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芳草》是1992年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作者是崔复生。

长篇小说《血染的芳草》是在中外文学家如孙犁、赵树理、福楼拜等的基础上的继承与革新，是一部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很值得深深细品的作品。《血染的芳草》是一部典型的成长主题小说。作者在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莲莲、马嫂、珠珠、满满等一大批女性形象，着力表现了莲莲不断感悟、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精神状态，展现了主人公莲莲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个弱女子成长为一名革命英雄的变化过程，形成了小说文本自足的精神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仅有革命女性在苦难中的精神成长史，而且也歌颂了民间社会的生之力，同时也折射了一个民族在血与火的淬砺中所迸发出来的韧性与活力。

《血染的芳草》

作者：崔复生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2-03

印刷时间：1992-03-00

印数：5千册

装订：

历任林州市文联常务副主席、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常委，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安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1979年曾被评为安阳行署劳动模范。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荣誉《血染的芳草》获河南省政府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河南省广播文艺一等奖，

《不忘英雄》获河南省“五四”文学奖银奖，

短篇小说《杨家父子》获安阳、新加坡联合征文特别奖

纵观崔复生先生的长篇小说《血染的芳草》，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表现太行山儿女抗战史。关于该作品的评论在过去并不少见，但大多都是随感式的评论，很少有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这对探求该作的艺术价值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此，试从作品中内容和表现方法的角度谈谈一些看法。 崔复生先生的长篇小说《血染的芳草》是在中外文学家如孙犁、赵树理、福楼拜等的基础上的继承与革新，是一部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很值得深深细品的作品。这部历时十年诞生出的力作应该归于现实型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抗战时期太行山儿女们的生活及斗争画卷，其中的对于风俗、民俗、语言的描写对于我们的民俗学与考查、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也是极有帮助的。同时，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莲莲集真、善、美于一身，鲜明体现了作者对艺术真实的价值追求，莲连形象的典型性是与她所处的时代环境是紧紧相连的，作品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个人的成长历程，还有当时大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创作是离不开时代背景的，真正好的作品都有它一定时代的映射……

创作中的创作方向要与个人兴趣相一致。

写作是有技巧在里面的，要练就一双慧眼，积累素材，浓缩语言……

写作是痛苦的过程，也是幸福的过程。

一位称职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具有时代感的，他必定能够观察、愿意观察、观察到位，看到许多深层次的东西。

现实性在《血染的芳草》中的体现

文学作品的类型包括现实型、理想型和象征型三种。崔复生的长篇小说《血染的芳草》应该归属于现实型文学，即我们在文学史上熟悉的“写实文学”，是一种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血染的芳草》体现出了现实型文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再现性和逼真性。

(一)、“诚实的镜子”：再现性 所谓再现，是指对外在客观现实状况作如实刻画或模拟。它要求文学立足于客观现实，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并忠实于现实生活，而不是绕开现实，躲避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艺术始终高度忠实于现实，······艺术不仅永远忠于现实，而且不可能不忠于当代现实。”崔复生的《血染的芳草》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就是在对客观现实的冷静观察和理智分析上直接揭示现实矛盾，触及人物内心的。虽然小说中所叙述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是真人真事的写照，但它所集中反映出来的却是在那个动乱又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代表，如我们所皆知的红色娘子军等，都在莲莲身上或多或少有所体现。《血染的芳草》就如同一面时代的镜子，鲜明直观地再现出那个年代英勇壮烈的抗战事实。崔复生在创作中严格地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又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加工改造。正如郭沫若先生坚持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失事求似（“求似”就是历史精神的相对真实准确性，“失事”是在不违背历史基本真实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创造性的虚构和加工。），而没有在作品中主观随意捏造。作品中所塑造出来的莲莲、马嫂、珠珠等女性形象，并不是作者超时空的、理想化的形象，而是真真切切存在于特定时代社会的具体环境中，主人公身上的性格体现出了非常具体、确定的社会内容，人物的主要活动也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范围内进行的，而没有模糊越离。作为现实型文学作品，《血染的芳草》中也同时体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评价。崔复生把他对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主观情感态度融汇在了战乱年代环境的再现之中，也渗透在了情节、场面、人物的描绘刻画之中。崔复生没有直接出面在作品中表露自己的主观倾向，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崔复生是受到了福楼拜的写作风格影响。福楼拜一直坚持客观冷静的叙事，他说：“艺术家不应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生活里露面一样”。[4]在整部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始终是冷静的叙述，他没有对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发表言论，加以评判，他就是那样，把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突出出来，把自己感受过的现实生活再现在作品中，呈现给读者，让读者独自去完成下面的体验，比如在道德上的顿悟，理性的思考，心灵的净化，情感的共鸣，思想的提升，情操的陶冶以及读者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情感把握与评价，而不是直接地把他自己的感受和态度告诉给读者。

“熟悉的陌生人”：逼真性

现实型文学立足于客观现实，再现现实矛盾和本质规律，在艺术表现手段上的基本特点就是逼真性。在《血染的芳草》中，崔复生即是以写实的手法，按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精细逼真的描绘。比如作者对莲莲的肖像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十八岁，肩不宽，一件合体的印花布衫，一双五色丝线绣成的绣花鞋。微微透红的脸儿很干净，一蓬刘海在耳边扑散着”，寥寥几笔，粗中有细，细中透粗，为我们勾勒出了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给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巴尔扎克认为：“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5]崔复生对莲莲在窑洞院子中盼谷生回来的那种坐卧不安、魂不守舍，焦灼、急切的细节描写，把活脱脱一个不谙世事、纯洁无瑕的少妇形象精致的表现了出来，以及她拿着谷生衣服泄怨时的举动，给读者展现出了盼望夫妻二人幸福生活的山村少妇形象。这是莲莲人性的表现，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少妇对新婚生活的希冀，这些都是生活画面的真实再现，不夸张不变形，初期的莲莲俨然一个小女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些都是崔复生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描写的是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有就会发生的事件，主人公原型是作者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而来的创作材料，同时表现的也是作者自己真切的现实感受。在《血染的芳草》中出现的，几乎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世态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命运，而非虚幻离奇的神仙妖怪和超凡脱俗的英雄豪杰。马嫂，她一个人承受着柱儿牺牲的凶信，独自承担丧失亲人的悲痛，在公婆面前强颜欢笑，百般孝顺，不忍把凶信告诉二老而宁愿二老错怪自己；又日夜不停地操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智除汉奸。这并不是传统抗战题材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在真实抗战时代里确实存在的。作者依赖于客观现实来进行人物塑造，这就使我们感觉到作品中人物、事件的真实性，更易引起我们的共鸣。 同时，小说体现了崔复生对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对真、善、美的追求。 “真实性”是衡量文学创造的首要标准。整部作品所构建的情节与人物，都给人一种真实感。因为作品所依赖的大时代背景是真切存在的，而读者对于大时代背景也都是了解的，所以读者在阅读《血染的芳草》的过程中并不觉得做作、虚假，而是踏实而真诚。在整部作品中，主人公莲莲、马嫂、珠珠、满满等，就连那隐形的形象如谷生、柱儿，无不给人以一种美感，这种美不是外在的相貌、衣着，而是他们所代表的那种为了新生活，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国家的利益，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崇高战斗精神，这种精神给予我们鼓舞，深思与震撼，这样的美才是永不褪色的美，就如那涓涓细流，永远不停地流淌在我们心中给予滋润；又如那不绝于耳的钟鸣，时时给予我们警醒，让我们不会忘掉现今的幸福是由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这种美进一步升华为读者的觉悟，这也是小说的独特之处，精妙之处。作品中所有呈现的“真”与“美”把读者引向一个向“善”的世界，从而可以起到规范读者行为的作用。由这也可以看到作家崔复生的高尚品格，俗语说“人品决定文品”、“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作品的艺术效应与作家的人格之间虽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但是其情感评价的高品位来源于作家的以尚“善”为特征的人格力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孙犁说，优秀的作品总是因其高尚人格的投放而产生“发扬其高级，摒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7]马嫂、莲莲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有着高尚的品格，有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而这种精神的背后即是作家人格的写照，从而引导着读者向往高尚。由此可以看出，崔复生从孙犁先生那里的继承与革新，所以他的作品才会抑“恶”扬“善”，恶势力终究会被正义抑制，新生力量则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

人物与环境的完美融合

《血染的芳草》中的莲莲，是一个难得的典型形象。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于1601年问世，几百年过去了，从西方演到东方，至今仍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阿Q也已从东方步入西方，而富于永久的艺术魅力。确实，凡是在文学史上可以称为典型的文学形象，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文学典型是以人的生命形式呈现出来的，是人们直观自身的审美价值，富有生命的魅力。莲莲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当来自她性格显示的一种生命的魅力。这种“生命的魅力”，首先在于莲莲的生命所呈现的斑斓色彩，即性格侧面的丰富与多彩。莲莲从一个初始盼望过自己的甜蜜二人生活，日日盼夫归盼夫回，只知在丈夫怀中撒娇、看见手榴弹就捂耳朵的单纯少妇，逐步觉醒、自觉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最后智斗汉奸杀鬼子，最终成长为出色的抗日战士，这其中的变化过程丰富了莲莲这个人物形象，增加了形象的饱满，拓展了生命的张力，显得有血有肉而丰富多彩。她的成长变化既不突然，也不给人脱离实际的感觉：自然真实，合乎人物性格心灵成长的规律，也突出了莲莲人物灵魂的深度。当莲莲面对一个个现实中鬼子对她生活的打击时，如当她得知二姐被日本鬼子糟蹋时，她像被一声霹雳打倒一样，她“瘫倒在地上，全身硬邦邦的绝气了”。她被救过来后，终于在太行山的晨曦中，送自己的丈夫谷生上路了：“你走吧，不要结记我······”。显然，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已开始融进她的灵魂中，她不再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中，不再逃避，而是睁眼看世界，面对残酷的现实，鼓起勇气投入到解放自身与民族以及改变现有秩序的愿望之中。莲莲的这种转变是情感与灵魂的深度的结合，是震撼人心的。

莲莲的形象很典型，她之所以典型，是与她所处的那个战乱的环境分不开的，如果硬性地把莲莲与时代分离，那莲莲这个形象也就失去了她的存在意义，而变得失色单薄。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莲莲刚结婚不久，只想过属于她和谷生的二人生活，只要不影响到她的幸福，外面怎么乱不关心。她胆子小，对谷生依赖性强，她恨不得时时粘着丈夫，怕谷生一去不回，害怕她的小日子会被冲击，一心营造自己的二人世界，这时的她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性格行为上，都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善良单纯的以个人利益为主的形象，有着“一人穿暖，全家不冷”的思想。当丈夫不在时，她“思君不见君”，炮声纷飞的战乱环境又使她怕事胆小的敏感神经常常产生种种不祥的预感，由此心理活动产生了丰富而又苦闷的精神生活及行为，诸如捶打丈夫的衣服等等。此时的莲莲从内蕴到外形的行为就是她所处的环境决定着的。

典型环境不仅是形成莲莲性格的基础，而且还制约着莲莲的行动，制约着莲莲性格的发展变化。《血染的芳草》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她符合这一艺术规律。莲莲在接到二姐被日本鬼子糟蹋的凶信时，她晕了过去；以及她后来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事实都挑战着她的忍耐极限，到最终割舍出生不久的孩子，毅然踩着谷生、柱儿、马嫂的足迹义无反顾地走向更严酷的抗战之路，解放人民之路。这些情节，让她与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进而一步步从思想到行动发生转变，由最初的逃避、只顾小家而成长为一个懂大义的民族英雄、抗战勇士，这充分显示了环境对莲莲行动的制约、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莲莲刚开始在面对环境时无能为力，只能选择逃避不关心，但在一定条件下，她却对环境发生了反作用。汉奸阎怀乾下派了一个伪革命者来到张家庄寻找谷生家人——莲莲，当众人稳住他准备采取行动时，莲莲所表现出的行为确实让大家及读者捏了一把汗，尤其是当她气色从容地走到汉奸面前坚定地承认她的身份，又跟着汉奸向庄外走时，让读者及众人不清楚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并且她在路上所表现出的心理及行动也没让大家放心。直到她举起手枪解决了汉奸后，所有人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然余悸未已。当她“一只手提着马嫂送给她的那支撅把儿枪，一只手掂者从汉奸身上搜来的‘东洋造’，站在村口时，众人望着她却惊呆了，一个个好像都不认识这女人，谁相信这就是几个月前还羞得连家门都不敢出的谷生媳妇儿啊！”是的，抗日的战火终于把莲莲磨炼成一个有勇有谋的抗日勇士了。这些充分显示出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环境的反作用。这种现象在马嫂那里也表现得很充分，她把监狱变成了战场：推动了故事的前进。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典型人物地刻画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而典型环境则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典型环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典型环境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失去了联系的纽带，环境便成了一盘散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所以，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是一个整体性命题，不宜拆开来理解。作品中，莲莲的典型性是与她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紧密相连的，她的成长历程是随着环境的发展而变化的，如果失去了莲莲这个艺术形象，作品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活力；如果没有特殊的环境造就，那莲莲恐怕就要定格在刚入门的目光浅显的山村新媳妇儿的形象上了，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内涵。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作者写实的风格与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之外，崔复生在通过大量的访问及与太行山群众的多次交谈，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向我们展示出了太行山儿女们的生活风俗画卷，如娶亲、缝肚兜儿等；同时，对地方语言的巧妙运用：“不济事儿”、“明日个”、“结记”、“烧锅”、“你咋个不听话”等，这些不仅向外人宣传了河南人独特的民族风情，对于民俗学研究熟悉河南地域文化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血染的芳草》是崔复生先生历经十余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在中国的抗战文学中，它不仅丰富了叙事题材，拓宽了描写范围，而且注入了一股清新的乡土之气，是以写实为主的现实型文学的精致写照，对艺术真实的价值追求及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二者把握给后世的写作者树立了一个典范，其写作的内在品格也将指引我们求真务实。同时，希望崔复生先生能带给读者更多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