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蔚（1926年-2021年8月3日），辽宁岫岩人，武汉文物保护工作奠基人，被誉为“武汉文物保护第一人”。是武汉博物馆顾问，文博研究员。

蓝蔚（1926-2021），原名蓝永绥，笔名水天。辽宁岫岩人，1949毕业于辽宁省白山艺术学校舞台美术班，后曾入全国第二期考古训练班、古建筑维修训练班学习。历任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长，武汉市文化局文物组长兼武汉市文物商店副经理，武汉市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委员、顾问。文博研究馆员。武汉市文物管理办公室顾问，武汉市博物馆顾问，湖北省文物鉴定小组成员，武汉书画院画师，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兼艺委会主任，武汉收藏家联谊会副会长，武汉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主要从事文物古旧书画鉴别、书画篆刻创作。国画作品曾入选《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及被湖北省书学研究会、武汉市环境保护委员会、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武汉分会、兰州市满族联谊会收藏并获荣誉奖。辞条辑入《中国书画家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

1949年，23岁的蓝蔚艺校毕业后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来到南方，扎根武汉。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大型建设项目如火如荼，到处都发掘出墓葬、古遗址，而田野考古工作人员显得奇缺。中央对文物保护很重视，由国家文化部等合办了考古训练班，市文化局派在汉口铁路外的“五区”任过文化馆长的蓝蔚赴京学习。从事文艺工作的蓝蔚改行做了考古工作。

蓝蔚一完成考古培训班的学业回到武汉，就遇到了1954年的大洪水。他知道，自古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埯”，为阻挡洪水，不知要挖掘多少土堆，而这些土堆难免不是文物遗址。果然，防汛一结束就得到消息，在距姑嫂树几里地的黄陂府河北岸有一处古城址。蓝蔚听说后很兴奋，在查阅相关资料后，他就和同事游绍奇踩着自行车从汉口江边出发，于一片芦苇中找到那处夯土筑建的城墙。城墙的东西北3个方向的墙土已被防汛取走，仅存南面的一条城墙较为完整。他们没带皮尺，以步子量出它的长度，并采集到一些陶器碎片，初步判断这座名为“盘土城”的古城址是商代遗存，具有很高的考古学价值。随后的发掘研究证明他们这次考查的重要。经国家组织有关专业队伍的系列考古发掘，认定此处为商代早中期的古城址，并以城址相邻的盘龙湖重新命名为“盘龙城”。尔后盘龙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这一物证的重大发现，武汉的建城历史由此而推至3500年前。历史应该记住这两个年轻人的名字，是他们发现了武汉的城市之根。

文物抢救总是在跟建设比速度。50年代，蓝蔚还参与了蛇山文物的保护工作，那是1955年开工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之前。

蛇山是武汉的文脉主线。蓝蔚清晰地记得，当他初上蛇山，看到的是屋舍俨然的古建筑群。这一切都要迁移，首当其冲的就是从汉阳门上山就一眼看到的胜像宝塔。胜像宝塔，俗称“孔明灯”，原在老黄鹤楼前，建于元至正三年（1343年）。拆迁工进行了一个多月，蓝蔚和同事们从塔内发现了石幢和舍利宝瓶，塔身砌石一块块都进行编号分类，并用草绳包扎，妥善置放。三年后的1958年3月，由蓝蔚主持的胜像宝塔的复原工程开始进行。胜像宝塔已历600余年风雨，砌塔的石料因自然磨蚀，出现了许多裂纹，镌刻在石面上的花纹和梵文多已模糊不清。复原重建时塔面仍出现许多缺损，要恢复原貌需进行十分细致的修补，量很大。蓝蔚与工程技术人员认真研究修补方案，尽可能使它完好如初。在修复该塔的3个月中，蓝蔚一直吃住在蛇山上，未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忘的精神为人所称道。拆除清理奥略楼等遗迹时，蓝蔚遵照上级指示保留了许多相关原始资料，为日后重建黄鹤楼准备。

武汉地区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地面建筑是无影塔，又名兴福寺塔，原在武昌中南民族学院老校园内（现省军区）。它建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结构形式独特，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科学研究价值。但因历时久远，塔身倾斜开裂，濒于倾圮。1962年，省市文化局决定拆除移建，在洪山西麓选址复原。在拆迁的过程中，蓝蔚还对该塔的塔藏进行了考古清理工作，从塔藏的石室内清出一座立式释迦牟尼铜像和建塔以前的铜钞数十枚，发现佛塔不是宋代之物，可追溯到唐以前，可能是最初建寺时的遗物。1964年4月竣工的复原工程非常成功。由于蓝蔚和其他工程人员细致入微的工作，使这座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洪山上的重要景观。

1956年省市文管会合并，蓝蔚调到省文管会任考古队队长，武汉市的文物工作形成了空白，武昌都府堤的毛主席故居等不少文物就是那个时候拆除的。蓝蔚一心惦记着武汉市的文物保护工作，1958年毅然回到了市文化局。当时的市文化局受“厚今薄古”思想影响，蓝蔚的工资关系也下放到了市文物商店，他以文物商店副经理身份在文化局兼管文物工作，仍竭尽全力履行保护文物的职责，十分艰难地开展工作。从1958年到1966年，在全市范围内又发掘古墓40余座，出土文物500余件。同时文物商店也收进了不少重要文物。

当时全市列为保留的4万件文物中，有近3万件是铜器，其中的80%%是从废品仓库里拣选得来。1963年，蓝蔚曾参加过一次在谌家矶扬子冶炼厂的拣选行动。那里调拨来了很多藏传佛教的铜像和法器，上溯南北朝，下至清末民初，堆积如山，即将回炉。蓝蔚等人冒酷暑斗炎热，忙了一个多月，争分夺秒地抢拣。其中有一件刻有“洪武”纪年款的菩萨像，堪称精品。

蓝蔚说，“文革”之前是武汉收集文物的鼎盛时期，文物商店所藏文物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东汉诗经铭文镜、春秋蔡太史和、曾伯鼎等珍贵文物，成为文物商店的“镇店之宝”，并入选文物精华辞典。另外，收购的书画藏品更为丰富，选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的就有226件。可惜的是，这些历经辛苦得来的文物大多在“文革”期间被毁。谈起这些，蓝蔚总会扼腕痛惜不已。

随着事业的深入，蓝蔚越来越爱着这座城市。早在1960年，他就两次起草报告，报请成立武汉市博物馆，这个报告的底稿直到他还保留着。60年代中期，蓝蔚主持组织了武汉市文物普查试点。在此基础上，经过选择核实提出了农讲所、武汉中学、项英故居等23处市级文物保护名单。他为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献出了毕生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