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蒙森说是公元77年，马塞说是公元69年。这些年代可靠程度略有问题。苏维托尼乌斯本人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倒是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书信有助于推定一个比较接近的年代。小普林尼提到苏维托尼乌斯的信札最早是在公元96年。这时他应该不仅已达成年，而且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宁可取马塞的主张，把他的生年提前到比公元77年早些，以公元69年或70年为宜。他的出生地大概是在罗马。他在罗马长大，是无须怀疑的。他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常常告诉人们，某些发生在罗马的事情有的是他小时候听老人说的，有的是他小时候亲眼看见的。他的卒年同样难以确言，但可以推测他活到很高的年龄。公元121年他才被解职退休，又写了那么多的书。他大概一直活到安敦尼努斯·庇乌斯统治时期。詹姆斯·肖特威尔说他死于公元160年左右，事实上可能要早些。苏维托尼乌斯出生正当罗马帝国盛世，童年生活优裕而安定，受过当时通行的教育，先入文法学校研习典籍，再进修辞学校练习演讲术。毕业后，由于文才出众，他得到小普林尼的赏识，被小普林尼为首的文学团体所接纳。这个团体是当时罗马社会最有教养人物的文化活动中心。苏维托尼乌斯在这里结识了学界和政界的许多名人。他纯粹是个书生，不谙实务。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想在罗马城外购置一处田庄。小普林尼知道他办不好这件事，写信嘱托自己的另一个朋友给以协助。小普林尼的书信告诉我们，苏维托尼乌斯做过短时间的律师，但对此并不热心。马塞和其他一些学者根据小普林尼书信，认为他做过学校的校长，此说显然有讹，小普林尼信札1，24，4里Scholasticus　dominus意思是“书生地主”，而不是“校长”。他也不喜欢做官。当时骑士阶层人物的升迁通常从军职开始。小普林尼曾帮他张罗谋得一个军官职位，但他把它让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自己留在罗马成为两个祭司团体的成员。小普林尼还替他向图拉真请求到“三子法”（ius　trium　liberorum）特权（虽然也有人推断他没有子女），让他可以因此得到荣誉证章和任职优待，但他似乎没有很快取得公职。直到公元117年，重视科学艺术的学者型的哈得良接替作为军人的图拉真掌权，苏维托尼乌斯才开始担任宫廷职务，进入帝国的文化科学事务（a　studiis）办公室，又被委任监督公共图书馆（a　biblioAthecis），后又得到管理往来公文信件（ab　epistulis）的职务，成为哈得良的侍从秘书，最后升任秘书长。他在宫廷供职时间不长，也说不上成功，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的职务之便写成了《帝王传》，并在公元120年出版了这本书。公元121年他被哈得良解除职务。据《哈得良传》的作者斯巴提亚努斯记载，和他一起被解职的有近卫军长官塞普提克乌斯和其他许多人，解除职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据称“未得他的命令”（iniussu　eius），对元首的妻子萨宾娜太随便，超过了所能容许的范围。当时萨宾娜已失宠，因此这显然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和其一鲜为人知的宫廷阴谋有关，这时苏维托尼乌斯年约50岁左右。以后的行踪便不复见于记载，他大概完全过起隐居的生活，并且专心致志于写作，直到老死。苏维托尼乌斯交游不广，主要限于小普林尼团体内。他和小普林尼本人显然过从甚密，虽然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小普林尼是学者老普林尼的养子，曾任公元100年执政官和比西尼亚及本都总督（公元111—113年），是当时要人，而苏维托尼乌斯还算不上是上层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被释奴隶。小普林尼在给图拉真的一封信里称苏维托尼乌斯是自己的“挚友”（contubernalis），并在图拉真时代（如前所述）给他以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在写作上他们则相互切磋，相互鼓励。苏维托尼乌斯写完第一部长篇著作（或许就是《名人传》）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发表。小普林尼催促他，指出他若再修改下去，就会像在不必要地摩擦器物一样，只会磨损它，而不会把它擦得更亮。在信札3，34里，小普林尼也曾就自己的私愿征求苏维托尼乌斯的意见，问他，如果在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诗作是否合适。小普林尼的书信提到苏维托尼乌斯是从公元96年到112年的这段时间，可见他们之间交往之久。除小普林尼外，当时的要人中和苏维托尼乌斯交往密切的要数盖乌斯·塞普提克乌斯·克拉鲁斯。他们在小普林尼团体中相识。塞普提克乌斯在公元119到121年之间任近卫军长官，他继小普林尼之后，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保护人。苏维托尼乌斯担任哈得良的侍从秘书主要在这段时间。他把奥古斯都小雕像送给哈得良的事无疑也在这个时候。如上所述，公元121年他们又一同被解除职务。苏维托尼乌斯在《帝王传》的前面有献给塞普提克乌斯的题辞，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

和生平的资料相比，提到他著作的地方就多得多了。在十世纪时斯维德斯（Suidas）编的希腊文辞典中保存有一份著作目录。后人又从别的来源对这个目录作了补充。归纳起来，他的著作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古事古物、自然史和文法。大部分作品用拉丁文写成，暮年的一小部分作颇受当时风尚影响，用希腊文写作。他的作品可开列如下：

（一）传记的或历史的著作：1．《帝王传》；2．《名人传》（文学方面的）；3．《名妓传》；4．《诸王传》。

（二）古事古物：1．关于罗马的（a．风俗习俗　b．罗马的年c．罗马的节日　d．罗马人的衣服）；2．希腊的竞技；3．关于公职；4．关于西塞罗的《国家论》。

（三）自然史：1．关于人类（关于身体的缺点）；2．关于时间的计算；3．关于自然。

（四）文法的著作：1．希腊文中的骂人话；2．文法的问题（关于不同的事物）；3．关于书中的批评符号。

所有上述作品中完整地或近乎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公元120年发表的《帝王传》。它包括罗马帝国最初的12个元首（即所谓“恺撒”）的传记，从朱里乌斯·恺撒到图密善。现在通行的本子缺了朱里乌斯·恺撒传最前面的少数几节，此外还有几处不重要的脱漏。这些缺漏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普洛奥姆证明，五世纪时有一个用大写字母抄写的完整的手抄本。又，六世纪时的约翰尼斯·卢杜斯曾引用过一个有献给塞普提克乌斯·克拉鲁斯题辞的抄本，这个抄本上据推测还是保有朱里乌斯·恺撒传里的散佚部分的。而九世纪末（公元884年）的富尔达抄本就缺了朱里乌斯·恺撒传中最前面的部分，当然还有几处较少的脱漏和许多抄写上的错误。因此，这部分一定是在六世纪和九世纪初之间散佚的。除《帝王传》而外，还有《名人传》的相当多的片断保存下来。《名人传》讨论的是广义的文学领域内出类拔萃的罗马人，原作大概包括五大卷，分别讨论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卷十五世纪的赫斯菲尔德抄本已散失，现存的版本是根据这个手抄本的18个副本校定的。内容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只缺了最后的一部分。语法学家部分以一篇引言开始，介绍罗马语法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语法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尔后便介绍该学科的代表人物。写修辞学家的部分也以一篇引言开端，介绍该学科的研究历史，但原计划介绍的15个代表人物只写了五人，文章便结束了。其次，流传下来较多的是《诗人》卷的片断。这些片断没有一篇是以原初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它们是被古代出版家作为介绍作家生平的注释放在作品前面和作品一起流传下来的，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增删甚至改动，文字与苏维托尼乌斯原作已有很大的差异。其余各卷中《历史学家》仅有一个老普林尼传，《演说家》卷仅有一个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的传记摘要流传下来。《名人传》的这种历史命运可能和它的文辞状况不及《帝王传》有关系。《名人传》所记大体上是十二帝王同时代的人物，因此朱维纳尔、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都未包括在内。至于其余的作品则只有少数片断因后人的引用或改写而流传至今。后者如四世纪时巴夫林·荷兰斯基把《诸王传》改写成了诗体，事实上除了故事而外，已不复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

《帝王传》

《帝王传》或译《十二恺撒传》，是传记形式的史学著作。它的完整传世奠定了苏维托尼乌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基础。罗马人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哲学的深刻思维方面远不及希腊人有天赋，但是在史学散文方面则是名家辈出，体裁多样。公元前一世纪，传统史学之外，奈波斯开创了传记体的新的史学形式。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一起，代表了罗马传记史学的新收获。《帝王传》问世后多少世纪以来，曾受到广泛的喜爱、传播。人们阅读它，甚至模仿它。但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对古典作家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时，却得出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结论：作为历史学家的苏维托尼乌斯完全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个古董商。他同等地从事写作作家的传记和妓女的传记，罗马的官职和希腊的骂人话，西塞罗的理论和人体的缺陷……，而十二个帝王的传记只是苏维托尼乌斯这种总的写作倾向涉猎的一个偶然的领域而已。十九世纪学者中形成的这一总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现代研究者们对《帝王传》的态度。罗尔夫说它既不是历史又不是传记，莱奥等说它只是文法的范例。至于内容，有人说作者是丑闻的贩卖者，有人说他只是奇闻逸事的搜集者，等等。这些评论，或从未保存下来的作品去判断保存下来的作品，或以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这未必是很合理的。诚然，与同时代的两位大家相比，在史学的严肃性方面苏维托尼乌斯是比不上塔西佗的，他也没有普鲁塔克的统驭全书的伦理主题。但我们如能不拘一格地看问题，那么应该说，《帝王传》还不失为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它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喜爱也表明必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一个作家在从事写作时必然受到自己的兴趣、能力、生活环境和时代风尚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

《帝王传》的价值看来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而它的史学价值又首先在于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以另一方面的内容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帮助人们更全面生动地了解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苏维托尼乌斯担任过哈得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由于这个职务上的方便，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查阅皇家档案，取得大量往日的和当日的资料。他和小普林尼的亲密关系又使他自然地熟悉元老院的记录、决议和不同的观点。《帝王传》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人。苏维托尼乌斯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书面资料，也可以采集到大量的口碑传闻。但是，如果注意到传记愈接近他自己的时代写得愈短这一事实，不妨断言他搜集资料还是以书面的为主，因为愈到后来书面的资料愈少，虽然亲身取得信息的机会愈多。历史家必须鉴别史料的真伪。但是苏维托尼乌斯确有一种搜罗掌故的癖好，他记载往事似乎有闻必录，他不仅记载自己相信的东西，也记载自己怀疑的东西。“我记载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有这个可能”。像这样的声明当然有助于后人了解材料的可信性程度，可惜的是，这样的声明太少了。一般地说，他很少对所记载的东西加以鉴别。这就使后人在引用他的材料时不能像引用塔西佗的著作那么放心。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往往殊异。在《盖乌斯·卡里古拉传》ⅤⅢ讨论卡里古拉的出生地时，可以看出苏维托尼乌斯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在处理相互矛盾的说法时态度是理智的、谨慎的。但是这种表现在书里同样是不多见的。总的说，他似乎并不要求自己这样做，并不注意考察资料的来源和倾向性。虽然他有时也表现出想对历史人物严格做到公平，但是客观主义报导的癖好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完全歪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开创罗马帝国并给帝国带来一个多世纪繁荣昌盛的一些重要帝王在他的笔下成了仅仅是血腥的狂人或道德堕落的昏君。在这一点上，苏维托尼乌斯的确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待史料虽有上述缺点，但由于他的史料都有原始依据，因此仍是极为可贵的，尤其因为原始的依据——罗马帝国的档案——已不复存在而使它们成了最原始的史料依据。

《帝王传》所写的是处于历史中心地位的人物，但苏维托尼乌斯很少记载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恺撒在高卢的征战他只写了短短的一节就过去了；瓦鲁斯的战败只是间接地提到。他着意搜集的似乎是正史所不传的东西，是帝王们日常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其中不少奇闻逸事，类似秘史。的确也有丑闻和淫秽。但是人们批评他喜欢和贩卖这些东西是不公正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盛行的人们对杰出人物个人生活兴趣的反映。苏维托尼乌斯似乎认为自己的使命只在于搜集史料，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流传下去，不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他似乎无意于考察、研究、认识历史。《帝王传》似乎只是把史料按时间顺序或类别作了一番简单的排列，无意作什么政治的和伦理的推论。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你读后再闭起眼睛来想一想，公元一世纪的罗马社会便会历历在目。谁又能说《帝王传》仅仅是史料而已，它的作者在材料的编排和叙述中不曾有过一番用心斟酌呢？此外，《帝王传》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体是简洁的、明白的，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雄辩的溢辞。一些戏剧性的片断也与内容的要求相适合，并不破坏总的风格。它的简短并不使人觉得隐晦；如有隐晦难懂，一般也是由于我们对当时罗马社会的知识不足。苏维托尼乌斯用词常常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表现力的。罗列坏事和个人琐事虽然有点单调乏味，但总的说来，《帝王传》是非常有趣的。它给人以丰富的逸事，各种俏皮话和非常多的奇闻，人物形象既饱满又各有个性。

《帝王传》对后世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各方面的作家都以它作为自己的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诸如欧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奥勒留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和奥洛西乌斯（Orosius），或靠它的材料方便地作出结论；或模仿它的简明准确的语言。它对后来几个世纪里传记文体的广泛盛行影响尤其明显。马略·马克西穆斯（Marius　Maximus，165—230）和所谓《奥古斯都史》的作者们都模仿它。前者的著作已不存在，后者著作中的传记一直流传到今天。苏维托尼乌斯的影响一直远及基督教作家和中世纪作家。前者如巴乌里努斯的作品《安布罗西乌斯传》在形式上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中世纪时艾因哈德写了一本《查理大帝传》也是模仿苏维托尼乌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