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神客，[唐]（？-690）字不祥，沧州东光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唐武后垂拱四年前不久。仕为左史。武后讽高宗召诸儒论撰禁中，神客与选，前后参撰列女传、臣轨、百寮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新唐书》作九千余篇。此从《旧唐书》）与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胡楚宾等，时人谓之“北门学士”。官终著作郎。

苗神客 ，唐朝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政治家，沧州东光县人，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进士及第[①]，官至著作郎、宏文馆学士、上柱国，封济南县开国男，曾任武则天为了谋取李唐天下、实行“武周革命”而组建的带有“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北门学士”核心成员。苗神客在担任由六人小组组成的“北门学士”期间，参与了天后武则天许多重要中枢机要政事的决策、敕令奏议的起草，以及参加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一大批书籍的撰写。作为当时的知名学者，苗神客还为许多当时去世的文臣武将撰写了碑文与墓志铭，传流于世的有《乙速孤神庆碑》与《薛仁贵碑》。

然而，无论是刘昫的《旧唐书》还是欧阳修的《新唐书》，关于苗神客的人物传记的记载却令人吃惊的简单。《旧唐书》是如此记载的，“苗神客者，沧州东光人。官至著作郎。”欧阳修更是惜墨如金，“神客，东光人，终著作郎。”[②]查找当代许多记载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书籍，也不见苗神客的名字。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写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历史人物卷》共收录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人物14000名，却没有苗神客的人物传记。查寻苗神客的故乡沧州市与东光县的有关志书，即使有些书籍里载有苗神客的人物传记，但统统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简略粗略至极。

作为苗神客故里人，笔者对古人和今人对于我们的乡贤、先贤苗神客的这种冷遇与冷淡，颇感不公与遗憾。多年前就立了个愿望，依据历史，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为苗神客撰写一个尽可能全面、详细的人物生平大事传记。多年来，笔者细心搜集与苗神客有关的史料，并进行了一番研究、考证，今撰出拙文发在博客，既可供打算了解苗神客的故里乡亲们研读参考，也可略慰苗神客这位盛唐时期的文学家的在天之灵。

进士及第，初任周王府参军

苗神客在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参加了唐王朝举行的科举考试，蟾宫折桂，考场奏捷，取得进士及第[③]。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获得了漫漫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由此步入仕途，登上了大唐盛世的政治舞台。《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记载：“武后讽帝召诸儒论撰禁中，万顷与周王府户曹参军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宾与选，凡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九千余篇。”由此可知，苗神客被武则天选入“北门学士”之前，曾与范履冰一同任周王府户曹参军。也由此可推知，周王府户曹参军是苗神客进士及第出仕后的第一个任职。在唐朝，科举考试得中进士的士人，初登仕途时往往被委任参军一职。

唐高宗时期的周王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武则天的第三子李显。李显就是那个曾经两度做皇帝两度被废的傀儡皇帝唐中宗，他在显庆二年（657年）作为亲王被封为“周王”，一直到仪凤二年（677年）。

参军，也叫参军事，本初含义是参谋军务，后来范围逐步扩大，也包括了协助主官分管政务的属官与下僚。唐朝在各州、府以及各王府置参军，员额、品秩随所隶官署而异，少则二、三人，多则五、六人，七品至九品，无固定职掌，供派遣出使。科举考试得中进士的士人，初登仕途时往往被委任参军一职。户曹参军，主要分掌户籍、计帐、道路、徭役、赋税、婚姻等。户曹参军的员额与品秩为，上州二人，从七品下；中州一人，正八品下；下州一人，从八品下；三都、六府、诸卫率、王府为正七品下。唐朝时，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曾经任职过参军。

任职左史，为武则天执政进行舆论宣传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史学家刘昫编撰的《旧唐书》第一百九十卷列传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记载：“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与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咸预其选，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

由上述引文中可知，苗神客任过左史的官职。左史与右史都是古代史官的名称。《礼记·玉藻》记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革官制，将“门下省起居郎”改作“左史”，将“中书省起居舍人”改作“右史”。唐朝以后，“左史”则成为门下省起居郎的别称，“右史”则成为中书省起居舍人的别称。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武则天击败了由大臣上官仪发动的“议废皇后”事变，开始垂帘听政，全面干预朝政，大唐帝国由此进入了被后世史学家称之为“二圣临朝”时期。武则天从幕后走上前台垂帘听政，表明唐高宗向天下臣民认可了武皇后参政议政的合法性。从此武则天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和唐高宗并尊的地位，并向登上帝国权力的巅峰、实现自家女皇的最高理想迈进了一大步。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十七对此记载道：“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二圣临朝”时期，从表面上来看，是皇帝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但一向懦弱、懒政的唐高宗长期患有风疾之病，又加之沉溺于酒色，此时龙体愈加羸弱，身子骨每况愈下，因而实际上是由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单独处理大量繁重的朝政国事。天资英纵的武则天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驾驭大唐帝国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要想治理好朝政、管理好天下大事，单凭一己之力万万不能的，还需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亲信体系的智囊机构与管理团队。而当年曾为她争取皇后宝座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亲信大臣们，经过了这十多年的朝政争斗倾轧，绝大多数被淘汰殆尽，当下也只剩下了已是风烛残年的许敬宗、李勣两人（李勣，原名叫徐勣，即《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功）。因此，武则天开始筹划重新组建一支政治上属于少壮派的新力军，并将他们培养成出谋划策、治国安民的智囊团队和领导班子。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武则天经过多方考察，几经筛选，从朝臣中的青年才俊之中物色了一批文思敏捷、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分别安排他们在中书省、门下省以及翰林院等中枢机构与编修部门，担任一般五六品官阶的职务。这批文人学士被特许从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出入宫禁办公，不必经过南衙，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的核心人物有六个，他们是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左史苗神客、左史刘祎之、右史周思茂、右史胡楚宾。

武则天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并没有急于让这些“北门学士”一上来就直接参与中枢决策与朝政施政，而是不显山露水地“以修撰为名”，把这些文章高手召入禁中，先让“北门学士”们为自己编撰了一大批旨在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礼教规范的著作，而这些著作统统都署上“武则天”之名，并藏于皇宫中的秘阁。统而计之，这些作品有《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正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文集一百二十卷。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志第四十七《艺文一》记载：“武后《字海》一百卷。凡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北门学士”们所编撰的大量弘扬封建伦理的理论著作与提高官吏修养的书籍，宣传了武则天的执政理论原则，提高了武则天的个人形象与威信，从而为武则天执政以及日后的称帝，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撑，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参与机要决策，协理武则天治理朝纲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武则天又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宣布皇帝李治称为“天皇”，身为皇后的自己则称为“天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唐高宗李治委托天后武则天摄知国政。武则天为了，削弱与制约并不支持自己的宰相集团的政治力量，便让“北门学士”们参与中枢机要决策。“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

建言十二事，为天后谋划治国安邦之策

“北门学士”不仅帮助武则天分减皇权和相权，而且在有关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等方面为武则天出过不少良策。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十二月，在升为天后仅仅四个月之后，武则天就在“北门学士”们的协助下，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一个政治纲领：《建言十二事》。其内容为：（1）劝农桑，薄赋徭；（2）给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6）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学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丧三年；（1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武则天建言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并禁浮巧、省力役，对于缓解灾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北门学士”从组织起来，直到武则天登基称帝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武则天手中重要的执政工具。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个由文章高手组成的智囊班子，才一步一步地从皇后、天后，走向皇帝宝座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正式称帝御临天下。称帝之后，武则天总揽朝纲，广招天下俊杰，“北门学士”的作用才慢慢衰落下去。

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详解鸟兽人事

《旧唐书》在志第十七之中，详细记载了右史苗神客回答裴行俭所提出来的关于鸟兽人事的一个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苗神客在调露二年（680年）前后，是身为右史之职的。

《旧唐书》是如此记载的。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鸡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至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裴行俭问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苗神客对曰：“人虽最灵，而禀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已灭。鸲鹆来巢，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剌诛死。大鸟飞集，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鹏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以无患者，德胜妖也。”

文采飞扬，撰写乙速孤薛仁贵碑文

在现在的陕西西安市唐高宗李治的昭陵石刻博物馆内，存有一通“右虞候付率乙速孤神庆碑〈载初元年〉”的碑刻，署名“弘文馆学士苗神客撰”。这就是当年苗神客为盛唐时期来自于少数民族的将军乙速孤神庆（599年-660年）所撰写的碑文。这块石碑是乙速孤神庆的子孙在唐睿宗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所立的。但目前还无从知道是苗神客在何年撰写的碑文。1979年9月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共有94方，其中就包括了由苗神客撰写的“右虞候付率乙速孤神庆碑”。

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盛唐时期著名的“白袍将军”薛仁贵因病于山西雁门关去世，唐高宗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薛仁贵的子弟邀请苗神客撰写了碑文。该碑立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因而后世称之为“唐薛仁贵碑〈天宝二年〉”。

鸟尽弓藏，武则天冤杀苗神客

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在位35年的李治薨逝。武则天立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软弱无助的李显在皇帝位仅仅3个月，即被母亲狠心废掉。唐中宗李显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立所生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象乃父李治一般同样懦弱无能的唐睿宗李旦，在母后皇太后武则天的铁腕与雌威的笼罩下，俨然成为“虚位君主”，地道的“儿皇帝”与“傀儡皇帝”。大唐帝国的权柄与朝政现在完全掌控在铁娘子武则天手中，俨俨然一个“太上皇”，一个无其名却有其实的真正“皇帝”。老俗话说的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将门出虎子”。但老俗话也常常有说错的地方。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却生了个平庸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将李家江山都断送掉了。雄才大略的武则天却生出了两个懦弱的儿子李显与李旦。而懦弱的唐睿宗李旦却生出了一个经天纬地的儿子唐玄宗李隆基。看来，才能与无能，并不必然的遗传。

完全掌握朝政权柄的武则天开始任用周兴、来俊臣一类的酷吏，动用酷刑，网织罪名，构陷冤狱，大肆迫害李唐宗室子弟与政敌，从而为自己称帝扫清障碍。“北门学士”们的历史任务与肩负使命已经完成。更何况，近二十年来，“北门学士”们掌握着武则天很多不愿让人知晓的机密与秘密，武则天需要他们永远的闭口不言。于是，武则天着手逐步清洗“北门学士”们。所谓“狡兔死，良弓藏”。根据《旧唐书》卷第一百九十列传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记载：“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刘讳之遭人诬陷，“垂拱三年（六八七）赐死”。周思茂“垂拱四年，下狱死。”范履冰“载初元年，坐尝举犯逆者被杀。”也就是说，刘讳之在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被武则天赐死。周思茂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死于狱中。元万顷死于永昌元年，即公元689年。范履冰被杀于载初元年，即公元689年。永昌元年与载初元年，都在公元689年。

新旧唐书都没有记载苗神客具体的去世年份与死亡原因。根据上述史料，可以合理推断，苗神客最有可能死于公元687年。最早不会早于公元683年，因为公元683年薛仁贵去世以后，是苗神客为薛仁贵撰写的碑文。《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记载，周思茂、范履冰、苗神客，供奉武则天左右二十余年。前文已经说明，“北门学士”智囊团是武则天在总章元年即公元668年组建的。武则天是在天授元年即公元690年临朝称帝，改国号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武则天显然有意打算在当皇帝之前尽快、集中灭掉“北门学士”的几个核心成员。也很有可能，苗神客、胡楚宾，与刘讳之，是在同一年被酷吏们网罗罪名被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