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NGO 是民间的慈善公益组织。是指这些以非营利为宗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 。“草根”一词是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之所以叫草根，是因为草根一是顽强，二是广泛。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草根、草根性、草根化这类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么究竟什么是草根呢？《现代汉语词典》并没有这个词条的解释《英汉大辞典》（陆谷孙主编）把grass- 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从各种网络文章来看“草根化”也就是平民化，大众化等等，但实际应用中的“草根化”的含义远比以上的解释来得丰富。它应该有两个特点：一，顽强。应该是代表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二，广泛。遍 布每一个角落。所以也可以理解为表述的是一种非主流、非正统的，出自民间草泽的。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中文意为非政府组织。关于NGO并没有一个公认统一的定义，我们通常听到的如：志愿组织、慈善组织、第三部门、社区组织等非政府非商业的组织都可以算是NGO，而不同的NGO又可能有不同的目标、组织等等，在解释什么是NGO时我们把相关的背景厘出。我们来看“公民社会”（civilsociety，也称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启蒙时代个人主义的理念，由于个人的权利被忽视，甚至被剥夺，人们需要一个空间，他们首先需要有一块地方，使他们能集思广益和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集权政治里，老百姓没有集会的地方，所以，公民社会就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尽管很多理论和说法各有不同，但它基本上都强调一个独立于国家或者旧的宗族和封建纽带的个人行动自治空间的存在。从社会存在的三种关键力量来看，我们可以分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也被看作一种规范理论，公民社会的倡导者会主张建设公民社会，加强公共领域，限制国家的权力。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因素，作为公民社会的力量的NGO作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莱斯特*萨拉蒙，1978），随着全球化及社会的变迁政府（第一部门）、市场（第二部门）、NGO（第三部门）将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当然NGO的出现除了国家和经济的主要因素还包括文化等诸多的方面（范丽珠） 。

现在所说的‘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词的起源，据说是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最先用这个词。最开始，NGO是指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后来发达国家中以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为目的的组织也被包括进来，现在主要指发展中国家里以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己任的组织。

NGO作为一支非常重要的公共部门。从二战以后，NGO就开始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从事捍卫世界和平、反对武装冲突、慈善救济、消除贫困等事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曾经多次在联大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NGO的重要性。

1995年，全球22国的非营利部门运作资金高达1.1万亿美元，等同于当年英国、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NGO还可以帮助缓解就业问题，这些国家NGO的全职员工人数高达1900万，相当于它们运输和通讯业就业人数的总和。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和企业与NGO是合作关系，它们不断向NGO捐赠资金，希望NGO能够帮助它们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在中国由于历史及文化背景的原因，NGO在中国的定义相对于西方比较模糊。大到共青团、妇联这样的人民团体，小到没有注册的志愿组织都使用NGO的象征。其中政府性质比较强的被称为GONGO （政府组织的NGO ），它们是政府主办的或者由政府派出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非政府组织。这些GONGO经常是有正式挂靠注册的组织，有着明确的行政等级，带有鲜明的政府性质。而与强大的GONGO相对应，本文将中国大陆（除中国港台）那些由民间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NGO称为草根NGO 。

民政部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41.4万个，比2007年增长7.0%；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专业人士指出，由于注册门槛过高，中国草根NGO的实际数量远远不止此数。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在中国存在一个远远大于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规模的巨大的第三部门，其中大多数以各种方式取得了政府和其它权力部门的认可和批准，或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在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据王名此前的估计，内地目前拥有各种类型的NGO总数约数百万家，但现在登记的只有40多万家，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登记的门槛设定过高。王名表示，中国90%以上的NGO实际上未获得现行法律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其发展受到制约。

除了法律认可难，对于那些自下而上成立，被人们称为草根民间组织的机构，资金一直是困扰其生存、发展的难题。

太阳村被猜疑存在财务黑洞的文章在网络上还在热烈传播着，重庆的一些草根组织也陷入难堪境地。

6月2日，重庆九龙坡白市驿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协会会长陈明才阴沉着脸，在圈舍里“徘徊”：一方面，由于深陷骗捐门，收到的捐款减少，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协会正面临被“注销”。2008年年底，有人四处散布，他以救助小动物为幌子，骗取捐款，并用善款买别墅、买车，还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还有协会会员向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等部门写信举报，要求“法办”陈明才，重拳“治贪”。

几乎是同步发展，近日网上出现一篇博客文章，称市志愿者服务总队查森森孤学院的账本时，查出“玄机”。参与查账的人士透露，森森孤学院的账务如家庭主妇记的流水账，各类票据装在一个麻袋里。账本显示：去年的一段时间，森森孤学院每月花掉约2万元，而那时该院只有4个流浪儿童。

4月初陷入“骗捐门”的“绿叶义工”的情形与小动物保护协会类似。有网友发帖说，该组织负责人张海峰在重庆奥园买了一套房子，买房子的钱是“绿叶义工”以救助生病的孩子为旗号募来的。

尽管相关质疑也许仅仅是关心善款的出路希望慈善组织能够对善款爱心负责，并无恶意攻击，但这些风波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对草根NGO的巨大伤害。

草根组织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有三个，即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通过提供所获得的服务性收入。草根组织的影响力有限，能够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国内基金会还没有出现向其提供长期稳定资助的苗头，所以多数草根NGO只能依赖境外资金生存。

对于中国的草根民间组织，获取境外无偿捐赠机会较少，主要是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使用境外资金。项目合作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申请境外组织的已有项目，完成项目获取项目经费；另一种是自己策划一个项目，然后向境外组织申请经费援助。

但是随着国际NGO在中国的发展逐步由单纯资助向项目参与型过渡，中国的草根组织获取境外资助已越来越难。

另外，草根慈善以自发性为多，不少未进行社团注册或备案管理，没有完善的组织契约，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他们靠的是爱心慈善、感情慈善，缺了理性慈善和合法慈善。 近期如此多的质疑，皆因财务不透明所致。

能够获得大型基金会资助的草根NGO仍然是凤毛麟角，和公募基金会强大的优势资源比较，获得资源的艰难是国内绝大部分草根NGO的通病。过去，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与民间草根组织很少接触和合作，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开展活动，“老死不相往来”。

虽然中国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开招标迈出了第一步，但公募基金会向草根NGO开放资源的大门并没有完全敞开，大型基金会对于资助草根NGO仍然顾虑重重。《公益时报》记者从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国家5A级基金会了解到，直接对草根NGO进行资金支持并非像想象中那么容易操作。

让大型基金会放不下顾虑，基金会资助草根NGO至今障碍重重，原因显然是复杂的，在大型基金会领导层的眼里，草根NGO自身的问题最需要认真考量。

NGO自身情况的复杂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声闻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公募基金会对于资助草根NGO仍然有不少的顾虑，也影响到下一步如何合作的一些考虑。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草根NGO的资质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障碍。

基金会第二个顾虑则来自对草根NGO团队执行力的认可。汤声闻表示，比如从事老年人护理方面的机构，基金会在选择它进行资助之前，必定先要了解它之前是否从事这个专业，做的好不好。如果是临时性组合的草根NGO，在相关领域时间不长，专业性当然也就会大打折扣。

基金会第三个顾虑则是草根NGO的自我生存能力。汤声闻说，在参与竞标的机构当中，有一家草根NGO的预算当中有38%的经费安排为工作人员的工资、用餐补贴，甚至包括通讯补贴，让他对这家NGO的自身生存能力大感怀疑。

基金会第四个顾虑则是草根NGO沟通能力的欠缺。汤声闻表示，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与地方政府、捐助对象的沟通上，甚至还包括与资助方基金会的沟通，一些NGO表现出沟通能力上的不足。

一方面，有实力的NGO会着意去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各个层面进行接触，加上有民间资本、政界商界和媒体的朋友相助，项目能很顺利得到实施并引起广泛关注，然后再滚雪球一样吸引更多的资源进来，钱和人脉是这类NGO成功的关键；

另一方面，草根NGO是纯粹出于自发自觉的非正规化公益性组织，很可能还没有获取合法注册，但他们基于自身对人性和博爱的理解，想到了就去做，在时间的过程中不断的调整和充实，发展的好会走向合法注册的NGO；当然草根NGO因为自身实力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困难，项目计划停滞和宣告失败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很多现实的问题无法回避，但既然是草根，就能在更大层面上代表民意，既然是草根，就有春风吹又生的意志，这也会是草根ngo们走向成功的内因所在。

种种迹象表明，在法律地位没有解决之前，草根NGO可能利用种种变通，在政企间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而相关主管部门的态度，亦借由大地震的特殊情境有所松动。 草根NGO的负责人多是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带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徐永光认为，就连NGO最不愿意面对的登记问题，都并非没有空间。

其一是登记：

中国民间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先要获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再到民政部门去登记。难就难在民间组织找不到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担保”。原因很简单:谁接收谁就得承担责任。

其二是缺人：

慈善机构缺乏职业化的人力资源储备，需要培养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并用良好的薪水吸引优秀人才加入这个行业，这样才能提高慈善的效率。

其三是NGO自身治理：

NGO的普遍问题是缺乏独立性，民间基金会大都是企业的“皮包基金会”，大都没有建立起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NGO的理事会和企业的董事会类似，“官办慈善机构中，理事会是摆设，政府是老大，执行层强势”。在官办和民间基金会都做过负责人的徐永光说。

中国公益事业发展 离不开草根组织的发展

没有谁能否认草根NGO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慈善的本义就是民间化，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具备先天的贴近群众的特性。事实上，尽管很多草根组织没有取得“法律合法性”，但他们通过扎实的工作赢得了公众认可，逐步获得了“社会合法性”，并以巧妙的行动策略渐渐赢得“政治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已经成为公民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它的健康发展对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举足轻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质疑或者在危机中给草根NGO开辟一条新的生路。草根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多种外部环境的转型，目前各地政府已经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多元社会结构，逐渐释放出更多的公共空间，允许包括草根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参与到提供公益服务、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之中。

随着这些事件的曝光，社会精英阶层在满足了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努力探索各类社会矛盾的治理之道，这些也会转变成草根NGO扩张的加速机制。尽管眼下草根NGO的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能力建设仍需加强，但不可否认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及外部条件的改善已经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崭新的发展机会。

草根组织如何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公益事业处于大发展的前夜，事实上还没大发展，有三种特别重要的力量使得公益行业处于大发展的临界点。

一是社会公共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显现使得政府职能的转变进入一个实质性阶段，我们感觉在很多城市包括农村社会很多多样化需求已经非常明显了，对政府来讲，政府的财政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服务需求，政府更多是普惠和托底的特点，有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政府财政是负担不了的，政府自己管一定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社会组织是咬定发展的，很多政府部门优秀的政府官员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包括在北京、上海要成立的工作委员会、社会建设办公室等等这样的举措，就是政府看到了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政府主动培育社会组织，这是天时当中的第一点。

二是由于问责压力的不断增强，使得公益的劝募市场垄断逐渐被打破，再加上企业CSR和非公募基金会的迅猛发展，使得公益领域资源提供方在不断增加，公益的劝募在不断的打破垄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大家的问责力量不断增加，使得公募的垄断开始解冻，又因为我们大量的企业有CSR资金和大量非公募基金会的产生，当他们成立这样的基金和组织以后就不能把他的钱简单的捐给公募基金会，他一定要选择自己独特的公益项目，选择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也就是那些草根组织，对草根组织有非常大的需求，如果草根组织现在缺品牌、缺钱、缺合法身份等很多东西，但是你唯一不能缺的是创新性，如果连创新性也缺，你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劝募市场垄断打破以后的公益资金之所以选择草根组织，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其他大型公募组织里找不到创新性，这时候才来找你，我认为草根组织要非常注重创新性。

三是是由全社会追捧青年志愿者和追捧社会企业家为表征的民间公益力量的爆发性增长，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发现一个社会衡量年轻人的指标只有一个，就是创富，但是一定会发现事实上有很多人不一定都适合做生意，在社会上一定有很多人是公益性格非常明显的，他们一定是非常适合做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只不过因为原来的评价标准对这部分人的需求没有办法，所以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30岁、40岁的年轻人，在其他领域、尤其在企业界工作很长时间以后，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就像NPI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志一样，我们之所以到公益领域，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高尚，而是我们认为我们适合NGO这样的生活方式，像我们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为NGO行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这三个因素造成了我们现在处于所谓公益大发展的前夜。

在中国，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他们是“管闲事”的，他们是“闲着发慌的”，他们是“没事找事”的。这，或许是中国NGO最真实的写照了。

在2008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NGO的影子，他们在最危难的关头，给人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在一切都趋于平静之后，我们影响最深刻的，仍然是他们。 但是，现在，NGO们却在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制度去保障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来规范他们，他们只能徘徊在边缘上，只能在无奈中行进。

在为灾区冬季募捐的过程中，他们被人们说成是“想出名”的，所以尽管他们在为灾区的老人孩子募捐衣物等过冬物资之时，居然得不到任何组织的支持，也得不到自己单位的支持，所以，除了无奈的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伤心，因为没有人承认他们，没有人理解、支持他们。

在问题奶粉的过程中，NGO们又一次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他们要求得到公正合理的赔偿，这无可厚非，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却是步履维艰的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网站不断的遭到攻击，他们发出去的帖子在不断的被删除，遗憾的是，没有人会去问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NGO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真的很难？

制度的缺陷，在这里彰显无遗，我们缺乏一个制度，既要能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也要能让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否则，他们只能一直无奈的走下去，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不得不放弃，我想，无论是谁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发生。

加快相关法规的建设，完善在制度上的空白，是当务之急，因为通过08年，还会有很多的NGO产生，还会有很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保障他们权益的话，他们只能无奈的行进下去，而最终，会因为失望而被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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