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创作的历史著作，首次出版于1963年。

该书结构分三部分，分别简介如下：

自由之树

该部分先后考察了18世纪英国民众中存在的三种传统：异端传统；英国人的天生权利；18世纪“暴民”的传统。

异端与正统教派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争取思想自由，教派斗争提供了组织经验，教会成为集会和募捐的场所，布道坛和星期天学校成为教育和宣传的地方。天国与现世的紧张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对统治力量的拒绝，浸礼会派在这方面是最典型的，它最多地保留了加尔文的思想，组织上也最贫民化。卫公理会派的民主精神与教义和教会组织形式之间的斗争，既有政治上保守、稳定的一面，也有增进民众组织自信和能力的一面。这些异端传统有两个特征：一是公有社会的观念和实验；二是千年福盛世的观念。不管这些异端教派创始人的主观意愿以及教派经典的原意如何，一旦穷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灵魂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一样时，他们就会转向人的权利。

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社会不时出现动乱，因为面包价格上涨、新的税收、采用新机器、圈地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人们感到痛苦。群众暴动有两种形式：一是大众自发采取的直接行动；二是某些上层人物利用群众活动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第一种形式没有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一些民众的直接行动得到了大众和传统的认可，最常见的是面包或食品骚乱，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几乎每个城镇都发生过。这种活动绝不仅是开粮仓、抢食品店，它得到一种古老的道德经济观念的认可，即用不正当的方法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来获利是不道德的。地方官员有时默许甚至纵容这些行为。在一个缺乏警察的国家，“暴民”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政治工具。所以，“骚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有些学者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犯罪率，应该研究大众对所谓犯罪的态度。正式的法律与民众不成文的传统惯例之间是有区别的，任何时期都如此，但18世纪下半叶这种情况最为突出。

普通英国人生而俱有的自由权利有如下内容：不受异族统治；财产保障权；反对专制；免遭任意逮捕；审讯须有陪审团；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许任何人任意进入和搜查住宅；一些有限的思想、言论和意识自由；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的自由（虽然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但可以通过游行、欢呼和嘲笑影响议员们）；自由地旅行、贸易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一种道德共识，任何时期的统治者都要考虑的。这种道德共识的限度很关键，统治者不愿意超过此限，因为那会引起“骚乱”。

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雅各宾主义的特点首先是强调平等，这有别于以前的集体反抗行为。其他的还有：自我教育、对政治和宗教制度的理性批判、共和意识以及国际主义。它最深远的影响也许是打破了向下层群众宣传的禁忌。

1792-1796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群众准政治意识的变化影响了阶级阵线的形成，开启了延伸到20世纪的传统。这一时期经济萧条、物价上涨，出现了激进的雅各宾密谋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兵变，一场社会革命呼之欲出。激进运动的动力主要来自工匠和劳工，以民主的平民主义为理论，而不是来自中产阶级。90年代的许多事情看上去都是攻占巴士底狱引发的，但大革命前的因素——宗教异端和自由传统，却要追溯到很远的英国历史中。英国国内民主思想宣传的广度和激烈程度被学者们普遍地低估了。包括伦敦通讯协会在内的一些组织成员确实进行过雅各宾式的密谋，但这类“非法活动”大多没有留下文字性记录。这个动荡和镇压的时期，也正是独特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时期。

亚当的诅咒

在许多学者看来，蒸汽机+纺织厂=新的工人阶级，似乎工厂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劳工运动。另外，几乎所有对工业革命状况的研究都基于纺织业，尤其是兰开夏地区的。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认为：1．第一个无产阶级是与制造业相联系并由制造业产生的；2．工业革命的长子——工厂工人始终是劳工运动的核心。虽然棉织业是工业革命的先行部门，棉织厂是工业制度的绝好模式，但当时棉织厂和棉织工人的作用不应被夸大。从数量上看，至19世纪30年代初，手工纺织工人在人数上仍多于在棉纺厂、毛纺厂和丝厂工人的总和。而且，在这些工厂工人中女工占大多数。从质量上看，工匠或手艺人对早期劳工史的贡献比史学家们所承认的要多。雅各宾派的影响主要在工匠中，卢德运动也主要是小作坊内技术工人的活动。因此，“工厂工人——除棉织业外——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期是否构成了劳工运动的核心是值得疑问的”。

工匠包括所有雇人的、独立的和被雇的手艺人。他们有手艺、有文化，在传统社会中有社会地位和自尊，还有行会的组织经验，他们在工业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最大，反抗能力最强，在最初的工人运动中最为活跃。手工织布工和织袜工是自由经济最悲惨的牺牲者。同城市的工匠一样，织工们的失落感同对过去“黄金时代”的回忆，使他们在政治上走向激进主义，他们对早期工运史的贡献是很难被高估的。宪章运动的历史充分表达了这一群体的政治要求。

过分强调纺织厂或机器的作用，有可能低估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作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和工作环境的变化并不是强加在没有生命的原料上，而是作用在信奉生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法律面前贫富平等、有着乡村原始权利和行会传统的劳动群众身上。工人阶级既是被塑造的，同时也是自我生成的。

1760-1820年，在农业上是大规模圈地运动时期，农民失去了土地和传统权利。工业革命确实是灾难性的，也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于此时的原因。劳工们同时被置于难以忍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他们与雇主的关系越来越对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资产者摆脱了原有法令的束缚，却没有被置于新的社会控制方法之下。虽然工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只能使他感到更不自由。每当他们试图抵制剥削时，就会面对雇主或国家而且经常是两者联合的力量。工业革命过程在任何社会经验的意义上必然是痛苦的，因为它伴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1790-1840年的几代工人们为了未来的发展做出了牺牲。

学术界对1780-1830年或1800-1850年大众生活水平是上升还是下降久有争论。两派的证据和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两派都将生活消费品的数量和生活质量作了简单的联系：“乐观派”认为，如果主要生活消费品的消费指数上升，那么人们一定比以前快乐；“悲观派”认为，如果当时人们留下的文字性资料显示他们不快乐，或有证据表明消费指数下降，那么他们的绝对物质生活水平肯定是下降了。但汤普森认为，平均消费水平和人们的感受可能是相反的，人们可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同时却感到更不快乐，更不自由。1790-1840年某些行业的实际工资有所增长，但这是以工作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为代价的。对任何生活质量做出判断必须评价全部的生活经验，即与人相关的各种文化的和物质的因素。从这种观点看，传统的“悲观派”观点仍是必须面对的。

工人阶级的出现

就像罗伯斯比尔曾使温和的改革派感到震惊一样，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建立使英国雅各宾派和共和主义受到很大打击，共和派始终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物价飞涨。1795年后的25年可以看做是反革命时期，保皇派常打着反法爱国的旗号。反法战争的紧张阶段也往往是英国国内民主改革运动的低潮时期。

卢德运动就是在旧的家长制法令被废弃，自由经济没有任何制约的危急时刻出现的。一方面，卢德运动反对无限制的工业资本主义，要恢复传统的家长制法规，是向后看的，是工人的“农民式造反”。另一方面，它有时又要求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控制女工和童工；仲裁劳资纠纷；雇主有义务为被机器排挤下来的技术工人安排工作；禁止伪劣产品；有权利成立工会联合体等。这些又是向前看的，是向现代工人运动的过渡，反映出要按照道德原则规范工业的增长，追求利润要服从人的需要。卢德运动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革命行动，而是准造反运动。但卢德运动并不像一些学者所描述的那么原始和自发，而是表现出很强的组织和自我约束特点，是不同于18世纪的更为独立和复杂的工人阶级文化的表现。1811-1813年是一个分水岭，一股潮流要退向都铎时代，一股要走向未来几个世纪的工厂立法进程。我们习惯于认为，19世纪初经济活动从各种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但当时的民众不是将自由经济看做一种自由，而是一种罪恶的强加。

彭特里奇起义是英国历史上在没有中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发动无产阶级造反的最初尝试。1817年工人阶级造反活动并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革命组织涣散和缺乏有经验的领导人。1819年是1832年的一次预演，在这两年中爆发革命是可能的，因为政府很孤立，统治阶级内部有严重分歧。1819年改革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因为他们采取了合法的方式，要求政治结社权、自由出版权、公共集会权和选举权。彼得卢屠杀事件发生10年后被作为丑闻载入史册，此后政府再没敢用这种方式对待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一次胜利。

至1832年显现出两个激进派阵营，一个是中产阶级的，目标是反谷物法；一个是工人阶级的，他们的代言人如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弗、洛维特、本鲍、奥布莱思已经在酝酿宪章运动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改革，而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为劳工辩护》一书的发表是劳工经济学家或欧文学说与工人阶级运动部分结合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欧文主义有两种成分：一种是启蒙运动的博爱观念，另一种是工人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欧文理论的选择和发挥。欧文不是第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家（霍奇斯金比较接近），而是最后一位18世纪理性主义者。欧文主义自20年代以来完全不同于欧文的著作和主张。欧文主义是这一时期第一个为大众所接受的伟大社会学说。它使人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是机器、贪欲和企业规模，而是它们背后的社会资本的控制。欧文主义最致命的弱点是回避财产所有权问题。欧文思想的模糊性使各种思潮可以在工人运动中并存，如果欧文是欧文主义的最伟大的宣传者，他也是欧文主义最有害的敌人之一。

1832-1833年在英国各地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工人阶级形成了。新的工人阶级意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各种行业工人之间的利益认同的意识，在1830-1834年众多的劳工组织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工联主义，而这种意识和组织在1780年还很少见。二是这种工人阶级的利益认同反对其他阶级利益的意识，并形成要进行制度变革的要求。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法令的颁布，是英国中产阶级意识的形成时期，这个阶级与其他工业国家的相比更保守、更怯懦、更自私。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改革家们都在争取对激进改革运动的控制，但在1831年夏以前中产阶级始终占有优势。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令以财产资格限制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选举权，中产阶级利用革命达到自己目的的面目暴露无遗。工人阶级运动从此与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分流，独自走上了争取自身政治解放的宪章运动之路。

工人们最终意识到，他们要反对的不是机器，而是工业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工人群众不应仅被看做是失败了的群体，在半个世纪中他们以无比坚毅的精神滋养了自由之树。后来人对此应该是心怀感谢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在英国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1952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办《过去和现在》；不久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层人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不过，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注重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成了相对的研究空白。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一批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国工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种传统不能在英国产生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产生有影响的革命政党，英国的传统是完全失败的，完全不值得留恋。他们主张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他们对“英国社会主义（及人民斗争）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上”。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知识界普遍左倾，苏联的成长和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明显对他们产生影响，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出现了像阿尔杜塞和萨特这样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使西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并不为某个党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特别重视人类活动中文化的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等，这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

阶级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个“形成”

汤普森提出：阶级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个“形成”，阶级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人们在无数的经历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终于形成的。在汤普森看来，每个人都生而处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地位上，他于是就形成与这个社会（以及社会的人的）特定的关系，但这并不能自动地产生阶级，阶级的产生需要人们对自我存在形成认识。相同的经济地位使人们具有大体上相同的社会经历，而许多处在相同经济地位上的人所具备的共同经历，就形成阶级经历。汤普森说，只有当许许多多的人在无数的共同经历中认识到他们具有相同的利益，这些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且能清楚地说出这种不同时，阶级才产生；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些处于相同经济地位上的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其他人的存在不同甚至对立时，阶级才能出现。汤普森把这个过程说成是阶级的“形成”。

书的第一部写“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在汤普森看来，这些传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这从17世纪革命时期的“千年王国派”开始，经过班扬的《天路历程》和18世纪初的非国教教派组织，到18世纪中叶出现卫斯理宗。汤普森认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教非国教教派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后撤”，即从“千年王国派”坚强的战斗性后撤到18世纪非国教教派对“内在王国的反身白省”之上。汤普森说：“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对于理解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到18世纪，在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非国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圣人的国家”，而是努力适应社会现实，力图与现成的制度达成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它们丢弃了原则却保存了组织，使非国教传统得以传留下来。“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这样，非国教的思想与组织传统成为19世纪工人反抗斗争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种传统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等。整个18世纪，这种人民的“直接行动”始终不断，尽管它无组织、混乱、涣散，而且时常表现为漫无目标，但“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英国人民始终认为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习惯的保护的，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直接的行动匡正社会时弊、维护“道德经济学”，这为日后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三种传统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从17世纪革命时的平等派开始，经过18世纪的许多人民运动（戈登暴动、威尔克斯事件等）和许多贫民思想家（戈德温、斯彭斯等）的填补锻造，到潘恩那里终于发展为集大成。汤普森对潘恩的《人权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方面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它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起，是英国工人的启蒙教科书。”

第四种传统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法国革命在英国造成深刻影响，培养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识。下层劳动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权参加国家的治理，因而引发出工人群众的激进运动。这种激进主义传统从18世纪90年代延续到19世纪中期，是构成工人阶级“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民众激进主义之问起桥梁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权论》，因此《人权论》在激进主义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以上四种传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因时，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某种教条式的演绎，他从英国历史的实际出发，着手于英国的特殊性，体现了英国历史学求实、实证的传统。

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

书的第二部分“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

这里所说的“经历”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最能体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汤普森自称是“社会史学家”，这在书中的这个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这一部分涉及到英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生活水平问题。还在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就已经引起同时代人的争论。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官方各种资料说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写成致《晨报》编辑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众遭受的苦难。19世纪下半期，许多中等阶级人道主义者继续这种社会调查，证明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贫困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使费边社会主义者对工业革命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哈蒙德夫妇也支持这种立场。但“乐观”派也大有人在，尤尔牧师1835年写的《工业哲学》是系统地阐述“乐观派”观点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人不断出现。20世纪初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出版后，在生活水平问题上受到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的猛烈批判，这本书用大量统计数字得出一个“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线图，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乐观派”的观点在30年代占上风；到5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在这个问题上发起进攻，而“乐观派”则坚守阵地，一直论战到60年代初。就在这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了，为“悲观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

汤普森认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平均”只说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个具体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难、饥寒交迫的手织工、织袜工、剪绒工等等，他们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没在这个“平均”水平之下，他们的苦难也就被完全掩饰了。他因此分门别类地逐一叙述各个工人集团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表明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这些人，如何落到了贫困的深渊。除此之外，汤普森还指出：单纯的“量”不足以说明生活水平，“质”的因素必须考虑，而且也许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实际收入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丧失了“独立”，丧失了娱乐和休闲，丧失了与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们必须服从严格的劳动纪律，成为生产与机器所控制的仆人。这些代价，是补偿不了物质生活的某些改进的。汤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质”的概念投入论战，使生活水平问题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汤普森还讨论了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卫斯理宗是18世纪中叶由国教内部产生的一个新教派，它重视在劳动人民中传播“福音”，引起下层人民狂热的“宗教复兴”。汤普森认为，卫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劳动人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培养了第一代懂得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卫斯理宗为工业革命时在现实中总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斗争中失败）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难所，因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卫斯理宗由于不肯抛弃任何一个“被遗弃的人”，坚持在普通劳动人民中传播上帝的声音，因此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使他们在宗教中寻找到一丝慰藉。劳动者在卫斯理宗的小组讨论会、群众性的露天布道、野营传教活动以及担任地区及班组负责人和俗人传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为形成某种“觉悟”创造了条件。而且，所有这些形式又都为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使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作的经验。汤普森没有对卫斯理宗这样一剂“宗教鸦片”作简单了事的判决，而是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受苦人的角度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卫斯理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双重的作用”。

工人阶级政治史

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写19世纪最初30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呵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有组织反抗的经历，在他的笔下，被统治者长期认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运动领袖都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为在本阶级解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跃然落于纸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每一种反抗形式都给予同情的评价，而不管它看起来是如何“原始”、如何鲁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认为那些就是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经历，都导致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他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来指责前人的“幼稚”，他只愿依照他笔下那些人物的立场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这种历史主义观点使他对“英国传统”充满了感情。

这一部分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工人是否有革命暴力的传统。哈蒙德夫妇否认这种传统，他们把19世纪最初二十年中一再出现的革命密谋乃至真实发生的武装起义都说成是托利党政府派遣的奸细人为造成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托利党的高压政策编造合理性，从而巩固托利党一党的统治。汤普森嘲笑这种说法，说政府派出数十万军队，疲于奔命，风声鹤唳，结果只是为捕捉连政府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动神话，这在一个有健全头脑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哈蒙德夫妇的说法却在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汤普森详细追述了英国工人运动中每一次暴力活动的痕迹，他试图要做的，就是彻底纠正哈蒙德夫妇在党派偏见驱使下造成的历史扭曲。

最后应该说明，汤普森决不认为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反抗斗争仅仅是对生活条件恶化作出的反应，而哈蒙德夫妇、费边社知识分子乃至英共党员作家都曾作出过这种解释。汤普森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

作品内容全涉及下层人民生活，但汤普森用优美的文笔，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与举手投足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读后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了解得如痴如醉，历历在目。文中充满了对工人群众的深厚感情，对他们的成功充满了赞誉，对他们的失败充满了惋惜，对他们的缺陷充满了谅解，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期盼。

尽管汤普森本人声称自己要突破当时结构化理论的束缚，但汤普森在对工人阶级形成的论述中，实际上也暗含了结构化的观点。汤普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他自己却也暗含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观点。在具体分析中，他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意识，但他在二者之间用阶级经历提供了历史调和。

尽管汤普森没有明确表达他的理论主张，但他在丰富的历史事实记载中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突破，这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大理论贡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创了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新局面，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与借鉴。它的理论贡献是无可置疑的。该书至今还被西方许多大学奉为政治史、劳工史、社会史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之作。

由于作品内容广泛，特点鲜明，因此自该书出版之后，就一再受到各方关注，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层出不穷，形成经久不衰的史学大辩论。这本书已成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的经典之作，是创学派的开山之举。三十多年中，围绕着汤普森提出的许多问题，英国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引发出一大批专门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个明显的学术派别。即使是反对汤普森的人，无论是从“左”的还是从右的方面反对，他们也都不得不在汤普森提出的问题范围内发难，以求攻其一点。汤普森的这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仍然发挥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越英国历史的范围了，它提出了全世界（至少是欧洲）早期工人运动史上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还有工业化时期许多国家都会产生的某些问题，因此它的理论框架甚至可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国家。由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得了国际声誉。

《泰晤士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

《听众信箱》杂志：“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

《论坛报》：“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

《纽约书评》：“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一部史学经典，也是一部文学名著。

英国社会学家威廉·塞威尔：对于整个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来说，读了汤普森的著作，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视野突然之间开阔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研究范畴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爱德华·汤普森（ 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年），英国历史学家，生于英国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家庭，在剑桥大学学习文学，后改学历史，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军在意大利和法国作战。战后他重返剑桥读书，其间还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修建铁路，这些经历对他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很有帮助。在剑桥大学，汤普森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英共党员、伯明翰大学历史学家和讲师多萝茜。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他同许多英共党员退出了英共。退党并不意味着汤普森拒绝整体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仍自称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