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蓼斋后集》是清顺治年间李雯创作的一本诗文集，共五卷。

李雯（公元1607年——1647年），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举人。

李雯才华过人，年轻时就享有诗名。他与陈子龙、宋征舆是交情极深的挚友，并且共同创立了云间诗派，与陈子龙被人一起称为“陈李”。同时又和彭宾、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等人因才结交，平日以诗文唱和为乐，声满天下，当时被人称为“云间六子”。明亡后，李雯、子龙、宋征舆创作于此前几年的诗歌被合编为《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因此三人被世人以及后人统称为“云间三子”，云间诗派正式形成，其中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夏完淳四人是云间诗派的中坚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李雯与父亲正在京城，李雯父亲被李自成军队拷掠而死，李雯无钱为其父买棺下葬，跪在路边乞讨，才获得微薄银两为父亲买到薄棺。继而贫病交加而病倒，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投降李自成政权的前明官员龚鼎孳转而投降清朝，并推荐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职，称赞他“文妙当世，学追古人之李雯，国士无双，名满江左。石录天禄，实罕其俦”。李雯因父亲尚未归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软弱，答应清朝的任命，被授官为内阁中书舍人。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南归葬父，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回北京大约半年后不治而亡，时年四十一。

在仔细品读这部《蓼斋后集》之后，发现龚鼎孳之语实非虚言。关于李雯才高学深的传闻很多。例如，相传清开朝的摄政王多尔衮那篇传诵于海内外的《致史阁部》劝降书，以及顺治初年许多的诏诰书檄，都多出自于李雯手笔。

历来朝代的交替都会给时处乱世的人们以精神和物质的震撼，对那些思维敏锐的文人来说，震撼尤为强烈。因而，明清之际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生活和巨大转折，给李雯带来的是无以复加的心灵撼动，从而使他更多的诗作突破了复古理论的局限，能够正面变幻莫测的现实，有感而发。

清人吴骐在读李雯的诗文以后，曾经作了一首七绝：“胡笳曲就声多怨，破镜诗成意自惭。庾信文章真健笔，可怜江北望江南。”吴骐在诗中把李雯与庾信相媲美，颇为赏识李雯的诗文风采。究竟李雯是否真的具有庾信那种“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般的清才，有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这自有待讨论，这里不多赘言。但是，从《蓼斋后集》作品哀怨的基调看，确实与庾信屈节于敌国后的诗歌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可能与两人同时背国屈节于敌国（朝）的人生经历有关。

李雯作为一个明朝的举人，却在故朝覆灭不久，就在当时被汉人称为夷族的清廷作了官，这无论是从他自小所接受的儒家“忠君报国”的传统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他自身的良知上来说，这种悖离与背叛都不能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精神负担。所以，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抒写身处乱世的悒郁和失节仕清的愧疚。他的作品中，处处都是自责自怨的诗句，处处都显现出一种压抑沉痛的负罪感，同时也处处洋溢着对故国的思恋与怀念之情。这不仅表现在如《旅思》、《卧病射陂喜逢万内景有赠》等一些直接倾诉内心苦闷、忧郁的诗歌之中，而且在部分描写景物、记录时事的作品，如《太平奇闻子规》、《感秋》之中也有所流露。从而，决定了李雯诗歌哀怨、悲凉的基调。

“双关丽天衢，皋门平旦启。市朝犹未移，玉步方更始。难忘故国思，已食新君饵。……俯仰神自伤，泪落垂丹。”清晨，在上早朝的路，作者看到大路两旁繁闹的贸易集市与旧时（明朝）情景没有什么改变，不由从此联想到自身的境遇，念及自己虽然深受故国养育重用之恩，而今却失节开始投效异主，食新君之禄，不禁黯然神伤，滴落伤心之泪。字字伤怀，句句自悔，让人仿佛亲眼目睹了作者感叹唏嘘之态，在感其文采之时，也予其无奈。

“忆我亲生存，爱子不能已。昔为席上珍，今为路旁李。名节一朝尽，何颜对君子！”狂怒的北风大作，将路旁的李树刮倒，如此之小的一个景象，也让诗人独自唏嘘不已，因为它使诗人联想到自身的命运，勾起了诗人的沦落之感。其中“名节一朝尽，何颜对君子”一句，将诗人痛悔前尘，自愧于人间的苦痛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虽怒其失节，却怜其自怨。

刻于清顺治年间，其中的诗文都是李雯入清以后所作的。李雯像云间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在诗歌理论上，基本接受了明朝“七子”的复古主张。他的诗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模拟前人的痕迹非常严重，比如他的诗集中有多达六卷的乐府诗，就其大体而言未脱“七子”习气。李雯的著作还有与陈子龙、宋征舆合作编选的《皇明诗选》十三卷，自著《蓼斋集》四十七卷。

忠与孝是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两大支柱，甚至是他们生活的准则。为人可嘉可劣，但不能失忠孝大节。而李雯在投效清朝政府之后，他的父亲死了，由于当时南方仍然属于明朝政府，所以他无法将父亲的遗骸送返丘园。此情此境，让李雯想起君子关于“忠孝”的明训，深感自己出仕清廷，是背君背父，苟活于人世。所以他曾作诗：“君子有明训，忠孝义所敦。岂曰无君父，背之苟自存。念我亲遗骸，不能返丘园。偷食在人世，庶以奉魂归。”

“红雪堆高柯”的阳春三月，应好友之邀去赏花饮酒赋诗。花间饮酒、好友相伴，这本该是最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事了，然而对此良辰美景李雯吟出来的却是：“丧乱以来泪洗面，一朝一夕春风见”，“谁说花开不看来？看花正是伤心伴。家国兴亡若海田，新花还发故时妍”这样惆怅凄婉。于无奈中又显露沮丧的诗句。

更何况，若在行旅跋涉途中，见到鹧鸪南飞等最能诱发诗思、最能引发联想的情景，诗人就会更加伤感。故国难忘、故土难离，这本是人之常情。如若国破家亡之际，又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使自己无国可思、无家可归，其时其事的感怀与痛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相信如非历经其事之人，恐怕是难以理解他们那种自心灵深处迸发的痛苦与自我责难。正如李雯诗中所写：“家国今何在？飘零事日非。依人羁马肆，乡梦忆牛衣。有泪吟庄舄，无书寄陆机。鹧鸪真羡尔，羽翼向南飞。”所有的泪与痛都在诗句中挥洒而尽。当时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南，诗人家乡亦在南方，这首诗表现对故国乡土的怀念是不言而喻的。

自然界的景物所引起的诗人对故国故土的思恋已经很深刻了，但更让诗人不能忍受的是，当他出仕清廷事奉新朝之时，他年少时的好友陈子龙等人却正在誓师抗清。如此消息传来，两相比较，直令诗人觉得无地自容。他感到不仅愧对故朝，而且愧对朋友、愧对亲人。他非但不能与挚友一同为复兴故国而奔走，反而先屈身任职清廷，因而只能从遥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努力祸福，并默默为自己的屈节而忏悔。

在诗《东门行寄陈氏》中写：“出东门，草萋萋。行入门，泪交颐。在山玉与石，在水鹤与鹈。与君为兄弟，各各相分携。南风何飂飂，君在高山头；北风何烈烈，余沉海水底。高山流云自卷舒，海水扬泥不可履。乔松亦有枝，落叶亦有秦。结交金石固，不知浮与沉。君奉鲐背老母，余悲父骨三年尘。君顾黄口小儿，余羞三尺章子今成人。闻君誓天，余愧无颜，愿复善保南山南；闻君恸哭，余声不读，愿复善保北山北。悲哉复悲哉，不附青云生。死当同蒿莱。知君未忍相决绝，呼天叩地明所怀。”如此泣血成诗，无数的悲、痛、悔、恨层层交织在一起。

诗人还在诗后附书信一封，信上写：“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已绝于君子也。然而侧身思念，心绪百端，语及良朋，泪如波涌。侧闻故人，颇多眷旧之言，欲诉鄙怀，难于尺幅，遂中意斯篇，用代自序。三春心泪，亦近于斯。风雨读之，或兴哀侧。时弟已决奉柩之计，买舟将南，执手不远，先生驰慰。”短短几句，却让人读之心酸，阅之不忍。行文之中随处可见作者的怨悔摧抑之情。一是玉，一是石；一是鹤，一是鹈；一是高山流云，一是海底沉泥；如此高下之分所显现出的诗人那种自哀自怨、自悔自怒的无奈是这么清晰，仿佛一个沉溺于伤悲痛苦的人的抑郁面庞就在我们眼前。震撼着我们的心。

诗文中蕴含深情是李雯所长，这些作品也是《蓼斋后集》中的精品。

李雯文采卓著。在艺术上，七古最足以显示李雯的才情，《醉月滩怀李白》、《大涤山行上黄石斋先生》、《烧香曲》都是令人赞叹的佳作，既具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气势，又具李商隐诗歌缠绵婉转而浓艳的色彩，同时又兼之“小李”诗浏亮的音调。近体诗于李雯笔下也别具一番风貌。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李雯的近体诗“极才情思致之妙。”他的五、七言诗也颇多佳作，如《感秋》：“晚花浓刺目，病叶堕先霜。”《晚意》：“杂霞停瞑色，清吹入高桐。”《秋尽》中：“水薄平霞连画角，风高枯柳散城乌。”这些描写景致的诗作都可以见出李雯观境体物的细微，以及其文笔的清丽俊爽。

但是这么一部充斥着才情文采的诗文集，却只是因为李雯在作品中表现得过于直露的自责忏悔而遭到禁毁。

任何统治者基于国政稳定的考虑，都不会希望他的臣民中有不利于自己王朝统治的思想感情。在清朝政府看来，李雯既然已经归顺大清并出仕清廷，就应当忠心一意地报效清政府，斩断自己同过去的一切，包括那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一心为大清的稳固繁茂而奔走效命。然而，李雯却在他的诗文集《蓼斋后集》中如此眷恋故国明朝，哀叹自己的身世遭遇，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将自己接受清政府赐予的官衔称作为“失身”行为，认为自己是屈节叛变作了见不得人的事。同时，又为了朋友之间的私人感情，为那些今为抗清之士的昔日挚友忠心祝福，而完全将大清的基业与利益置之不顾。这对于清政府是无法容忍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因而，这本《蓼斋后集》在乾隆时期就被禁毁了。

出于安民定邦、稳定国政的原因，清政府禁止再勘刻《蓼斋后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部诗文集所展示的是一个“清朝官员”对明王朝的无限眷恋以及他自身为“清人”而耻的自哀自怨。但是，这样一部才情溢采的诗文集就此被禁，确实又是一件令人扼腕叹息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