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1924～2008），生于四川成都，祖籍四川井研。中国著名哲学史家，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6年受邀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是现今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并以此为基地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珞珈中国哲学学派。

1924年1月，萧萐父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萧仲伦[1885--1961]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拒入官场，以教书为生。母亲杨正萱[1896--1984]也善诗词，工书画。萧萐父从小耳濡目染，大都是左孟庄骚等经史典籍，成为他日后求知的起点。

1943年，萧萐父考入当时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曾受教于万卓恒（湖北黄陂）、张真如、金克木教授门下。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同时受蒙文通先生之聘为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并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入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从此长期担任哲学系哲学史党支部书记、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一职。在这个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了40年，以此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汉地区特色的中国哲学史学术梯队，在全国文科理论界，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革”期间，萧萐父被定为李达“三家村黑帮”，横遭迫害。虽经历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阳分校住牛棚放牛劳动改造的日子，他着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1976年到1988年的十多年里，萧萐父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史、先秦儒道思想、明清哲学、近现代文化思潮等有较多的研究。坚持论史结合、中西比较、古今贯通的治学原则，强调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做人与为学的统一。曾提出哲学史研究方法，一方面应纯化为哲学认识史，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另一方面还应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便更充分地反映人的智慧创造的全过程。从哲学史泛化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明清学术流变，主张“从万历到五四”可以视为一个连续的文化历程；注意从中西哲学文化发展轨迹的对比中揭示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强调应从十七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发现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点。在当代文化问题的讨论中，独标新意，成一家言。

1978年，萧萐父接受教育部组织九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哲学系本科生《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担任主编。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理论特色的哲学史著作，萧萐父在其中注重对哲学史的宏观把握，该书出版后即受到普遍赞誉，分别被译成韩文与英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2年被评聘为教授，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1990年以后，随着国内与国际学术环境的变化，萧萐父更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全局来思考东方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他把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视为全球化的双翼，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发生和发展，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论定人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他用“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诗句来概括这一思索，这一思索体现了他的历史深度和自信，以及他的广阔视野。这时他倡导的“启蒙”已不仅仅是挨打者的反思和落后者的追赶，更是伟大的民族文化的自我振兴，有勇气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和重构，有信心吸纳涵化优秀的外来文化，有力量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从而为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萧萐父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国际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萧萐父先生于1999年离休。2008年9月17日16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中南医院阖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他一生经历两个社会、多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始终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不尽慧命，如珞珈香樟，四季长青，定将庇荫杏坛，嘉惠学林。

一、专著

《船山哲学引论》

《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

《王夫之评传》（与许苏民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

《吹沙集》

《吹沙二集》

《吹沙三集》

《吹沙纪程》

《萧氏文心》

《萧萐父文选》

二、主编

《中国哲学史》上下卷

《哲学史方法论》

《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

《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

《大乘起信论·释译》

《玄圃论学集》

《众妙之门》

《传统价值：鲲化鹏飞》

在《中国社会科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重要文章，通过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王夫之哲学的研究，探寻中国现代进程自身的源头活水，认定中国有自己的现代化内在的历史根芽。这一学说主张“从万历到五四”应视为一个同质的、连续的文化历程，应当从中西哲学文化发展轨迹的对比中揭示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超越中西殊途、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注意文化发展中一与多、共与殊、常与变的矛盾联结，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差异与时代性差异的经纬关系；强调应从17世纪以来的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发现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正确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点。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萧萐父注重对哲学史的宏观把握，主张哲学史的研究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以螺旋结构取代对子结构，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主张还哲学智慧于哲学史。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就是80年代初问世的由他与李锦全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理论特色的哲学史著作，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众多高校选作教材，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明清哲学是萧萐父卓有建树的研究领域，60年代初他因《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二文而以船山学研究的倡导者名世，此后有一系列关于船山学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了船山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系统梳理了船山哲学的诸范畴及范畴间的联系，对船山辩证法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剖析，凸现了船山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把船山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还从哲学史泛化的角度，考察了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主编了《明清文化名人丛书》。在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他独标新意，成一家言，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启蒙说”。这一学说主张“从万历到五四“应视为一个同质的、连续的文化历程，正确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的历史接合点。萧萐父进一步注意到中国文化发展中多维互动的总趋势，反对把中国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儒家化，而主张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通观儒释道”，“涵化印中西”，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外国先进文化的中国化”的交涵互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与重构，推陈出新，更有准备地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对人类文化的新整合与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萧萐父是一位治学严谨，勤耕不辍的学者，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吹沙集》三卷、《吹沙纪程》等，编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大乘起信论·释译》、《玄圃论学集》、《众妙之门》、《传统价值：鲲化鹏飞》等。

同时他也是一位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良师，被褐玉身，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形成了教育学生的“炙烈风格”。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教学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是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以后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先后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等，并曾多次参加或主持国内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他先后开设有“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料学”、“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为中国哲学史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与教学人才。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提炼出了二十字方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二十字已经成为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精神纲领。

萧萐父既是一位正直不阿、特立独行、儒道释兼容的智者，亦是一位敢恨敢爱、能哭能歌、富于激情的诗人。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是萧萐父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他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执著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他自叙以诗歌升华人生、歌哭由我的超迈：“书生自有逍遥处，苦乐忧愁尽化诗。”他满怀对中国文化和武汉大学的深情，将自己的诗集、文集及与夫人卢文筠合作的书画集交由武大出版社辑为《萧氏文心》四卷，并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火凤凰吟》，展示了一个武汉大学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

被褐怀玉，彰扬士风

萧萐父1924年1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在武汉大学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毕业后，回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并受聘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1949年5月入党。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邀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文革”期间，萧萐父先生被定为李达“三家村黑帮”他已开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已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作为知识分子的萧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积极参加过上世纪4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一生坎坷，始终关心国家与人类的命运；从反右到“文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既被批判又批判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坚定地以批判与指导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自命。他既继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现代价值；既正面积极地从文化与教育方面推动现代化，又时刻警醒现代化与时髦文化的负面，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觉与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唤知识分子独立不苟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导士人风骨，绝不媚俗，并且身体力行。他被褐怀玉，以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绝不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俯身事权贵。萧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了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

在一次聚会中，我们心知萧先生将不久于人世了，大家的神色都很凝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亲口对我说：以萧先生的学养与影响力，本省是对不起他的（按指本省常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压抑萧公）。我说：萧先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不仅属于他生活与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的本省。章先生又说：在一定意义上，像萧先生这样全面的知识人，将成绝响。萧师仙逝的头七祭日，在告别仪式前，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慨然叹曰：“萧老师对真理的执著，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学者尊严的维护，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风范、气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一代学人逝去，是为学殇。”章先生是萧先生的知音，故用他的评价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