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梵（1918年-2009年2月8日），女，原籍安徽桐城。初中毕业后，被兄范希衡（著名翻译家，时任中法大学教授）带到北平。之后，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高中，与浦琼英（即卓琳）、张瑞芳同窗。丈夫朱锡侯。著有《风雨流亡路》。

与朱锡侯的爱情故事

朱锡侯，1914年出生在东北吉林，但祖籍却是浙江绍兴。因为家里穷，其父年轻时便闯关东，在吉林安下了家。“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家园成了一片瓦砾，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初中毕业的朱锡侯，告别了松花江，只身来到北平，考入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后又进入中法大学哲学系。他的法文教师，正是范希衡。由于时常到老师家里求教，因而有缘与老师的妹妹范小梵相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反封建、争民主、宣传新文化，追求恋爱自由；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放下你的鞭子”，参加 “一二·九”运动……范小梵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便有了范小梵和朱锡侯的那场与传统决裂的、并称得上轰轰烈烈的恋爱与婚姻。

原来，当母亲和父亲的恋爱一事传到家里后，遭到了家庭的反对。外祖父不满意她自作主张地找了一个穷学生，于是，大逆不道的母亲被父命召回桐城，软禁在了家中……

这时，父亲毕业在即，因学业优秀，被中法大学公费派往法国留学，不久将要起程。父亲要母亲赶快去北平结婚。他担心直接寄路费会被外祖父拦截，便与母亲的好友浦琼英商量。浦琼英出主意：把30元钱藏入纪念册的厚封面里寄去，并由浦写信告诉母亲（因父亲的信要被外祖父扣压）。没想到，母亲自回桐城后，便被怀疑为北平来的共产党，一直在当局的注意之中。结果，这封信落入到了邮局国民党检查人员的手里。

邮局的检查人员（党棍）从信中获悉，北平即将有一纪念册寄来，册中夹有30元钱。那“党棍”叫汪德庆留心这个邮件。当时汪德庆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正是书生意气、侠肝义胆的热血青年。在了解到真相后，出于对国民党的义愤和对反封建婚姻的同情，他决心冒险帮助母亲。汪先是瞒着“党棍”藏匿了这个邮件，随后又开出一张假的‘欠费通知单’，叫收件人来邮局补付邮费。

母亲赶到邮局，一个陌生人从邮局小窗口递出一个邮包及一封信，并叫她赶快走。母亲跑回家打开信后，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陌生人就是汪德庆，他还附了一张纸条，告知了北上的路线和车船时间。这之后，母亲佯装回心转意，对外祖父说要去安庆考省公费女师，用收到的30元作路费，一路辗转跑到了北平。

据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时，全部财产就是她的一只被水浸过的小皮箱，加上父亲的一套铺盖。他们两人一个是无家可归，一个是有家难回，全靠了同学朋友的帮助：房子是租的、床是借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也都是借的，甚至连母亲结婚穿的衣服也是借的。郑效洵帮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结婚启事，浦琼英用火钳为她烫发打扮。1937年2月1日，他们在北海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尽管天寒地冻又临近春节，还是来了不少朋友。浦琼英、郑效洵、朱光潜、孙荪荃、鲍文蔚、金克木、苏民生、华罗琛、王振基、贾芝、李星华、周麟等等，还有女诗人沙鸥，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大家一起在这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吃着糖果、喝着清茶热闹了一番。

几个月后，“七·七”芦沟桥战事爆发，父亲和母亲离开北平回到浙江老家。随后，父亲登上了赴法的邮轮。当邮轮从吴淞口起锚时，他们谁都没有料到，此一去，不仅是天各一方，而且由于二战缘故，他们竟然整整八年失去了联系。

母亲说，她当初写这些日记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父亲出国，她想把自己的生活足迹记录下来。母亲还说，父亲出国前跟她开玩笑说，叫她写，等他回来时给她稿费。八年后，父亲回来了。这时，写日记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于是母亲把这习惯保持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家的许多书籍、照片、琴谱，以及父亲珍藏的不少字画、碑贴，还有母亲的日记等等，都被抄走了。文革之后的清理工作中，家里所有被抄的东西皆没有了踪影，最后是折价600元赔偿了事的。虽说我们家并无什么金银财宝，但父亲珍藏的那些名家字画，是远远超过这个价值的。此外一些精神上感情上的纪念物就更不用提了。后来，在父亲的朋友朱晔的奔走下，母亲的日记总算得到了归还。这时父母亲已到杭州了，从昆明医学院寄来了一只大木箱，里面全是母亲的日记。我是此时才目睹了母亲的日记的－－实际上也只看到外观：毛边纸，竖排行，有些甚至是毛笔写的，难怪有那么一大箱。也真难为母亲，抗战时期四处奔波，东躲西藏，从浙江一直流亡到昆明，竟然还没把这些东西丢掉。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战火中没有丢失的东西，却会在和平年代遭到劫难。虽然最后失而复得是件幸事，但已经是残破不全了。

丈夫：朱锡侯；

女儿：朱新地

哥哥：范希衡

妹夫：汪德庆，曾任桐城邮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