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运升（1879～1959年），字品山，吉林双城（黑龙江省双城市）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应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邀请，加入黑龙江省都督府任参事。1915年起任黑龙江政务厅厅长、滨江道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厅厅长等职。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代表中方与苏联签订《伯力会议议 定书》。“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伪满洲国政府任伪职。1948年他和好友马占山等游说傅作义，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全国解放后先后任职于中央文史馆、北京文史馆。

蔡运升，字品山，1879年生于吉林双城（今黑龙江省双城县）。初为拔贡知县，1908年 毕业于保定法政学堂，后到浙江巡抚衙门任文案委员。1911年回双城，任中学校长，并被推 举为地方议会议长。不久，应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之邀，任黑龙江省都督府参事兼筹防处参 议。因筹防出力，几经升迁，1915年任黑龙江政务厅长。后转任吉林省永衡官银号总办兼实 业厅厅长、吉长道道尹兼长春交涉员、滨江道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后任吉林铁路交涉局总 办、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厅厅长，家居哈尔滨。任职期间，颇有政绩，也较为清廉 。

1929年春，中苏双方就中东铁路正副局长权限等问题发生争议，蔡运升曾会同苏联总领 事参预调停并略见成效。5月间，哈尔滨地方当局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苏联外交部提出 抗议照会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致使中苏关系恶化。蔡运升当时为哈尔滨交涉员，认 为“如中苏失和，某国必趁火打劫，与中苏均有不利”。为此，他通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馆总领事梅尼科夫，愿照以前中苏两国商定的关于处理中东铁路的办法进行调停，苏方表示 同意。随后，蔡运升往返于奉天（沈阳）、满洲里、哈尔滨之间办理交涉事宜。由于中苏双 方在中东铁路管理权及正局长人事问题上互不让步，致使交涉受阻。

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事件”爆发。其后，中苏战事不断，中方全线失利。在此期间 ，张学良急电蔡运升到奉，派其与苏议和。11月下旬至12月初，蔡运升与苏方代表西曼诺夫 斯基在双城子（乌苏里斯克）谈判数日，拟定在伯力举行正式谈判，最后在莫斯科开会议定 。经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蔡运升被派为伯力（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中国代表。 12月11日，他乘专车赴伯力与苏方会谈。12月22日，蔡运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代表西 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又称“和平议定书”）。次日，中苏双方撤兵，两 国战事停止。是时，蔡运升赋诗一首以表心境：“昨朝坛坫结新盟，今日沙场已罢兵，万里 风云重奠定，是非当付国人评。”1940年蔡运升就中东路事件的交涉经过写有《伯力交涉始 末记》一文。中东路事件之后，蔡运升被委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

“九·一八”事变后，蔡曾坐观形势。东北沦陷时期，蔡运升先后担任伪满洲国间岛省 省长、中央银行副总裁、外务局长官、经济部大臣、参议府参议。1944年伪满通信社编纂的 《大满洲帝国年鉴》中，载有他效力于伪满洲国的实绩。蔡运升在回忆伪满任职时，认为这 是他一生中最感耻辱的一段。东北解放时，他受苏方示意，离开长春赴北平。

1948年冬至1949年春，蔡运升住在北平的好友马占山家里。此时，他见到了过去一同办 理中俄交涉事务的老友王之相（时任华北文法学院俄国语文学系教授）。王之相同许多进步 人士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接触，在北平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的情况下，王之相了解到 中共的方针政策是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因此愿尽个人力量促成和平解放。王的思想和行动影 响了蔡运升。加之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蔡运升积极介绍王之相与马占 山相识。王对蔡运升、马占山说：“中共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人力物 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不论何人，只要转变立场，走向革命，都 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前途是光明的。马占山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 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马占山与傅作义有金兰之谊，也认为北平能 否和平解放，取决于傅作义将军的最后抉择。因此，蔡运升奔走于王、马之间，转达傅作义 的态度，并与他们共同筹议推动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蔡运升与王之相在邓宝 珊家中和傅作义会见，傅作义说：“王教授和蔡交涉员都是办理外交事务很有经验的，我们 都很钦佩，你们忧国忧民，关心时局，提供许多宝贵意见。现在已经决定和平解放北平，大 家见面谈谈。请你们放心。”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得到和平解放。蔡运升对此段历史写有 《我和马占山先生与北京和平解放的关系》（1951年）、《论解放北京的几个人》（1954年 ）等回忆文章。

全国解放后，蔡运升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50年代，蔡运升曾先后任职于中央文史馆、北京文史馆。在北京一直寄居老友家中。1959年12月病逝，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