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药学起源于西藏，是藏族人民在高海拔、空气稀薄、缺氧的自然环境，通过长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博采祖国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之长，而形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

藏医药学的发展，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多年，藏王聂赤赞布提出六个疑点，一位叫孜拉嘎玛跃德的人回答了其中之一，曰：有毒就有药，说明了毒可成药、以毒攻毒的医理。此时还出现了名医杰普赤西，他研制的“吐迥旺日”药丸，也是运用了以毒攻毒的理论；到了4世纪的拉妥妥日时期，采用了寒病热治、热病寒治的治疗医理。此时还出现了著名藏医师通格妥觉坚，他从父亲嘎启比奇处学习了印度医学，丰富了藏医理论和实践。从史料记载看，当时通格妥觉坚这样的医师，已经能够在莫龙衮巴扎的眼睛上开刀动手术；仲年德乌患了毒龙麻风病后，为了避免传染家人，独自居住在地下塘穴之中，说明那个时代的医师及其医疗技术及预防疾病的手段等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藏医药学是古代藏民族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五行学说是古代藏族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古代藏医学家将它成功地引入医学领域，正确地阐释了人体的生命活动、疾病过程，以及治疗作用的一般规律，极大地推动了藏医学的发展，使之形成了独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藏医药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五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隆”的不断的运动变化和离合聚散，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作为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亦是一个由不断运动着“隆”构成的有机整体。五行：即土、水、火、风、天空等宇宙起源的5种基本元素；三因，即隆、赤巴、培根等人体固有的3种基本因素。它们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这些物质先天来自父精母血，后天靠营养滋长。鉴于五行中的风行与三因中的隆概念相同：火行与赤巴相同：土、水行与培根相同；天空行表示物质存在和发展的空问，故《金巴四部医典诠释》干脆指出：“从本质上说五行与三因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五行为三因的基础，而三因是五行的表现形式。

古代藏医学家将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归纳在三因学说中并将其分属于脏腑，同时，用五行之间的克乘侮来描述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用物质性的隆、赤巴、培根解释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从而产生了藏医的脏象学说、疾病学说等生理、病理观，古代藏医药学家运用三因学说、五行学说等阐述人体与致病因索、疾病与治疗手段之间的矛盾运行规律，因此产生了病疾学、诊断学、治疗学等藏医理论，从而使藏医药学形成了完整理论体系。

古代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的“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

人类历史上一切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和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人类同大自然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原始的医疗体系。

公元八世纪藏医药学历史名著《四部医典》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作为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

相传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藏区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藏王南日松赞以前，藏族民间就有酥油熔液用于止血，以青稞酒糟治外伤等简易的治疗方法。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创造了藏族文字，尔后该藏王下令从邻国特别是从印度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学及其它方面的经典。其中《药诊大典》《无畏武器》最负盛名，是两部较系统、较完整的医学巨著，现已失传，这两部医学巨著的失传，实为藏医学及藏族文化之一大损失。有关史籍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药珍大典》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带至西藏的。由名叫马哈德瓦和达尔摩高恰所译。《无畏武器》是由印度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内容后合编而成；共有七卷”。（《智者喜宴》1518页和第司桑吉嘉措《藏医史》150页）

公元八世纪赤德祖丹在位时，金成公主入藏带来《月王药诊》，由和尚摩哈衍那和比绕札那译成藏文。有人认为，此书虽从汉地传至藏区，但其内容并非汉族医学。比绕札那是藏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豁达，开放，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做出不朽功绩。他还和达瓦傲嘎合译原始《四部医典》。

那时藏医广泛的医疗实践活动，为《四部医典》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人体生理、病因机制，诊断施治以及药味性能等诸方面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相对充实了藏医药学内容，使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四部医典》经历代名医的修改和补删，渐趋完善。现存的《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节译本。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藏族医药学史上的著名藏医学家老宇妥·云丹贡布便是整理编纂《四部医典》的主要成员之一。据有关资料，老字妥诞生于公元729年，族世业医。老宇妥一贯持“自视当知其短，以师必得其长”的严谨治学态度。曾邀请汉地、印度、泥婆罗、克什米尔等国的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同他们进行对医药学理论的广泛而深刻的学术探讨，汇取各家之长，删繁存要。不辞艰辛，本着求实精神，曾赴印度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印度、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并吸收了合理有益的医学思想，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高超的医技和精湛的医理，深得藏王赞普的敬重，被任命为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朝太医，为当时藏族九大名医之首。还相传曾为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国王治过病，被后人推崇为“医药佛陀重临人间”。卒年125岁。

诞生龄十一世纪的新宇妥·云丹贡布被认为是老宇妥之十三代后裔。他借鉴或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辨析前人之说，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撰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他好学不倦，医术精深，贯通群论，行医惠民，名垂青史。卒年77岁。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对藏医药学的发展功著誉盛。

藏王赤德松赞，非常重视医学之发展，他时常将医生请到王宫内，就座龄辅有九层锦缎的座席上，以示对医学、医生的尊敬，使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藏医药学在他的时代有了空前的发展。

随着藏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一些医生由于所处环境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不同，积累了不同的实践经验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到15世纪中期，藏医药学出现了对药物的不同识辨及对《四部医典》的某些理论学说有异见的两大学派，即项瓦（北方派）和赛尔（南方派）。学术争鸣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项瓦学派以项瓦·南木杰智藏为代表，他通晓显密宗佛教，尤精藏医。在西夏，印度医学界享有较高声望。晚年应明朝廷之邀赴汉地并任大司徒官职。有《八支集要·如意宝珠》等著作。

赛尔学派以赛喀瓦·娘木尼道吉为代表，娘木尼道吉博览医书，医技亦精，敢龄创新，重视实践，不畏艰险，亲临野外采集各类药物标本，专心应诊和研究药物，广泛开展学术研讨，丰富和发展了藏医本草学的内容，为后来问世的《晶珠本草》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藏医本草学的发展。他著有《医典广注》、《医诊千万舍利》、《本草鉴识》等。其后裔赛喀瓦·罗主杰吾，自幼剃度出家，对医学讲、辨、著无所不精，他继承赛尔学派理论，对藏医药伦理和医史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和纠正。著有巨著《医典注释·祖嘱》（前部），该书与第司·桑吉嘉措的《兰琉璃》在当代藏医学中占有相当位置，被认为是最权威性的《四部医典》注释本，是广大藏医工作者必修之本。他还根据宇妥手抄本对《四部医典》进行了大量的校改，并动员囊索·牙加巴集资刻了《四部医典》最早刊刻的札唐版。

章迪·华尔旦措悉，十三世纪生於章迪地区。从小笃好医学，善放思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深受病人敬仰。曾任元世祖忽比烈国师八思巴之御医。著有《医学大纲》等医学著作八十余本。

公元1653年，在藏族政教史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第司·桑吉嘉措，生放拉萨北部郊区。1679年任第五世达赖喇嘛之第司（摄政王），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建树颇丰，对天文、历史、医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并各有专著。他虚心好学，把自己的著作，寄送各地学者，征求意见，力求使作品完善化。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医史概论》、《四部医典注释·兰琉璃》以及医学图谱七十余幅，还校堪整理过《四部医典》等等。另在药王山（拉萨布达拉宫西南）创建藏族第一所藏医经院。

生赞公元十世纪的达尔摩曼热巴·洛桑曲智，从年轻时即跟随第五世达赖和第松·丹增达尔吉等学者学习佛经和医学。后任五世达赖御医，曾为达赖喇嘛行眼科挑拔手术，怡疗老年性白内障成功；并协助第司·桑吉嘉措创办并执教药王山寺医学院，门徒甚多；奉五世达赖之命补充完成了《四部医典注释·祖嘱》后半部的编写工作。还写有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著作。达赖喇嘛也非常器重他，称他是“医药之王”。

迪玛格西·旦增彭措生聆公元十八世纪。自幼习医，精通群说，擅长藏医本草学，在从事多年的医学实践和收集药材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前人医学经验。撰写了《晶珠本草》详细叙述了药物的分类、性味功效，形态描述、药物异名和鉴别方法等，本书收录的药物有二千二百多种，纠正了一些本草学家的错误，为藏医用药、鉴别以及研究藏医药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17 世纪中叶—20 世纪中叶

西康地区，司徒·却吉迥尼最为有名，他著有许多医书，也译有脉诊、天花治疗等中医书籍，在德格八蚌寺创办的藏医学堂，培养了八邦温、嘎玛艾勒丹增、帝玛尔·丹增彭措等许多著名藏医学家，推动了这一地区的藏医的普及和发展 ( 见司徒医学传承条 ) 。

西藏自治区作为藏医药的发祥地，解放前的西藏仅有三所规模极小的官办藏医药学机构，没有一张病床，从业人员不足百名，民间藏医数量十分有限。而就藏药产业而言，改革开放前，只有自治区藏医院制剂室一家藏药生产部门，其年产量只有35.7吨，产值约28万元，藏药生产技术人员不足50人。

改革开放30年来，藏医药学事业得到了高度重视，西藏藏医医疗机构得到了重点建设，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分级管理，加强医药人员培养，完善老藏医带徒继承制度，发挥医药优势，突出专科特色，使藏医药诊治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这门传统民族医药犹如枯木逢春，焕发出勃勃生机。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汉族患者和外宾以及青海甘肃和云南的患者来藏医院治疗，占到了治疗总数的15%。看来，藏医药学这门古老的民族医术正逐渐被各地乃至各国的患者接受，藏医药学正逐步走出西藏、走出国门，期待藏医的成功飞跃。

国家投巨资建立的西藏藏医学院，经过10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最权威的藏医大学。

学院招收的学生全部是藏族，授课教师也是藏族，使用藏语专业教材。本科生学制5年，藏医药教材包括《藏医学发展史》、《解毒学》、《月王药诊》等20多门科目。

西藏藏医药学教育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现已招收了两批藏医学硕士研究生的西藏藏医学院，已培养出650多名本专科毕业生，他们大都在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从事藏医藏药工作，有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行医。这表明，藏医药学后继有人。

◆1989年

西藏大学藏医系与自治区藏医学校合并建立了西藏藏医学院。

◆1990年

开始，近年来，藏医药教育还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在瑞士红十字会以及外籍人士帮助下，西藏先后成立了学制4至6年的日喀则边雄藏医学校、山南松赞藏医学校等一批专业学校，这些学校已经培养了300多名藏医藏药人才。

除政府设立藏医学校和医疗机构外，父子或师徒相传这一传统藏医培养人才的方式，至今仍在延续。在西藏农牧区，民间藏医都带有徒弟。藏医药界的权威学者强巴赤列、措如·次朗和众多藏医药学家的身边，都有2至3名精通藏、汉语言的学生，帮助整理老师们口述的藏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

藏医学院院长措如·次朗教授主编的数十万字的《四部医典大详解》即将出版发行，国家级专家强巴赤列口述的四百多万字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详解琉璃说》正在编写之中。这些著作将成为后辈们的宝贵财富。

◆1993年

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独立设置为西藏藏医学院。从此，藏医药学高等教育正式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序列，是国内外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培养高层次藏医药学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学院建校以来，培养了上千名藏医药学专业人才。从硕士到博士，有整套培养体系，54名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37名藏医药学硕士研究生正在培养。

◆1998年

国务院学位办授权西藏藏医学院为硕士研究生单位。学院已有10名硕士研究生在校深造。

藏医学对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大影响，如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从十三世纪中叶以来，藏族与元朝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藏医药学也随之传播到了蒙古等地区。成书于1835年的耶喜巴勒登《蒙古政教史》记载：“自蒙古各地盛行佛教后，蒙古大德赴卫藏求学之风盛极一时。在藏求学圆满后，复还蒙古地方讲经修道，弘扬佛法，书贤能圣者甚多。”毫无疑问，这求学讲经自然也包括求藏医药之学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藏医巨著《四部医典》等大批医书，被蒙古学者咱雅班第达等陆续译成蒙文。从此，出现了不少蒙古族藏医学者及论著。在蒙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虽然吸收了当地医学及其他民族医学之精华并有所创新，但其理论基础仍不出藏医药学的理论范畴，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至今仍为蒙古族医生唯一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藏医得到新生，引起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国内外已掀起藏学热潮，其中藏医药学被视为主要内容之一。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纽约于1983年创立“藏医协会”。迄今国际性藏医学术会议已举行过两次，一次是1983年由意大利的佐诚协会应用医学心理学中心主办“第一届国际藏医会议”，另外一次是於1986年4月18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由英国威尔康医史研究所主办的“关于中亚文献中所反映的古典藏医学的医学史学术讨论会”；国际上已有英、法、德、俄文等有关藏医书籍，偶尔也发表一些有关藏医论文。英国威尔康医史博物馆在1986年4月7日至7月31日举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藏医专题展览；印度、英、美、法、德、前苏联等国的重点大学及有关研究机构多设有藏学及藏医学研究内容。总之，藏医是具有悠久历史、独具特色、疗效显著的一门科学，是藏族人民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与各种疾病长期斗争所形成的民族医学，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门。今天它与诸多先进的医疗体系相借鉴和结合，已经并将更好地为藏族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藏医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西藏自治区的强巴赤列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