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个人第二部小说集。集中包括《血泪》 、 《茑萝行》 、《还乡记》三篇小说，以及《献纳之辞》、《自序》和《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三篇文字。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控日本，是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迁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其风格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极相似，即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这一风格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特点。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十年。从1914年考入东京旧制“一高”预科，到1922年东京帝大经济学科毕业，他不仅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时也饱尝了海外游子受歧视的辛酸和孤独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作者通过表现主人公的压抑感到遗憾和病态心理，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获得个性解放的愿望，喊出“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的苦闷之声，呼吁社会尊重人的价值。

郁达夫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见《茑萝集》，上海：泰东书局。

郁达夫有意或无意之间，用了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意象——“零余者”（SuperfluousMan）。这个名词首见于屠格涅夫的小说《零余者的日记》，该作品也是一针见血，刻绘出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和政治脱了节，对于社会现实（农奴）有沉重的罪恶感，但他们能做些什么?大多数的人在沙龙里喝酒，谈黑格尔，也是同样地自暴自弃，颓废度日，后来，终于有些年轻知识分子挣出了“零余者”的牢笼，要改变政治和社会现实，于是变成了“虚无党”的恐怖分子，或参加所谓“人民主义”（Populism）运动，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早期的列宁，就深受这种气氛的影响。

郁达夫的自我忏悔，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相似的现象。郁达夫和所有其他的知识分子，皆困扰于同一个问题：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回顾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疏离”的现象，并不完全存在，因为“学而优则仕”，考试制度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搭好了一座沟通政治与社会的桥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问题，不是“能做些什么”，而是“怎样做”。在平常时期，他们常彷徨于“忠孝难两全”的困境；在非常时期，他们徘徊于“仕与不仕”的选择。五代的冯道，可以从容不迫地事十主，而宋末的文天祥，却以遗臣尽前朝，为“正气”而死。知识分子必须在社会上“做些事情”，对国家文化尽责，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所以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西方各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法国“文人”至今仍不离萨特所谓的“Engagement”（承担精神），对人生如此，对社会文化更是如此。

20世纪的中国，政治上动荡不安，早期军阀割据，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与政治脱了节，“五四”后大批文人由北京涌入上海，大半也是这个原因。于是，在十里洋场，租界仍未撤除的上海，这些文人能够做些什么?古代受了教育几乎就等于可以做官，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知识分子已不再有制度上的桥梁，于是，教育非但没有带来“权力”，却使受过教育的人感到“割势”，其所割之“势”，岂非中国两千年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政治之“势”?

从事文学写作，对于古代的士大夫阶级，是一种业余的消遣，或是在异族统治下不得已之举（如元朝之戏曲小说），但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写作不但成了“正业”，而且成了知识分子仅有的少数职业之一。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教书，也有不少“文人”在大学里兼教职，但学院毕竟是一座象牙塔，适值多事之秋，不少“悲天悯人”之士，不愿意逃避在书堆里，而且，正逢“五四”思潮鼎盛之时，不少人想以小说、杂文来改革社会风气，介绍西方文化的新潮流。鲁迅由厦门、广州跑回上海，弃教鞭而从笔杆，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在许多自暴自弃、自哀自惭的外表遮蔽下，也藏有不少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所困扰的“有心人”，郁达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酗酒、玩女人、性变态，大部分是自相夸饰的幌子，他颓废的面具，盖不住一颗赤诚之心，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短文中，他又写道：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世人若骂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认的，世人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1932年10月，郁达夫的《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一批评论文章。对之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的《读〈茑萝集〉》、胡梦华的《读〈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他们都中肯地指出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认为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作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间，辗转奔波的生活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客观形势，促进了郁达夫对下层人民的了解，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有所发展。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真正的阶级论的观点，但却已表明作者朦胧地感到“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一致的行动了”。散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则以愤世嫉俗的方式，大胆地召唤青年对一切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与此相应，从《茑萝集》起，小说创作上也发生某些变化，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长。自叙性作品《茑萝行》感伤情调虽仍较重，但通过个人贫困生活的抒写，诅咒了金钱和罪恶的社会制度。而到《寒灰集》中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则已表达了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作者后来认为它们是“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注：《达夫自选集·自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