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当世1854年出生于
通州城（今江苏省南通市）内有一个诗书世家，原名铸，字铜士，更名当世，字无错，号肯堂，因排行居一，世称范伯子。他是清代末年杰出的文学家，同光体诗人，也是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范当世幼即聪颖警悟，先后从通州城内有名望的塾师王兆榛、顾金标学习八股时文。15岁首次参加州试取得第二名，17岁院试为廪贡生员，但此后九次应南京科试，未得一第。青年时代的范当世结交了
张謇、
顾锡爵、
周家禄、朱曼君等意气相投、声气相求的朋友，研讨学问，关心国事，促使了当时通州“士风稍隘，识分敦静”风气的转变。当世25岁后负籍出游，初从著名文艺理论家、兴化
刘熙载学习《
艺概》，继从桐城派古文大学、武昌
张裕钊学习古文法，并为张主持修篡的《
湖北通志》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复得张裕钊等介绍，为冀州知州、古文家
吴汝纶主持观津书院。38岁上，范当世以一介穷儒身份应时相
李鸿章邀请，至天津任李家庭教师四年之久。
甲午战争后辞官南归，曾任
东渐书院山长，此后，抱疾与张謇等一道致力兴办家乡教育，并为之撰写了多篇鼓吹教育改革的精辟论文。
范当世在中国控史上的成就主要是在文学活动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他的诗作题材广泛，既有关心国家大事、不满黑暗吏治、仇恨异邦侵凌、同情劳动人民的力作，也有表达文学见解、阐发生活哲理、眷怀亲人、寄证诗友的佳篇，意境恢宏炽烈，风格旷荡遒健，在同光体诗人中独树一帜。其散文追求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冲澹含蓄的意境，是晚期桐城派在江苏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大都收在《范伯子诗文集》中（其中诗19卷、文12卷）。作为通州范氏的第九代诗人，范当世还自20岁开始，历时20年，把自太蒙公范凤翼以下历代祖先的残存诗稿精编成为《通州范氏诗钞》四卷519篇。当世弟钟、铠，皆负文名，世称通州三范。
范当世对家乡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他的关于教育改革的深刻思想及其辛勤实践上。作为封建教育的过来人，他深知八股取士制度对人才摧残之烈，在中年时代就明确摒弃科举制度，至晚年迭遭戊戌、甲午、庚子之变，更是奋而批判自己早年热心从事的古文创作和教学活动，转向寻求教育救国之路。他35岁上决意不参加进士考试，挚友吴汝纶、岳父姚慕庭、甚至时相李鸿章等多方劝说，也不改初衷。光绪十九年，他在给张佩纶（李鸿章女婿）的信中说：“（我）游谈十年而产不进，不以为贫；九试不得一科，不以为贱。”“窃观今日文艺（八股文），盖不特时文之末流，处于当废，即士大夫间所传之古学亦且必有中旷之日。”批评封建教育使“吾国开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犹不过百一，而全国之民至今犹沦于暗昧之域！”明确提倡学习西方进步文化，并认为西学“合乎天理，周夫人事”，“文虽过俚，但格致家言，有足观焉。”光绪二十八年，张謇、范当世、张师江、孙宝书等人呈请两江总督设立高等小学校，当世抱疾与张师江主持筹建工作，同时积极酝酿利用盐义废仓创办公立中学校（今南通中学前身）。他往来于江苏各地借鉴办学经验，并曾向来宁考察学务的日本人嘉纳治五郎虚心请教，顶住了封建遗老遗少的百般干扰，呕心沥血为办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在《通州小学堂（今实验小学前身）宗旨》中，他对办学思想、指导大纲，发展方向乃至课程设置均作了科学、合理的明确规定。他写道：“争强莫如以兵，强兵莫如以富，何为而必出于学？曰：此其先务也。兵且有兵学焉，富且有农工商之各学焉，自今无一事可以不学。”“立国必资乎人才，而培才当始于子弟；立教必遍乎全国，而变国莫先于秀民也。凡为学堂之大纲有三，智育、体育、德育是也。”在强调小学教育的重要性，表明自己的决心时说：“州虽小，乃天下之积；学堂虽小，居众学之先。自我为之，敢不重耶！”这些在当时很进步的思想和主张，今天看来也有借鉴意义。可惜天不假年，两校规模粗成，范当世于1905年竟以毁疾弃世，宏大抱负，未能充分施展。范姚夫人（范当世原配夫人吴氏早逝，续配姚蕴素，字绮云，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侄曾孙女，工诗，著有《沧海归来集》，任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十数年，人多尊称为范姚夫人）的“哀诗”说：“风雪归招爱国魂，雪光惨照泪光深，最怜第一伤心事，辜负生平教育心。”确为知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