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珵（1909—1966）又名茅蕴辉，江苏省海门县（今海门市）桃源乡人。1926年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在狱中组织狱友与敌斗争。1936年保外就医得以出狱，在上海经纬书店任编辑。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后，接受组织委派，打入通（南通）崇（明）启（东）海（门）“抗敌指挥部”任政训处处长。1940年10月起，任崇启海常备旅副旅长，江苏省第四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旅长。参加掘港战斗。1941年5月，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副旅长。1942年调任苏中第四分区通海行政公署主任兼崇明县县长。1944年入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毕业后任政策调研室主任，政策检查团团长。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北第五分区专员公署专员，苏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参加淮海、渡江战役。1949年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主任兼教务长。不久，任交通部内河航运管理局代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2月5日病逝。

茅珵一九O九年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中学毕业，先后到东南医科大学、上海持志大学求学。 一九二六年冬，茅理去广东参加北伐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党的指示，茅理回到故乡海门，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秋，中共海门县委书记李达三（王玉文）组织人员到大地主杨佩荣家缴枪，由于叛徒告密，遭敌埋伏．在这紧急关头，茅理挺身而出，掩护同志们撤退，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的机密。国民党反动当局无可奈何，只得以“盗匪”罪判处其十年徒刑。在苏州监狱被囚期间，茅埕参加了党的特支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组织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时上海等地报纸对斗争情况作了报道，影响很大。敌人恼羞成怒，又以“聚众闹监，参加暴动”罪名，给茅珵加判刑期，移转至镇江（当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军法会审处，后曾被拘囚于金坛、南京等地监狱。茅珵在狱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始终坚持斗争。

一九三六年，茅珵藉保外求医得以出狱，由于此时江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已被破坏，他未能与党取得联系．其间在上海经纬书局任编辑，曾编过《国际政治经济现史与展望》等书，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宣传。并为营救被捕的周文在、宗筱薇等同志多方奔走，终于他们获释。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茅珵赴沪找党，恢复了组织关系。江苏省委决定派茅珵到苏北去开辟工作，打入国民党南通抗日指挥部当政训主任。一九三八年秋，启海地区的一支抗日武装——瞿犊、王进部队处境困难，茅珵利用其在指挥部的有利条件，将这支部队隐蔽到南通。后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发觉了茅的身份，密令南通抗日指挥部总指挥彭龙骧把他逮捕。幸而彭透露了消息，茅珵方才脱险。

茅埕和瞿犊、王进商量，决定亲自去新四军军部请示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茅理同新四军军部的杨韶明从皖南经上海秘密到达苏北，在启海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次年一月，瞿犊、王进牺牲，茅理率瞿、王旧部到崇明开展武装斗争，组建了崇明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他任副总队长。夏，崇明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茅理担任工委委员。一九四O年八月，敌伪调集大批兵力，对崇明进行大“扫荡”。茅理和陈国权等同志领导崇明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一九四O年九月初，根据省委指示，茅珵率部转移至通海地区，部队改为通海启人民抗日总队，茅珵任总队长。十月初，茅珵奉命去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会见陈毅，接受了新任务。不久率部进驻启东久隆镇，部队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茅珵任旅长。十一月初，茅珵其部与新四军五团会师，不久，又改编为苏四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旅，茅珵任旅长。一九四O年底，国民党部队徐承德部乘新四军主力西移之机，突袭掘港。茅珵张震东等同志沉着指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经三昼夜激战，取得了掘港保卫战的胜利。其后，茅珵率部转战南通地区，曾任新四军一师三旅副旅长。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春，茅珵担任通海行署主任兼崇明警卫团团长。后因病治疗一年多，一九四四年夏进入华中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茅珵任苏中区党委政策检查团团长，不久又继任苏北五分区副专员、专员，在苏中地区的土改惩奸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一九四八年，茅珵重返部队，任苏中军区兼苏北兵团联络部部长，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南征北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茅珵随军入城。新中国成立后，茅珵以更加饱满的革命激情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主任兼教务长、交通部内河航运管理总局代局长。一九五三年，茅珵奉命到大连，筹建我国第一所海运学院，先后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代理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兢兢业业，不顾体弱多病，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关心知识分子，爱驰人才，治学严谨，为创建海运学院，培养海运事业人才，发展我国交通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茅珵不幸逝世。茅埕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爱好诗文，曾出版过革命回忆录《扬子江头的英雄》，著作有小说《监狱里的斗争》《孤岛红旗》，诗《江滨野哭》等。

临危赴崇 领导抗日

翟犊、王进牺牲后的崇总各部，回到了群龙无首，分据各地，各自为战的状态，面临被日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崇明抗日武装斗争再陷绝境。原崇总的抗日锄奸团团长汤如甦看到局势危急，便与沈鼎法一起找到茅珵，希望他来崇明领导抗日。面对崇明抗战危局和崇明抗日武装官兵的期望，茅珵再次挺身而出，前往新四军军部请缨。1939年3月，茅珵奉新四军军部和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来到崇明重整抗日武装。面对分散各地的抗日武装，茅珵以二三个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轻便指挥部。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行在日伪、汉奸、敌探、土匪、海盗、杂牌部队四处横行的各区，行走在沈鼎立、金有祥、施鼎新、蒋煊洲等老崇总各部，做团结统战工作，指挥收编各地零星武装，艰难开辟统一战线局面。为加快恢复崇明抗战局面，中共江苏省委迅速派来钱伯荪、顾富根等一批党员支持茅珵工作。1939年6月30日，茅珵正式恢复“崇明县民众自卫队总队部”，总队长由国民党崇明县长郑枢俊兼任，茅珵任副总队长兼实际总指挥，沈鼎法任政训主任，钱伯荪任秘书。崇总下属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和一个警卫班。“崇总”恢复后，崇明抗日武装进入中共统一领导和指挥的发展时期。

1939年8月6日，崇总一大队金有祥、蒋煊洲和宋子贤，率三个中队埋伏在白祠堂附近，伏击了两辆日军军车，毙敌十二人，伤敌八人。这是崇总恢复后取得的第一胜利。8月16日，茅珵亲率蒋煊洲中队、金有祥中队、沈鼎立中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崇明西部残害抗日武装战士的土匪部队，营救被抓捕的抗日锄团战士，受到抗日民众的一致称赞。茅珵此举引起日酋的刻骨仇恨。9月26日，日酋以十卡车日军，突袭位于浜镇龙王庙茅珵总队部住所。茅珵正病中，且身边仅有秘书钱伯荪，警卫龚淡、黄朝龙、张铁。茅珵临危不惧，率领四人沉着向西北突进青纱帐，跳出日军重围脱险。其后茅珵布置钱伯荪等破获了隐藏在浜镇的一个日军特务情报组织，斩断了已经伸到了总队部眼皮底下的魔手。1939年9月，以陈国权为书记、茅珵、韩念龙为委员的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崇明工委”）成立后，茅珵坚决贯彻崇工委加强党对崇总领导的决策，对崇总进行第二次整编。整编后，总队部加强政训处，韩念龙任政训主任，增设民运工作组，朱溪东任民运组长。崇总下辖两个大队和直属特务中队，每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分三个分队。各中队设立政治指导员，各分队也都有一定数量的中共党员担任干部或战斗骨干。茅珵指挥的崇总真正成为崇明人民的子弟兵，被称茅珵部队。为提高崇总干部的军政素养，茅珵执行崇工委的部署，布置崇总班以上干部，参加班排以上干部和战斗骨干训练班专业训练三个月，由韩念龙、蒋克定等领导亲自授课。训练期间，训练班学员打了一次袭击伪军船的战斗，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大米二百余石，船两条。

1940年初，国民党崇明行署任命的二区区长卷款逃跑，二区区队叛变投敌，国民党任命的乡保长大部分伪化，盘踞在庙镇的日伪军完全控制了二区，抢劫粮柴，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茅珵先后四次派出武工队，在民运工作队配合下，严厉镇压了一批敌特分子，重建区公所，亲自兼任二区区长，使二区重新置于抗日武装的控制下。1940年6月8日，日军穷途末路，调集军舰炮击崇总根据地。茅珵领导军民积极反制，挖出未爆的炸弹，改装成地雷，以其之矛还治其身，在敌人控制的堡镇纱厂清花间炸毁机器，在大港桥炸死炸伤日军二十八名。茅珵指挥崇总越战越强，日军闻风丧胆。7月30起，日军调集五干余烧杀部队，围剿崇总，并进行大烧杀。崇明岛南北不过七八里，东西狭长百里，不利于大部队迂回作战。中共江苏省委鉴于敌人大烧杀的严峻形势和崇明特殊地理环境，派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龚定中向中共崇明县工委传达崇总渡江北撤，迎接新四军东进和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茅珵奉命率崇总撤往海门桃源镇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