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艾（1917―2003），江苏泰兴人，1939年11月在重庆《时事新报》任助理编辑，1940年初至1941年5月加入重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任学术组总干事、总会总干事。1941年赴延安，到《解放日报》当记者，1947年4月18日入党。1948年春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建国后历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副社长、社长，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新华总社国内部第一副主任、《光明日报》负责人等职，1983年离休。1992年10月国务院为表彰他做出的特殊贡献，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2003年2月病逝，享年86岁。

莫艾，原名戴厚明。江苏泰兴人，1917年生，1941年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

莫艾幼年在家乡念私塾、上小学。1933年到上海酒行做学徒、店员。1937年抗战爆发后，莫艾因所工作的酒行停办而失业。1938年至193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职业第四补习学校新闻专科和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专科夜读。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学生，多是有抗日要求的失业或失学青年，教师中有上海报界的进步人士。学校让学生们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以下简称“青记学会”）上海分会取得联系，在上海《申报》、《大英晚报》等报社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实习。实习期间，莫艾采写了关于上海收留东北部分流亡人员情况的消息；根据皖南新闻工作者带到上海的材料，编写了侧面介绍新四军情况的稿件，反映了要求抗日救国的思想。

1939年秋，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专修科停办，青记学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宪章为莫艾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到重庆找青记学会总会的负责人范长江和徐迈进。当时范长江不在重庆，由总会总干事傅于琛接待，给莫艾发了正式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员”证。同时，莫艾找到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专修科教师胡惠生介绍的他在重庆中央社当编辑的弟弟胡惠堂（莫艾离开上海时胡惠生曾给他一封介绍信），由胡惠堂介绍到重庆《时事新报》当助理编辑。这期间，因为莫艾经常到青记学会总社参加晚会和给重庆《新华日报》写过几次稿子，引起《时事新报》领导的不满，两三个月后，他们竟以不属于莫艾工作职责范围的校对工作有错误为藉口，把莫艾开除出报社。莫艾到青记学会总会向傅于琛汇报了此事，傅让莫艾搬到总会“记者宿舍”居住，不几日后，让莫艾担任了青记学会总会的学术组总干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对抗战，企图投降日本的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青记学会总会领导人范长江、徐迈进已转移到南洋开展工作，会内其他党员同志也分别转入地下工作，只留下莫艾一人处理日常事务，由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石西民秘密领导。国民党妄图篡夺青记学会领导权，一次派人到青记学会总会索取各地分会选举总会领导人的名单，分会推说名单已交范长江带往南洋了，国民党恼羞成怒，下令停止青记学会活动。石西民让莫艾暂时搬入《新华日报》宿舍居住，同时介绍莫艾到“中国工业合作社”做雇员，准备待机送莫艾到延安学习。

1941年秋，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有一批汽车去延安，石西民介绍莫艾到办事处经过几天训练，乔装成十八集团军的家属，随车去延安。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当即分配莫艾到延安《解放日报》采访编辑部，和另几个同志一道，担任延安县、市和陕甘宁边区及中央级有关单位的采访报道任务。从1941年秋到1944年春，莫艾在延安《解放日报》共工作24个多月。

1942年春莫艾患肺结核病后，向报社领导申请到曾被毛主席称为合作社模范的延安南区合作社工作。到合作社后，任会计和南区合作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同时参加社委会关于合作社工作的讨论与研究。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经南区合作社党委批准：由南区合作职业学校校长薛明锋和教导主任莫艾，带领学校年龄较大的学生数十人，参加西北野战军教导旅随军服务。到达教导旅后，旅政治部分配学校师生到卫生部担任护理伤病员工作。由于学生们工作积极，思想、纪律好，多次受到旅部和卫生部的表扬。1947年4月18日，由刘建章、薛明锋两同志介绍，莫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春，教导旅在原驻地晋西北参加了新式整军运动后，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回到陕甘宁边区，准备进入和平解放后的新疆屯垦戍边。这时，南区合作职业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成了正式的解放军战士随军入疆了。莫艾由中共中央西北局调回地方，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秘书。莫艾到绥德县后，遇到原在延安《解放日报》一道工作过、由新华总社留驻陕北负责西北地区报道的林朗。林极力主张莫艾回新华社工作，并电告当时新华总社负责人之一的范长江，经范长江同意和与西北局协商后，即调莫艾回新华社工作。其后，莫艾的工作经历如下：

1948年～1954年，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特派记者组组长、主编、副社长、社长；

1955年～1956年，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

1957年～1969年，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

1970年～1972年，新华社云南分社党支部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1973年～1973年8月，新华总社国内部第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1973年8月，由中央组织部调到光明日报社负责领导报社工作。

1983年，莫艾离休。

1992年10月，为了表彰莫艾为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特决定从1992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证书。

1998年3月，莫艾脑动脉大面积梗塞，经北京医院全力抢救，幸免于难。在精心医护下，卧床五年，虽半身瘫疾，有时神智清楚，但口不能言。

2003年2月17日溢然逝去，时年86岁。

徐炳忠：

我认识莫艾是在1958年，那年7月，少奇同志到石景山钢铁公司蹲点调查，住了四天。我作为公司党办负责人，担任记录和做一些联络工作。莫艾同志采访了少奇同志到公司后头两天的活动，应公司党委的要求，第一天晚上，他帮助我核对记录。他面带微笑，态度谦逊，待人友善，一点也没有大记者的架子，给我留下良好印象。

为了及时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职工的精神风貌和工作中的经验，公司党委书记肖平让我撰写稿件，向新闻单位投稿，特别要我直接同莫艾取得联系。莫艾多次接听我的电话，听我汇报情况，帮我进行分析，确定报道主题，提出报道要求。

莫艾有时寄给我报道要点，有时在电话里给我讲一些报道要求，这些要点和要求体现了当时中央指导工业建设的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针对性，对于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帮助，对于党委开阔思路、开展工作也大有裨益。

莫艾给我寄过一份材料，题目是《新闻写作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它讲的是写文章的规律，讲写文章要符合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实际上也是讲人们的思想方法。我在工厂经常写些报告和总结，起草会议文件等，但我并没有受过写文章的系统训练。我反复研读这份材料，顿觉豁然开朗，以后我在工作中按照材料所讲的要求去做，自己觉得从此进了一大步。

为了当好记者，莫艾身体力行，给我们作出了样子。他是社长，每周要列席市委的常委会，经常要参加市委组织的一些活动;分社几十名记者写的稿子，大部分他都要亲自审阅签发，有时还要找记者询问有关情况，帮助研究修改，时常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是经常抽出时间带着记者到基层去采访和搞调查。我就曾多次跟随他下去采访，使我有机会直接观察体验他如何收集材料，如何从调查中形成观点，怎样提炼报道主题，以及怎样用典型事例和群众的生动语言加以表达，这使我受益不浅。

田方：

1941年11月，莫艾也终于转来到了延安，同时也被分配到《解放日报》社采访通讯部工作。

当时采访通讯部由原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丁浩川同志任主任。我被分配担任中央机关和西北局边区政府和延安市的通讯员工作。莫艾被分配担任边区一级领导机关和延安县的采访报道任务。当时我们都是从黑暗混乱的重庆国民党统治区跑出来的，到了光明、自由的革命圣地，自然感到无限的幸福和愉快，我们经常相互交谈采访和通讯工作中遇到的故事，交流工作中的业务体会，相处得十分真挚而和谐。

周建英：

莫艾同志，是我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踏上第一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时的“大婆婆”。所以这么称呼，因为他是总分社社长，下辖新疆等六个分社，同我们小记者打交道相对少些。那位采编主任则是顶头上司。说来有趣，50年代大学生似乎于人情世故方面，比当今的青年幼稚得多。我们从大都市带着初学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似懂非懂进入革命队伍。结果，在许多小事上与当地干部观念习惯相左。初生之犊，哪能怕虎？我和两位男同学——胡越、孙传镐（半年后又来了姚宗仪），动不动就去告状。说白了，越过采编主任，直接找莫艾同志诉说委屈。

挑剔点讲，有点架子，有点傲气，有点脾气的是莫艾这位“大婆婆”。但这些脾气是伴合在他的宽厚、恳切、讲民主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里。

我们有怕莫艾同志的时候（他当面批评人，毫不留情），但更多的是不怕他。因为他很重感情，极富情趣。

莫艾的才华，从延安到北京，从总社到云南分社，人皆赞叹。而莫艾另一个高尚之处是：爱才。

他爱才，但不偏爱。他爱才、用才更注意育才。在他手下干事，确实不无慌乱和紧张。你听，走廊里响起小步急促足音，闻者个个知道那是谁，同时也在心里嘀咕：是退稿吗？是稿子顺利Pass吗？是要返工吗？是写出了严重错误要批评吗？

我第二次在北京当莫艾的部下，确有十年苦斗的感觉。为了赶稿，超指标、竞赛、争插红旗（《人民日报》在1958、1959年给好稿插红旗），随时应对“婆婆”的各种智力测验，北京分社记者在办公室里睡地铺、卧沙发、躺写字台，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三天没回家，丈夫来电话说孩子病了。赶到家里，只听丈夫在哼《宝贝》哄小女儿。他改了歌词是：宝贝，你妈妈正在前方打游击战呢……我啼笑皆非，可没怨言。因为莫艾自己也日夜以社为家。

孙世恺、刘佩珩：

十几年里，莫艾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是分社同志们有口皆碑的。这里仅举一例。他的家住在宣武门新华总社大院里，下班后乘车只需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回家。可是，他从周一到周五却住在东单的分社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还冒着酷暑严寒带领记者深入工厂、农村采访。莫艾同志在主持北京分社的工作中，时时处处表现出弹精竭虑、翰射尽率的敬业精神和廉洁自律的品德，以及“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堪称楷模，为分社全体同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徐炳忠：

多年来他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际萦回，他教给我当记者的基本功，特别是他的品德，他的风格，他的工作精神，他对党的无比忠诚，对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田方：

莫艾，应当说是我这辈子结识最早的一位老战友。60年来，我们之间虽则分分合合，时聚时散，但彼此总是时刻牵挂着，尤其是在那风雨激荡的岁月里凝聚起来真情实意，感到分外可贵。他为人坦荡，是个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给我的印象至为深刻。

赵淮青：

莫艾同志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满腔热情，淡薄名利、权位，清正廉洁的好领导。我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的高风亮节却永远激励着我，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石坚：

回顾我大半生的经历，永远不忘培育我成长的许多良师益友，而莫艾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忠厚长者。我和他相处虽短短两年，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他对年轻人循循善诱、精心栽培的长者之风，将使我终生难忘。

妻子李蕴辉，儿子戴小明、戴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