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又名黄飘霞，广东省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从南洋到上海，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主编《中国诗歌》杂志致力于新诗歌运动。193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执行委员，广州文化界抗敌协会理事。1940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部从事文化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在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文化界抗敌协会工作，经常到战地编写黑板报和墙报，朗诵反映战斗生活的诗歌。著有诗集《茫茫夜》《抗战三部曲》《街头诗选》《取火者颂集》等15部。1942年6月18日在安徽省天长县逝世。

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中国共产党员，梅县区隆文镇坑美村人。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为我国革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是一位以笔为枪、以诗为火的革命斗士。

少年时在坑美小学读书。1925年，蒲风就读于梅州的学艺中学。这时，正值黄埔学生军东征来梅，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中国革命与任务等问题的演讲，使他找到了革命方向。1926年，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蒲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四一二”上海反革命政变后，蒲风毅然放弃读书生活，回到家乡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以无限悲愤的感情写下了《鸦声》一诗，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现实。

不久，蒲风为形势所迫离开家乡，远走南洋，到印度尼西亚其胞兄处寄居。为了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与友人合作，在侨居地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狂风》。1931年，回到祖国，在上海公学读书。其间，蒲风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

1932年，蒲风与杨骚、穆木天、任钧等人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并与北平、广州、青岛等地的诗歌会建立了联系。1934年，他以《茫茫夜》为书名，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同年，蒲风东渡日本，组织新诗歌座谈会。次年，出版了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其中《铁流》一节是最早歌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诗歌，曾受到郭沫若等人的好评。

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1936年，蒲风从日本回国，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喊，写下了著名爱国诗篇《我们迎着狂风暴雨》。他在诗中高喊：“我们的铁手需要抗敌！我们的铁手需要战斗！”

不久，他回到家乡梅县，将“中国诗坛梅县分社”扩大为“中国诗坛岭东分社”，出版了《中国诗坛》岭东刊，进一步扩大了诗的影响。为使诗歌成为抗日救亡的武器，他大力提倡国防诗，并亲自到群众中去宣传、讲解、朗诵。他本是过着贫困俭朴的生活，还掏出钱来印刷诗歌小册子，免费送给读者，把现代诗歌传播到广大群众中，为我国革命新诗歌朝现实主义、大众化道路前进做出了贡献。

1938年，蒲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抗日军队。

1940年，他由中共党组织安排到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曾任新四军皖南文联副主任。他以战斗诗篇鼓舞士兵，奋勇前进。作品多发表在《新路东报》（《淮南日报》前身）上，先后出版了16部诗集、2部译诗、3部诗歌论文集，为我国革命新诗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的《茫茫夜》、《母亲》、《武装田地山河》被选入《现代百家诗》中，在我国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蒲风随新四军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突围、行军、过度疲劳，蒲风的肺病复发，但他仍抱病坚持工作，致使病情不断恶化。1942年8月12日，蒲风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安徽省天长县病逝，时年32岁。追悼会由方毅主持。皖南根据地还出了纪念蒲风逝世专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蒲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英名刻在皖南新四军烈士纪念碑上。

蒲风的新诗理论重内涵提出现实主义的诗歌主张倡导大众化诗歌。为了实现创作、诗歌大众化的理想，他在诗歌理论上，对新诗的民族形式方面作了认真的探讨，写了《抗战诗歌讲话》、《现代中国诗坛》、《序评集》、《茫茫夜》、《六月流火》等。1935年他在《诗歌季刊》上发表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对于不同流派的新诗做了概括的分析，宣扬了中国诗歌会的创作方向,以及评价了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品。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主要代表人物，朴素简洁、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是其诗歌特点，他的新诗创作及理论研究对现代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其诗歌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的诗歌文学、诗歌大众化、国防诗歌运动、创建我国新诗的基本理论等。提出了诗歌发展方向，阐述了诗歌面向大众、为大众服务，抨击诗歌创作时弊；强烈抒发了爱国爱乡热情勇于追求革命真理，激发人们抗战斗志和爱国情怀。诗歌语言大众化，通俗易懂体现刚健、质朴、明朗、现实的诗风。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此时，蒲风正在日本东京留学，并从事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的创作。他闻讯后十分兴奋，立即在该诗的《怒潮》一章中，对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了热情的赞颂:“铁流哟，如今，幡过高山，流过大地的胸脯，/铁的旋风卷起了塞北沙土！……/铁流的到处哟，建造起铁的基础！”同时，通过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描绘了敌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的深入，从而寄托了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这是在中国新诗史上最早歌颂长征的诗篇之一。

该诗于同年岁末在东京自费出版，那清新活泼、充满革命激情的词句，受到国内外青年读者的欢迎。鲁迅先生曾受曹靖华先生之托，代购此书寄到北方去。诗集在神田一家书店寄售时，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特务发现，警视厅立即传讯作者。日警问：“你在日本读书，私自发行鼓吹暴动的书，这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当即判处没收寄售的书，处以罚款，并要蒲风在判决书上按指模(盖手印)。蒲风据理力争说，我写的是中国的事情，没有错。按指模，这是强盗小偷犯了法才这样做的。我是一个堂堂的中国作家，没有理由按指模！最后，警方觉得理亏，只得作罢，此事曾在留日中国学生中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东方沉睡的雄狮，中国年轻的诗人们也像狮子一样，奋起狂吼。广州的诗歌工作者随着广大的人流，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保卫华南!”“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在《全国总动员》的歌声中，蒲风从厦门来到广州，和一群早已神交的年轻诗友会合。其弟黄宁婴接他到家里住。那时，蒲风年仅27岁，但在创作上的成就比较显著，因此，诗友请他主编《广州诗坛》和诗友们出版的诗集，如黄宁婴的《九月的太阳》、陈芦荻的《桑野》、克锋的《赴战壮歌》、零零的《时代进行曲》、陈残云的《铁蹄下的歌手》等，他都乐于从命。

战火逼近广州，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夜间亦有。日机也曾在市区狂轰滥炸，宁婴家附近多处被炸，炸死了不少人。面对敌人这种灭绝人性的轰炸，蒲风以愤怒的心情写诗控诉！一天，敌机又在头顶扔炸弹，附近几处中弹起火，大家都跑到楼下躲避，蒲风却依旧在楼上奋笔疾书，不顾人家苦劝，执意要把一首题为《悲哀的云涛》诗写完。

当时诗歌界有许多活动，如慰劳伤兵到街头朗诵、到电台广播、写街头诗等，蒲风都积极参加。此外还要参加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许多活动。那时，诗友们约他上茶馆品茗，他都板着面孔说:“你们有多余时间，怎么不多写点诗?”从此，大家再也不敢邀他上茶馆了。

1938年2月，蒲风奉命入国民党陆军154师922团工作。他穿上整齐的新军服，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地与诗友们告别。该团驻扎在广州附近的从化。中国诗坛社于9月28日在广州惠福西路23号茶楼举行“庆祝蒲风10册诗集创作出版成功”的座谈会，他穿着戎装赶来参加。大家热烈祝贺他在四年多时间内便出版了10册诗集，并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热忱。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广州告急。部队奉令开赴增城前线。出发前蒲风奉令与随军服务团许介、唐鹰(二人皆是广州文化界抗敌救亡运动的活动家)赶回广州召集爱国青年参加部队文化宣传及救护工作。10月20日，他们率领一大群青年分乘两辆汽车，在混乱中连夜赶赴增城前线，车至朱村附近时，突遭日寇坦克的袭击、猝不及避，汽车油箱被敌机枪射中起火。同车的人大半伤亡，许介也牺牲了。蒲风与唐鹰从敌人的魔掌中挣脱后，集合未死的16个人，辗转退到粤北山区。10月21日广州沦陷，情况更为危急。蒲风又带着另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翻山越岭，返回从化山区找到原来的部队。由于关山阻隔，音讯全无，因而外间便误传蒲风已经不幸牺牲，文化界的一些人士还为此写了不少悼念文章。当他得知有人写“悼念”他的诗文后，便创作了抗战叙事诗《我还活在人世上》(结集时改为《未死的十六人》)，发表在香港的《立报》上。

1939年4月，蒲风的母亲赖秋传逝世，家人拍电报催他回家，他于1939年5月辞去军中职务，回到故乡梅县，从事诗歌运动和教学工作。

蒲风在梅县国光中学任教时，人们感到奇怪的是，闻名全国的诗人，竟住在民众教育馆一个姓管的管理员那里。那个姓管的，名为管理员，实是勤杂，每天干煮饭、扫地等杂务。但他也喜欢写诗。蒲风发现后，就经常鼓励他写诗。后来，那位姓管的竟成了山城著名诗人，还出版了诗集，并请蒲风写了序言。

蒲风对写诗抓得很紧。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的创作时间，即使周围人声喧闹，他却旁若无人，坚持写诗。有两次，严重的感冒还未痊愈，他就强制自己坐在灯前开动脑筋，一夜苦写。清晨，口袋里便装着新的诗篇。有一天，诗友野曼在民众教育馆门口碰到他，要他为《中国诗坛》岭东刊写稿。他马上从上衣左边口袋里，掏出一篇题为《血》的诗歌来，然后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篇题为《关于“中国诗歌日”》的评论。碰巧这时《汕报、七日诗刊》的一位编辑也来向他索稿，他又从另一只大口袋里掏出一首诗给他。在场的人不禁惊异地问：“你每只口袋都装了诗吗?”蒲风笑了笑说：“诗人的口袋应该装诗!”这一消息传开后，人们便戏称他的口袋为“诗的口袋”。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随身带着一个布袋。想到什么诗句，就立刻记在纸上，投入袋中。而蒲风写好了诗文，也投进衣袋。诗友们说，蒲风的口袋可与梅尧臣的“诗袋”媲美!

在研究《中国诗坛》岭东刊编辑出版工作时，蒲风提了如下的意见：1.尽量发展新同志；2.有计划地精印小册子；3.切实举行诗歌座谈会；4.推广诗刊代售所——镇、学校、外洋……5.参加示威巡行，散发传单，朗诵诗；组织读诗班，在夜校酌授诗歌知识；开展诗歌展览，诗画合作。这几个要点，也是他自己的行动准则，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讲到哪里，朗诵到哪里。

有一次他和诗友野曼从东山中学演讲回来，破例邀野曼到一棵大榕树下的小食摊上，请吃客家大众喜食的“仙人粄”。蒲风拣了一块石头，在那些衣衫褴楼的、打赤膊的群众中坐下，然后向摊主要了几碗“仙人粄”给大家吃。他吃得津津有味并不时地和身边的群众搭讪，有时又凝神地倾听他们的对话。身边的古榕如亭如盖。诗友们离开时说：“这树荫不知吸引了多少群众?!”蒲风听了，沉思片刻后说：“这树荫下也不知蕴藏了多少大众语言的金矿。能在这里多坐一会多好啊!”过了一会又说：“普希金在他的诗里就融化了大量的群众语言，从而丰富了诗的语言，始终为俄国大众所称颂。我们应该学普希金。”

蒲风常常喜欢到工厂、学校、部队和大众接触。他从大众那里接通了血管，使自己的血和大众的血流在一起，使自己的心也和大家的心一起搏动。

蒲风喜欢以诗会友。遇青年作者送诗上门，热情欢迎，诚恳相待，不仅对诗知无不言，而且要求对方对自己的诗作提出批评意见。有人寄诗求教，他每信必复，并对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认真回答。

蒲风为人坦率热情，富有正义感。在广州凌风东路一家印刷厂印刷客家方言叙事诗《鲁西北个太阳》时，他亲自跑印刷厂帮助装订，边装订边向工人宣传。他说：“这本诗是写范筑先的，范是鲁西北的抗日英雄。诗是专门写给你们看的，能看得懂吗?

一个青年工人说：“我不懂诗。”蒲风又问身边一个女工：“你呢?”那个女工说：“我不识字。”

接着，蒲风对那个青年说：“这诗是用你们的话写的，有空就读吧，会读得懂的。”然后又转过身来，对那个女工说：“你不识字，收工后我读给你听”。不久，他看见工人们准备收工了，就站起来说，“我朗诵一段诗给你们听。”接着便扶正眼镜，清了清嗓门，用客家话朗诵起来。朗诵完后，问工人们：“能听得懂吗?”有的工人回答：“懂!”那个女工还腼腆地说：“句句都清楚哩!”蒲风听了，清瘦的脸上顿时浮起了罕见的笑容。

他参加新四军时，根据地生活非常艰苦，在用土木垒成的矮屋中，土墙上打了个洞就是窗户，蒲风和战友们就在矮小的土屋中，刻腊板、油印小报、传单、办专刊、出墙报，用鼓舞人心的诗文来激励将士们奋勇向前!

冰心老人称他为：时代的前哨，大众的良朋。

福建省人大副主任袁启形为之题词：时代的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