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修武（1879—1915），字时生，四川巴中人。生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1902年就读于成都东文学堂。1904年东波赴日留学。1905年7月30日出席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1909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归国后，任四川法政学堂讲师、巴县自治局局长等职。1911年回川主持同盟会四川支部工作，同年12月，任四川军政府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1912年8月任国民党驻川负责人，12月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度被四川都督胡景伊抓捕。1915年被四川巡按使以滥发军用币罪杀害。

董修武父董必禄由百货学徒发展到经营“董兴顺”百货店。董修武幼即聪颖。甲午战败，人们痛于民族危机，寻求救国之路，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他阅读了一些新书报，萌发了报国的强烈愿望。1902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在成都创办东文学堂，以为学生补习日语和作出国准备。董修武由巴中县保举应考，成绩优异而被录取。在校期间，他与同学刘季刚、张俊生、董鸿诗等十余人秘密组织进步小团体，“结纳皆一时俊异之选。他深受革命书刊影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十分仰慕。1904年董修武东渡赴日，就学于日本明治大学。1905年,孙中山到日本活动，准备创建革命统一组织，董修武首次与之相见，“彼此相谈甚为融洽。”是年，光复会领袖章太炎也由沪出狱，留日学生将其迎到东京，董修武与章相谈投机，交往频繁，遂成为兴中会与光复会联系的中介。8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在东京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董修武以及川籍留日学生熊克武、但懋辛、吴玉章、吴鼎昌、黄复生等都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参与同盟会的抉择，“会中同志咸称修武为能。”后各省会员相继归国举义，如胡璞之入鄂，秋瑾之入浙，熊克武、余英之入川，喻培伦之入粤，黄复生汪精卫之入京，“多共修武计谋”。建党之初，董修武即“与民党诸巨子谋改革，设《民报》鼓吹内地。”《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董修武、黄复生为之奔走，出力甚多，如筹集款项，购买印刷机，采办所需物品等。1908年，《民报》被禁封，董修武乃专于治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董修武受孙中山之命回川主持同盟会四川支部工作。同年夏,董修武由京返川，始以四川法政学堂绅班教员身份进行秘密活动，团结党人，工作日有起色。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员黄遂生等联络成都各军、学界同志100余人密谋响应，推董修武为召集人。在董修武等策划下，准备起事。11月22日，川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被迫将政权交与川人，以求保全，与立宪派订立《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董修武、方声涛等连日会议，商讨策略，审度形势，一面联络同志一面遣人到重庆请兵，“谋即日推倒之”。此时，吴玉章早已在荣县组织起义，宣布独立，董修武乃赶至内江与吴会唔，共筹大计。决定董回成都，吴赴重庆，分头进行，相互策应。蒲殿俊主持军政府后，董竭力反对，声称同盟会人不参加蒲之军政府。为造成声势，董在成都南较场召开万人大会，在会场上高悬一牌，大书：“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代。”由董向群众演说，阐明同盟会革命宗旨，于是“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蒲殿俊、朱庆澜之大汉四川军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局势，12月8日,当蒲、朱在东较场阅兵之时，发生兵变，蒲、朱易服出走。军政部长尹昌衡闻讯，即驰赴凤凰山新军营内，得六十五标标统周骏支持，率部进驻皇城都督府。12月9日夜，董修武、张澜等和一部分军政界人士在军政府开联席会议，商组军政府。董主张实行民选，但未获军政界诸人支持。最后，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董修武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

董修武在军政府中实际主持政务。董掌握的总政处“为一切政事之总汇，凡出人文牌及发布命令皆须经过本处始有效。”由于财政结据，库空如洗，董修武“亲治财政，制发纸币”印行军用票，分1元、5元、10元3种，由四川官银行浚川源号发行，流通市面，定期1年，加息收回，“度支既调，”又整顿税收和田赋，裁减苛捐，统一正税和副税，人民称便。12月底，孙中山由欧洲回国消息传来，董修武即与尹昌衡商议，由四川军政府派代表到上海、南京欢迎。早在1911年11月22日，重庆即成立了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出任都督，四川出现了成渝两个政府分治的局面。尹昌衡欲以兵统一，董修武等“力持不可，谓非协谋统一，无以昭示大公。”认为成渝分立，两军政府事权既不统一，财政亦无法整理，又加之“滇军骄悍,哥老纵横，长此拖延不决，川民痛苦必深，究其终极，势将两败俱伤”，提出和平统一的提议。重庆的同盟会党人如张培爵、杨庶堪、熊克武、谢持等亦深感有此必要。两方通过协商，于1912年3月11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董修武于“成渝军政府合并、其力尤多，”被推选为总政处总理。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四川统一。

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后，袁世凯窃据了大总统职。时藏兵侵扰川边，英国参预其间，图藏之心昭然，尹昌衡遂电呈北京政府，请求西征。袁世凯乘机任尹昌衡为川康经略使，将其调离成都。尹设筹边处，以董修武为处长，负责后勤，接济军饷弹药。由于“边军靡饷尤不赀，”董修武“一手因应之，”而未“分毫剥取”同时，董还“暗中策划以熊克武继任重庆镇守使，为同盟会人留一重要据点”。由于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投靠袁世凯，董甚感难以相容，遂于是年9月辞去四川军政府本兼各职，而专主四川党务。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董修武在成都设立国民党办事机构，任国民党驻川负责人。1913年3月，袁世凯谋杀宋教仁于上海，董修武悲愤万分，在成都召开盛大追悼会。同年，四川省议会选举，国民党议员取得多数票，董更成为胡景伊的心腹之患。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培爵被袁世凯杀害于北京，董修武遭胡景伊严密监视。董觉察处境险恶，遂于1913年8月设法离开成都，欲经沪赴日，但在川北太和镇被胡抓回，“指诬昔主财政，滥发军用纸币以殃民，欲加显戮。”此事发生后，“民党大哗，景伊私惧而止，”囚禁一百余天，后因各方压力及无任何罪证，而被迫将董释放。董修武出狱后，除负责国民党党务外，亦从事实业活动，与周道刚，林冰骨等创办同益曹达公司，“行销省内外。”又集款设立聚昌印刷公司，“每天可印报章，书籍页数以万计”。1915年，袁世凯亟谋复辟帝制，为控制四川，派其心腹，陆军部次长陈宦任四川巡按使，率军入川。袁以“修武为川中革命党首，嘱陈宦图之，”7月22日，陈宦遂罗织所谓滥发军用币之罪状将董拘捕。董修武于7月29日被缢杀于狱中。

辛亥春，修武奉中山先生之命，回川主持同盟会务。值保路事起，吴玉章荣县起义，修武赶赴荣县、内江，面商机宜，决定成渝并举，推及全川。资中兵变，端方被珠，而川督赵尔丰犹肆虐成都，枪杀请愿群众。是时革命烽火已成燎原之势，赵见事不可为，乃让位于立宪派咨议局长蒲殿俊，组织大汉四川军政府，权作缓冲之计，致使革命前途炭炭可危。修武为揭露此种骗局，乃毅然召开成都南较场万人大会，公开以同盟会会长孙文为号召，而以已名副之。此时国内能如此鲜明以孙文为革命，殿蒲俊治事与时乖性；酿成十月十八日兵变，乱军尽劫藩库，兼掠民财，成都大乱。修武权衡大局，与同盟会诸人共邀尹昌衡加盟，举为都督，重组四川军政府平乱，修武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综理政务。以张澜等为政务参赞。时赵尔半仍手握巡防重兵，图卷土重来，复以清朝四川总督名义四处张贴售示，扰乱民心。修武决使尹昌衡处死赵尔丰，锦城欢然，共庆光复。武昌起义，孙中山归国，修武派代表以四川军政府名义，与已宣布独立之十七省代表共举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前，同盟会贵张烈武等于重庆起义，并成立蜀军政府两地分治，事不一，修武力主全川统一，并促成蜀军政府并入四川军政府。会西藏达赖喇嘛十三世勾结英帝国主义举兵内犯，袁世凯乘机削弱革命力量，调尹昌衡为川康经略使，带兵西征，而以附已之胡景伊继其任。修武以国防为重，始任四川筹边处长，继而识破袁贼阴谋，乃辞去政府本兼各职，专治同盟会务。袁世凯窃国，孙中山、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谋制袁于“国会”斗争中，袁乃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宋案发生，举国震悼，修武尤为悲愤，于成都发动群众举行大规模追悼会，并要求追捕真正区手，是以大触袁贼之忌，修武日后罹害，已伏先机。胡景伊仰承袁贼意旨，尤忌修武，多方罗织其罪。修武乃绕道川北谋去日本，面见中山先生。胡逻骑四出，于射洪太和镇追及修武，遂陷囹圄百日，终以无罪释归。民国四年（1915）袁贼以心腹爪牙陈宦巡按四川，剪除民党。是时中山先生密电于右任转致修武前往日本，但修武已失去行动自由。陈宦来成都之第三日，即遂以擅发军用票事，下修武于狱。修武据理驳斥，谓“发行军用票三百万元，乃四川军政府根据革命需要所决定，经省商会同意，收支均由都督命令行之，本人任职仅只半年，发行并未超额，若有多发，与己无干。”询者为之语塞。无几，陈宦乃于农历六月十八日夜暗溢修武于狱，时年三十有六，闻者无不悲愤。家人奉遗橡归葬邑之红岩河畔。民国七年，四川省议会为修武举行盛大追悼会，并决议入祀省忠烈祠。民国十八年县人于城西建回风亭以志怀念。民国廿六年于右任、冯玉祥等陈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并予公葬。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朱德委员长在京亲慰四川辛亥革命老人唐宗尧，并询及修武家属，嘱致慎念。1984年冬，中国共产党巴中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县政治协商委员会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前功，会同修武家属迁葬于塔子山，并建冢勒石，昭示来兹，以垂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