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同龢（1911年10月12日—1963年6月18日），江苏如皋人。中国音韵学家、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助手。母家为浙江籍，而宦居昆明，先生即生于其外祖家，至四、五岁始回如皋。后其父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乃举家入京。

1911年，清宣统三年，1岁，10月12日生于云南昆明。

1932年，22岁，入学清华大学中文系。从王力学音韵学，听课笔记被整理成王力《汉语音韵学》，毕业论文《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

1936年（26岁），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和周祖谟同寝。

1937年（27岁），大学毕业，考入中研院史语所任职。

1938年（28岁），随史语所迁云南昆明。

1939年李方桂回国，从李方桂学音韵学。

1939年，29岁，与王季绪博士之女王守京女士结婚。

1940年，30岁，参与史语所云南省及四川省方言调查。冬，随史语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1942年尝试做上古音韵表。

1943年，33岁，升任副研究员。

1944年，34岁，冬《上古音韵表稿》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46年，36岁，获中研院杨铨奖金。

1948年，38岁，发表《华阳凉水井客家方言记音》和《广韵重纽试释》。

1949年，39岁，发表《等韵门法通释》。随史语所迁台湾。升任研究员。初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1952年，42岁，开始记录闽南语。

1953年，43岁，与赵荣琅、蓝亚秀合撰《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语》。

1954年，44岁，出版《中国语音史》。应哈佛燕京学社之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为访问学人2年。

1956年，46岁，赴日本京都大学短期访问。

1957年，47岁，发表《厦门方言的音韵》。开始调查台湾南岛语。

1959年，49岁，赴美国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1年。

1960年，50岁，发表《4个闽南方言》。出版《高本汉诗经注释》中译本。

1963年，53岁，撰成《邹语研究》。

1963年6月18日逝世，享年53岁。

董同龢先生就读清华大学期间，尝从王力先生习音韵学。王先生所著《汉语音韵学》一书，即以董同龢先生之听讲笔记整理而成。其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学者注意，董同龢先生亦颇留心于此。撰成学士论文《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讨论该书之作者及来源等问题。旋即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赵元任先生助手，并时向李方桂、罗常培诸先生请益。赵元任先生为王力先生业师，是以先生日后每作书与赵先生，必以“再传弟子”自称。

自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间，史语所陆续调查两广、陕南、徽州等地之方言。二十四年春，拟定全国方言调查总计画，由赵元任先生领导，自二十四年春至二十五年冬，已完成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调查。先生初入史语所，即加入《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之整理撰写。虽未参与调查，而该调查报告中之分地报告实以先生之力居多，所撰者几占全数之半。未几，史语所因战事迁移，方言调查工作无法按原订计画进行，而将调查对象转向西南各省。二十九年春，调查云南省，同年秋，调查四川省，先生均参与工作，实地从事方言调查。

史语所方言调查计画之拟定，在于“以最少的时间获得全国方言的大概情形”，故所采调查方式，以记录某些预先选定之字为主。先生于参与调查之中，思考此种方法之得失，深知就该计画之出发点而言，固然经济有效，然若就语言整体了解观之，则是法确有明显之短处。一则选字以现代各方言所自出之中古音系为据，求得之音韵系统，难免为演绎之者，而非归纳之者。二则以此方法所得语料，自成片断之真实语言记录极少，于词汇与语法之观察无从着手。是故先生执行史语所计画时，亦颇思脱离汉字羁绊，依照语言研究之基本步骤记录汉语。三十五年春，史语所第二次调查四川方言，先生于成都纪录华阳凉水井之客家方言，始尝试纯以描写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次年春撰成〈华阳凉水井客家方言记音〉，于三十七年发表。该文提供完全得自口语之语料，并由语料归纳音系，整理语汇，不仅为客语之第一篇调查报告，亦为首次以纯粹描写语言学立场撰成之汉语方言调查报告。

方言调查工作之外，董同龢先生自大学起，对于汉语音韵史之兴趣及研究，虽于颠沛之中亦未尝停顿。三十三年在李庄石印出版《上古音韵表稿》，运用可靠材料与语言学理论拟构上古音音值，修正高本汉先生诸多看法。同时进行中古音之研究。三十五年以广韵重纽问题研究之成果，与周法高先生同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三十七年发表〈广韵重纽试释〉，于三等韵重纽问题初步理出头绪，以为重纽实系二类不同韵母之对立，而非声纽无意义之相重，此种韵母之区别至为紧要，而向为学者所轻忽。次年发表〈等韵门法通释〉，厘清明清以降说等韵门法者妄以己意附会而立说纷纭之谬。该文阐明门法沿革，辨明门法于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所载〈门法玉钥匙〉以前及其后实有不同；比较门法与其他等韵条文之异同，并根据对中古韵书与韵图之最新认识，说明刘氏以前门法性质而逐条予以诠释；更就刘氏以后门法变革论其得失。而此轇轕数百年之音韵学史料从此人人可识。

三十八年，董同龢先生随史语所迁至台湾后，即兼受聘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先生结合教学与研究，因讲授声韵学而编写之《中国语音史》，于四十三年出版，建立其上古至现代完整之汉语音韵史系统。惟出版时因排印困难而有所删节，日后始据遗稿增补，改名《汉语音韵学》。

在台期间，仍持续从事方言调查。四十一年春，利用带领学生记音实习之机会，开始记录闽南语，次年春与学生赵荣琅、蓝亚秀合撰成《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亦采调查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录口语之方法。该书当时并未刊行，而于先生逝世四年后始出版。此后至四十三年赴哈佛访问前，陆续记录十馀种闽南方言，皆采相同方法，不用事先编订之单字表与词汇表，而随机记若干日常用语，及故事、俗语、歌谣等较长语料。四十六年先发表〈厦门方言的音韵〉，自陈发表该文动机，谓闽南话以厦门方言为主，虽已有诸多研究，然既亲身观察，而知前人所言犹有未尽。以现代之语言研究者立场而言，研究一语言，求得其音韵系统，订定一套合宜之音标，实非易事。若研究者目的有异，处理材料之态度有所不同，则各家必不完全一致。故自四十三年因离台中断闽南语纪录研究，而正预备恢复继续之际，将所见先行公布，抛砖引玉，以为日后工作之指标。四十九年复发表〈四个闽南方言〉三百馀页，处理厦门、晋江、龙溪、揭扬四种方言，分为个别描述及比较音韵二部分。自言其本预备在已纪录之十 多种闽南方言基础上，随时添加，俟材料齐全，将以进行大方言区之详细比较研究，绘制方言地图，然近年工作进行之中，时有感于此大功之告成，已不能寄望于最近之将来。一则语言纯粹之发音人日益难寻；一则以一人之力，整理众多材料，实不知俟之何年。是故决定先就已有材料为初步处理。该文选取者，为闽南语中流行最广之厦门话，及泉州方言、漳州方言、潮汕方言样品各一，已足以表现闽南语粗略轮廓。

四十六年夏，董同龢先生参与台湾大学山地人类学研究队，指导学生记音实习，始接触台湾南岛语言中之邹语。次年夏，带领王嵩兴、管东贵、郑再发等再度赴阿里山区调查邹语八十馀日。至五十二年春撰成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Formosa》（《邹语研究》）六百馀页并付印。而先生旋即发病，终未能亲见此一力作出版。先生晚年，常向学生言及其愿有二：一为藉台湾南岛语言之调查研究，将语言学确实移植至国内；一为利用现代语言学观念，建立可称为一门学术之训诂学。惜乎先生早逝，未能进行更多南岛语之研究，而古籍训解字义研究之计画亦未及实行。

董同龢先生初入史语所时，尝从罗常培先生问训诂。罗先生意训诂亦语言研究之一部分，若由现代语言学之词汇学、语意学、语源学入手，当能理出头绪云。其后先生时念以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古书训解，而苦无机会。四十七至四十八年间，受高本汉先生著《诗经注释》激发，立意尝试为之。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对此亦表支持，因召集学生数人，每周举行“古籍训解讨论”一次，利用《诗经》、《战国策》为材料，根据现代语文学基本知识，先排除不可理解有悖常理或不能持之有故之说，再尝试建立可理解可信之说解。一年之中，积极结论虽不多，而众人从此知训诂之不能任意为之，如有所见，必有所据而人皆可理解，至若有未能解决之问题，实因蒐集整理资料之基本工夫不足之故。四十九年，出版《高本汉诗经注释》中译本。自云翻译此书之意，在使有志趣之年轻学者多多领悟：虽读古书，而现代工具与方法极为重要。先生坚信若有一学者，与高氏之异，仅在幼年所受薰陶为中国或为西洋文化背景之异，是二人解读《诗经》，在语文学知识方法所能掌握之范围内，必不致有基本之差别。

五十年二月廿一日，先生在史语所讲论会发表演讲，题为“古籍训解和古语字义的研究：一个工作计划的拟议”，提议逐部整理中国古籍，以单一古籍为单位，研究其语法及语汇，以此为基础，再从事整体比较研究。会中劳干先生云：“先生所为系发凡起例之工作，何时完成，不可预料，惟此乃一方向。”先生逝世后，郑再发先生整理其遗物，内有该次演讲之草稿，其文末云：“又有人说：照你那么说，要多少年做完呢？这我完全不能回答。显然的，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完的，一个人如要做出一些可观的成绩，毕生从事也还有希望。然而，我们都知道，近代的学问渐渐不是一家之学了。这个计划如值得做，史语所这个团体是责无旁贷的，在团体的进行之下，假我数年，……。”此未完之稿竟停笔于此，而天不假年，对于训诂学之计画终未能着手实行。

五十二年春，先生带领学生郑再发、丁邦新、郑锦全、严棉等，调查高雄县之南邹语，步行十二小时陡峭山路始达目的地。调查期间日间记音，夜间督导学生制卡分析，工作繁重，导致胃痛不堪。下山后住院检查，诊断为黄疸阻塞，开刀不治，于同年六月十八日逝世，享年五十三岁。身后留下遗孀及二子。

先生任教台大中文系前后十五年，学生龙宇纯、杜其容、郑再发、丁邦新、梅广、郑锦全等均能发扬先生之学，为语言学界当代重要学者。先生访问哈佛大学二年期间，梅祖麟先生适就读该校，得有机会向先生请益受教，执弟子之礼。学生之中，丁邦新、梅祖麟、郑锦全三位今皆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先生生前出版之专著有《上古音韵表稿》、《中国语音史》、与赵元任先生等合撰之《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译著有《高本汉诗经注释》。身后出版者有《邹语研究》、《语言学大纲》、《汉语音韵学》（即《中国语音史》之完整原稿）、与赵荣琅及蓝亚秀合著之《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丁邦新先生所编《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等。先生不仅于汉语古音研究有重要成就，于汉语方言研究复突破以往仅据《广韵》字表调查之限制，增以长篇语料，更能真切掌握语言事实。其〈四个闽南方言〉又开方言比较研究先河，方言之历史音韵研究基础于焉奠立。罗杰瑞（Jerry Norman）先生即受该文启发，而研究比较闽语有成，此亦可谓先生学术影响之一端。先生所治，于汉语之外，更及于南岛语言，其领域之宽广、治学之严谨、眼光之远大，有后学所不能及者。

在当今客家学研究领域，有一部必读的经典方言著作，就是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华阳凉水井，今属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双林村。

抗战时期，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迁入四川，参加了该所主持的四川方言调查。此前，他早已知道“成都附廓以及邻近好几个县分的乡间有异乎普通四川话的客家方言(俗称‘土广东话’)存在”，只是没有机会找到发音人，所以“问题就一直摆在心里”。1946年春，该所对四川方言作第二次调查，董同龢在对四川大学的各地学生进行访间录音时，有幸遇到家住华阳凉水井的卢光泉。在卢光泉的配合下，他花了16个下午进行记音，由此产生了这部传世的经典方言之作。

董同龢对四川客家人的语言背景情况作了这样的介绍：“据我所知，有好多村镇，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广东人’。在茶馆里议事或‘赶场’时做生意，都应用他们的‘土广东话’。他们保守力量很大的，虽然同时都会说普通的四川话以为对外之用，可是一进自己的范围，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非说自己的话不可。据说他们都有历代相传的祖训，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话’。小孩子在家里说一句普通四川话，便会遭致大人的训斥。”

在这本著作中，董同龢采取了这样一种记音方法：他“先间一些事物的名称或说法，以期在简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别的语音。一等到辨音有相当把握，就立刻开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语言记录”。卢光泉在记音过程中，根据董同龢的要求，积极配合，他有时一个人“摆”；有时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其中都是一些家常琐碎，甚至连夫妻口角都有。难得他绘声绘色，给我们这些不易记得的语料”；有时是“独白式的‘龙门阵’，中间也偶夹一些对话”；有时在读“他们祭祖时的祷词，颇有跟日常用语格调不同的词句”；“有时像是一个童谣”，“说起来有节奏”等等。

董同龢还记述了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有一次他让卢光泉用客家话复述他在茶馆里听来的《施公案》。有一次董同龢把方言调查中常用的用国语写成的“北风跟太阳”让他读，卢光泉看过以后，“丢开原文，用自己的方言说出来”，结果发现，“那里面翻译的色彩当然是不少”，由此也可看出客家方言“官话化”的情形。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不仅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研究客家方言的经典之作，因其审音准确，资料丰富与方法科学，至今仍是方言调查的典范。同时，它还提供了研究成都东山客家的宝贵资料，充分展示了成都东山客家的风采与魅力。在客家学界，许多人正是从这部学术著作中了解了成都客家的潜在的研究价值。

专著

《中国语音史》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与赵元任先生等合撰之

译著

身后整理出版专著

《语言学大纲》

《汉语音韵学》（即《中国语音史》之完整原稿）

《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与赵荣琅及蓝亚秀合著之

《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丁邦新先生所编

《四个闽南方言》开方言比较研究先河，方言之历史音韵研究基础于焉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