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是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创作于1912年的长篇小说，和《过了春分时节》、《心》共同组成作者的后三部曲。《行人》的故事展开时期设定在明治末年，夏目漱石通过“叙述者”二郎的诉说，讲述了一郎作为高尚近代知识分子痛苦挣扎的内心世界。同时，执著地叩问了家族制度下夫妻关系的内涵。

一郎极为理智，潜心研究学问，在他的生命中，自我掌握着一切，过度的理智与敏锐使他孤独痛苦，感情丰富却控制失当，无法与人相处。最后一篇H先生的旅行报告信，更显示出作者必对自我有过深切的反省，使读者跟随他们旅行的脚步，为一郞焦急叹息，情绪由不解，同情，无奈转为惋惜，嘘唏。一郞渴望抛弃理智，舍弃自我而落得轻松，事实上，他认为没有自我流露的无欲单纯至高无上，然而对他来说，自我一旦抛弃便无法生存。而得救之道便是从精神的研究转变为实践者，全心全意投入某些事物。伴随一郎强烈的“自我”要求，全家都处于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的不安之中。《行人》的结尾没有成功的解决，而是留下无尽的悬念。

朋友

哥哥

回来之后

烦恼

这部作品写于1912年11月到1913年11月之间，从时代背景来说，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虽然经济上有所发展，但明治维新也有很大的不彻底性，西方文明的泛滥也带来精神上的疲惫，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导致人们欲望的扩张、伦理道德的沦丧和心理上的痛苦。随着近代社会的到来，崇洋媚外、急功近利、不满现状、颓废消极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愈加突出。可以说，资本主义所到之处，“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而且资本主义自身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当时的有志之士看到了这些，却又找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想要行动而又深感无能为力，许多人便像一郎一样只能在内心的郁闷与孤独的研究沉思中消磨自己。

伴着明治维新长大的作者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的感触自然更多，他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情感都促使他塑造了一郎。作者从小不受家庭欢迎，小时两次被送给别人作养子，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形成对虚伪和伪善十分敏感、孤独不安、感情脆弱而又正直严肃的性格。结婚后与妻子关系也不融洽，其妻镜子对他很冷淡，曾把他当作精神病患者而躲开他较长时间，让从小对真爱求之若渴的他总是得不到回报。而且作者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刚做完痔疮手术之后动笔写该小说，但因深陷孤独境地，以致一开始创作的进展就很缓慢。后还不断发病：严重的神经衰弱再次发作，且持续时间较长，刚好不久，胃溃疡又发作，免强写完第三部分后卧床不起，休息近半年后才完成最后一章。在此期间塑造一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以说是作者的生活体验、情感外化。他与一郎的处境相似，与家人关系不和，倍感孤独痛苦，更重要的是作者和一郎一样都在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中苦苦挣扎，却只发现周围充斥着更多的虚伪与丑恶，他们虽不甘失败却无可奈何。他们的精神困倦与身体衰弱同时并存，因而作者把一郎当作自己的化身，着重写了他矛盾的内心、痛苦的经历，塑造了他可怜可恨可敬的形象，寄托了自己的厌世情绪。

《行人》由《朋友》（共33回）、《哥哥》（共44回）、《归来》（共38回）、《尘劳》（共52回）四篇组成，沿袭了《过了春分以后》中以几个互相联系的短篇结构成一个长篇的构思。该小说自1912年12月6日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一直到翌年11月17日连载结束，历时将近一年。其间，1913年3月底，漱石胃溃疡再度发作，因为病痛的折磨，《归来》连载到第38回时被迫中断，在4月8日到9月15日期间停载。停载前后漱石创作心态的变化，以及小说本身内容的深入，使得小说在叙事视角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在第四篇《尘劳》中，从第28回到小说结尾的52回，以H先生对主人公长野一郎的精神进行报告和分析的长信的形式予以呈现。长信共占据了25回的篇幅，在整部小说167回的结构中所占的分量可见一斑。但从整体而言，这一转变并未使小说前后内容出现分裂，而是具有前后呼应的连贯性。叙事者转变之后的H先生的信中讲述的事情，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以不同的描写方法进行了交代。通过与二郎的数次对话、与父母、阿直、阿贞、阿重的交涉以及B和H先生的传言等，充分进行了描写。而H先生的信，不过是将这些内容重新变化了视点，从一郎的立场进行了说明和整理H先生的信，或者可以看作是《行人》中的私小说性质的部分也未尝不可。”

一郎作为家里的长子，从小性格乖僻、敏感、任信、易激动、爱生气、一点小事就常使他不高兴，且不擅言辞，以致父母都尽量顺着他，溺爱他，尤其是母亲。长大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他既担心害怕又不满。他一人的闷闷不乐常使得快活明朗的家蒙上一层阴影，令人感到不快，家人也多像他母亲一样不理解他，连一直同情他帮他说话的妹阿重后来也觉得他太过分，认为二哥与他争吵后离家出走是对的。他也不满意家人，讨厌父亲圆滑，憎恨母亲背着他与弟弟玩些小动作，甚至认为全家人都虚伪。本来和弟弟“我”最亲近，能多说几句话，相处融洽点，但后来也由于他的猜疑而隔膜很深，几乎不再言谈。

一郎与妻子阿直之间的婚姻生活是苦涩的，夫妻之间像陌生人，几乎不进行什么交流。阿直本来就沉默寡言、性情较冷漠，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而一郎是个爱好沉思喜欢研究的学者，对一切都要求很高，尤其是对妻子，他不但想拥有她的肉体，还想拥有她的灵魂或精神，“在我眼前本来是个最亲爱的人，如果不研究这个人的心就坐立不安。”但不管他怎么研究，就是不理解妻子。他本来是喜欢妻子的，认为自己因为一直做学问，没有时间学会哄人，不会哄孩子、父母，更搞不清怎样才能哄好妻子。但他为猜疑所困扰，强行让自以为妻子喜欢的弟弟带妻子单独外宿以试妻子贞操，弟弟在无奈下只得同意单独带嫂子白天出去旅游以试其心思，但因突遇暴风雨只能外宿，回来后又由于弟弟没能很好地向他报告当时的情况，他更加怀疑妻子与弟弟了。虽然后来弟弟搬出去住了，但他与妻子的关系更加恶化，以致打妻子。但是不管他怎样对待妻子，妻子就是不吵不闹，只是默默或冷淡地忍耐，更加让他难以理解和忍受，更加愤怒。因为与妻子的不融洽，唯一的女儿也对他很冷淡，他在家中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在社会上，一郎极力抑制自己，表现得似乎较有风度，像个君子，表面似乎和谐，事实上矛盾更深。因为他并不满意社会，甚至讨厌社会，以他的容不得一点虚伪丑恶的个性也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他对自我的压抑只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彻底暴发出来。正因为他厌恶社会，却无能为力，所以他除了应付日常工作外只有封闭自我，逃避污浊的尘世，埋入书堆，以求洁身自好。

具体说，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都与整个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矛盾。他除自己外讨厌树立权威的东西，认为神就是自己，自己是绝对的，但是也讨厌自己，认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背叛了自己，说自己纸上谈兵却想获得实践者同样的体验。他外表像绅士，内心像无家可归的乞丐，整天处于不安中。孤独和不安是他的典型特征，孤独是他的家，但他的不安，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不安，他把整个人类的不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且每分每秒都在不安和恐惧中煎熬。也许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人类的丑恶和由此带来的苦难以及与自身的矛盾看得很透，才会有这种感受。

阿直作为一郎的妻子，生活在长野家这个由公公、婆婆、小姑子阿重、小叔子二郎、女儿芳江组成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作品中一再提及阿直的“寡言”，她就像是长野家的“局外者”。而这在其他家庭成员看来，则是“冷淡”的确证，更是造成其夫妻关系失和的主要原因。果真如此吗？

据研究，自明治20年代后期，日本强化了贤妻良母的道德规范教育，甚至在明治40年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协助丈夫，在幕后默默工作才是贤妻良母”的主题宣传活动。明治·大正时期的女子教育家嘉悦孝于明治43年向日本的女性大力推荐《女中庸》《女镜》等书，还于大正3年发表了题为“不言实行”的文章，力戒女性的多言。在森鸥外1909年发表的作品《半日》中，身为博士的丈夫认为妻子的寡言少语正是她的一大优点。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作为妻子而多言能辩，是有损女性的美德而遭贬斥的。也就是说，阿直的沉默寡言，正是“贤妻良母”这样一种当时的主流话语对女性要求的美德之一。毫无疑问，阿直并没有独立于这样的规范之外。

可以说，阿直的沉默寡言，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和表征，这本身并不是所谓“冷淡”的确证，也不是与其丈夫关系失和的根本原因。其实，寡言即是冷淡这种认定反倒是掩盖了其夫妻龃龉的深层原因。

在丈夫和公婆面前，阿直几乎从不表现出自己的意志和情感。比如，当一郎向母亲和阿直提出要和二郎两个人去乘升降器时，婆婆满脸狐疑、表情凝重地询问：“直，你呢？”，而阿直则“像往常一样，脸上露出几分孤寂的笑靥，回答说：我怎么样都行。”和歌山之行前的对话最能说明问题。一郎要求二郎按照先前的约定与阿直一起去和歌山，以便让二郎试验阿直的“贞操”，而母亲虽说并不知道个中原委，但也似乎察觉出有几分异常，便极力劝阻。二郎则在哥哥和母亲之间左右为难。即使在这样的关头，阿直也并没有表露自己的心迹，对丈夫和婆婆两种全然相左的意见，都是用最简短的肯定语“哎”来回答的。可以看出，阿直非常明白自己作为妻子和儿媳的位置，她所能做的惟有顺从。

阿直的顺从也是与当时日本的社会制度、“家父长制”的家族制度密切相关的。福尾猛士郎曾指出，为建设近代国家，明治前半期的日本的确实施了一些反映平等和人权、尊重理念的政策，但同时又过分强调家长统治下的长幼男女尊卑秩序，这样的保守倾向，除明治初始的几年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至于明治31 年公布的民法，更是将女性对于男性和家的从属位置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下来，对妻子作为的规定只有义务上的约束而全无权利的保障，甚至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内部，女性均被视为“无能力者”。

明治44年，众议院书记长官林田龟太郎向即将出嫁的女儿讲授了多达十五条的所谓“嫁の心得”（即为人妻者必须努力做到的事项），其中的第三条就是：丈夫为一家之长，故在言语举动上当然要敬重之，无论何事，决不应违其旨意。第四条则说：即使丈夫未尽丈夫之道，妻子也不应对妻子之道有丝毫懈怠。妻子全心全意尽其为妻之道时，则神人一并感应，终使夫君向善。身为众议院书记长官，竟然对自己的女儿有这样的训诫，可见当时女性道德规范之严。

从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来看，阿直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无可挑剔；更何况阿直的举手投足，均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婆婆的监视，她也只能对婆婆、丈夫言听计从，从不忤逆，这样的顺从态度于“兄”和“归来之后”等章节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行人》中的阿直，既受到了当时“贤妻良母”的道德规范和家族制度的影响，表现为家庭生活中的沉默寡言和顺从忍耐，又对自身命运有着较清醒的认识，拒绝无条件地牺牲自我献身丈夫和家庭，显然她不属于当时理想的“贤妻良母”，但同时也不属于方兴未艾的“新女性”，应该说她是一个处于二者之间的存在。作者夏目漱石对于当时“新女性”的态度并不积极，但他还是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诚实而深刻地思索当时的家族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夫妻关系和女性的命运。

“文明开化”的时代背景

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进入到现代社会。明治时代是“文明开化”的时代，在全面学习西方这方面，日本取得非凡的成功，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冲击，日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感受全新的文化气息时也咀嚼着因传统失落带来的落寞。作者通过一郎，剖析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高傲孤僻的独特心理和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探索陷入这种境地的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他对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进行入木三分的解剖，并把对社会的批判与人物的性格的刻画有机结合起来。正因为明治维新带来西方社会的文明促使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与他人、社会不相容，而当时社会的虚伪丑恶更加造成了追求真善美的他们的孤立，加上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们难有容身之处，只能走向孤独和绝望深渊。同时作品借一郎形象也揭示了生存于日本近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难以理解以至互相伤害的令人沮丧的境地。

时代阴影下的精神疾苦

《行人》中阿直并未直陈痛苦，仅以沉默示人。在小说的叙述中，阿直并未对一郎诉说过本心，即使在挨打时也只是镇静地端坐。这让一郎认为阿直是“利用丈夫的忿怒来夸耀自己的优越”“比诉诸腕力的男人残酷得多”。阿直的沉默，让一郎禁不住“多想”，不断地思考，却不能了解妻子的真心想法，为此痛苦不已。一郎的痛苦与小说中讲述的“女景清”的故事是相通的。二十多年前被未婚夫背弃的女人，即使在与他人结婚生子乃至双目失明之后，仍不明白当初未婚夫为何要离开自己。对于盲女来说，“眼睛虽然瞎了，还不至于苦得无法忍受。倒是觉得睁着明亮双眼却不能明白别人的心思，反而更痛苦。”一郎的痛苦也在于此。他认为，造成自己“不能明白别人的心思”的原因，在于别人的虚伪、不诚实。

在和H先生前去旅行的途中，一郎首次表明了自己不堪忍受的孤独和痛苦，“不仅在社会孤立，在家中也同样孤独”。一郎认为，自己的父母家人都是虚伪之辈，尤其以妻子为最甚，“周遭均由虚伪构成”。当盲女叩问未婚夫二十几年前为何背弃自己时，作为中间人的父亲仅以一般的话语搪塞而过，并未真心对待。这种态度让一郎以“与生俱来的轻浮之辈”来评价父亲。二郎也和父亲一样，“缺乏诚实的气质”。而关于女人，一郎认为，“无论嫁给什么样的人，出嫁后，女人就会因为丈夫的缘故变了样。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不知内人已经变得多坏。”在一郎眼里，妻子阿直的沉默、冷笑都是“虚伪”的表现，是她残酷对待自己的证明。在与二郎谈论寄住在三泽家罹患精神疾病的姑娘的本心时，一郎叹息说：“除非逼女人发疯，否则不可能明白她的心。”一郎并不在意妻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现，而是执着于在自己的观念中挖掘妻子的“本心”。“一郎的不幸，就在于他是存在于观念中的人，而与此相对，阿直则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人。一郎苦恼的根源，即在于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乖离。”

观念与现实的乖离，不仅存在于夫妻关系中，在一郎与H先生的朋友关系中也表现出来。H先生受二郎之托带一郎出去旅行。途中一郎却认为H先生以照顾者的身份陪自己旅行，自己虽感谢他的好意，但在这种动机下，他的言行不过是伪装成诚实而已。“作为朋友，我必须离开你。”属于一郎自己的居所，只有孤独而已。三好行雄指出：“一郎一方面接受了H先生的好意，同时也指摘好意的行动本身是‘伪装的诚实’。朋友这种关系，让一郎的心远离，友情成为朋友关系的隔膜。从中可见潜藏在关系性的内部的本质性龟裂。结婚会使女性变坏的逻辑根据，也在于此。

思考者一郎讨厌在自我以外建立起任何的权威，如神佛之类。他的理想是进入自我的“绝对的境地”。“一旦进入此种境界，天地万有、一切对象全都消失，唯独自己存在。这时的自己似有若无，既像伟大又如细微，很难命名。那就是绝对，经验过这种绝对的人猛然听到警钟响起，便知钟声即为自己。换言之，绝对就是相对。因此除了自己以外，没有必要放置他物，没有必要痛苦，更毋需担心受苦。”在明确地描述理想的“绝对的境地”的同时，一郎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虽日思夜想，但尚未找到能够将上述“研究性的我”变成“实行的我”的方法。“我明显地认出绝对的境地，但是我的世界观越清晰，绝对离我越远。总而言之，我就像翻开地图调查地理的人，却焦虑地想跟扎着绑腿跋涉山河的实地调查者拥有同样经验。我是迂阔的，我是矛盾的。虽自知迂阔自知矛盾，却依然拼命挣扎。我是个傻瓜，同样身为人类的你比我伟大得多。

并不是扎上绑腿去实地跋涉，而是展开地图来调查地理，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一郎自身也意识到了自己秉持的“观念先于现实”的生活方式的本末倒置。但他声称自己并未找到解决之法，不能纯粹地“获得内心平静”。一郎曾和二郎说，他因为和人类格格不入，迫不得已只好将心移情大自然。一郎的亲近自然，带上了逃避现实人类社会的意味。他依恋一切“静止”的东西，认为从中可以感受到刹那的崇高。能够激发崇高之感的不仅包括高山、河川或海洋等自然，也包括在电车上或其他任何地方，偶然抬眼看到的似乎不知痛苦为何物的脸庞。“那张无所思、全然平静的脸庞，显得极为高贵。”“无论车夫、苦力或小偷，当他们流露我所谓可贵神态那瞬间的表情，不就是神吗？无论高山、河川或海洋，令人感到崇高的刹那自然，不就是神吗？此外还有什么神呢？”

从自然或他人的可贵神态中受到刺激，感受崇高并获得内心短暂的平静，是一郎得以暂时摆脱的方法。这种感受是将所闻所见纳入自己的主观意识中形成的，他与自己所感知的对象仍保持着距离，在彼岸遥望，而非真正进入了对方真实的内心。被绝对客观化的自然且不必说，让一郎感受到崇高的陌生人的脸庞，在一郎的眼中，也仅仅是如同自然一般的背景式存在，一郎并未设身处地地感受其内心的真实。依靠他者获得内心平静这一状态，是以对他者的“无知”为前提的。

这种认知方式也体现在一郎对自己的朋友H先生以及长野家女佣阿贞的评价中。关于H先生，一郎认为他是幸福而稳定的天生的实行者，比自己要伟大得多。一郎觉得，在一天当中，总有一、两次在H先生的脸上流露不计损益、不思善恶的情况，“我所说的尊贵就是指当时的你，只限于那个时候。”他还举出两人晚间睡觉之前H先生平静的表现为证，说自己从当时的H先生那里得到了正面影响，得以暂时免除痛苦不安。但H先生随即解释说，当时自己只是在默默地抽烟，心里面一心只想设法把一郎从不安中救出。或许当时H先生的沉默当中流露一片精诚，一郎从他的脸上读出了那份真意，却并不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对于阿贞，一郎认为她是天真的、长野家欲望最少的善良人物，是与H先生具有同样品格的女性。一郎非常羡慕阿贞这样“生来幸福的人”，盼望自己也能如此。阿贞在长野家朝夕洒扫、洗刷，甘于做女佣和杂役达十年之久，然后毫无怨言地在雨中伴随佐野搭车离开东京。她的心似乎也跟平日做惯了的工作一样，清楚而具有机械性。阿贞的幸福在于她“欲望最少”，本本分分、任劳任怨地工作，从不发出自己的需求之声。甚至于她的婚事，都是在与对方素未谋面时即由主家代为决定了。可以说，阿贞与阿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人都是由家族决定婚姻、不能自主的明治女性。阿直在长野家的日常生活中饱受压抑，被逼发出了绝望的反抗之声。阿贞的声音却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她是完全失声的。一郎认为阿贞是“生来幸福的人”，也仅是从自身的主观意识中做出的想象，并未切实了解阿贞本人的内心。

综上，从对“对象”的无知中获得暂时的平静或解脱，其中存在自我的主观与对象的真实之间的脱离，是不可靠的。与其依靠“不可知”的外在因素，不如自己真正地融入现实生活中。这即是H先生在一郎看螃蟹看得忘我时所建言的“反方向去做”的意思。H先生对一郎说：“你看螃蟹看得入迷时，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吧？首先意识到绝对，然后捉住绝对变成相对的一刹那，在其中找出两者的统一，这会是很辛苦的工作吧？第一点，我们连这是否人力所能及都搞不清楚。”“反方向去做不是比较方便吗？就是说，看螃蟹入迷而忘我。自己和对方合为一体时，不就达到你所说的境界吗？”H先生是天生的执行者，凭借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道出了一郎“从意识到现实”的认知困境，建议“反方向去做”，达到“绝对被事物拥有，也就是绝对拥有事物”的境界，获得内心的稳定。

对于H先生的点拨，一郎似乎并无自信，表现得比较茫然。H先生也害怕自己的话会把一郎再度引回到无解的痛苦思索中。其实H先生的担忧大无必要。虽然一直以来困扰于自我与他者、亦即物与我之间的矛盾的一郎，曾经绝望地发出“死或发疯，否则就是遁入宗教？我的前途只有这三条路”的呼喊，并且分析说无法遁入宗教、对生又有所留恋的自己只剩下发疯一途，但随着自己思考的深入，以及H先生这般看似无心的点拨，在“美感、伦理或智性方面都过于敏锐”的一郎也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出路所在。这从他之后所讲的中国禅僧香严击竹悟道的故事中初现端倪。香严聪明伶俐，问一答十，问十答百，但也正是这来自佛经等文字的“多知多解”成为阻碍他彻底顿悟的烦恼。后来，香严从瓦砾击中竹子的清脆声中突然顿悟，感到这一瞬间跨过了物我的界限，与对象凝为一体，和声音合而为一，一下子融进了宇宙的万物，他当时就是声音，就是翠竹，就是万事万物，就是真正的本体自身了。于是，他写下了“一击忘所知”的偈子来表达悟境。

语言

如其冷漠的性格相符，阿直的话总是很简单，不带感情色彩，如别人问她意见时，她总是回答：“我怎么都可以”，“怎么都成啊”、“哦”等。而一郎的话常冷淡或激烈武断或具有讽刺性，常显示出他对人生和社会的不满，也借此掩盖他孤独痛苦的内心。对人物的评价总是简明扼要，恰到好处，对景物的描写也总是给人简洁、清新感觉。作者写哥哥忙时，嫂子“象一株寂寞的秋草似的在那里摆动，还不时绽出一个笑窝”。深夜的景色是“天空星光暗淡，恰如眨着困倦的眼睛。”寥寥数笔，就把当时的情状描写得绘神绘色。

对比

如一郎的不幸的婚姻生活与冈田的和谐温情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一郎与好友H，虽然都是学者，但H比他就务实开朗，因而也过得幸福些；一郎与二郎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等方面也截然不同；阿直的沉默冷淡与阿重的外向坦率、阿兼的亲切随和、阿贞的知足常乐。这些都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作品中一郎与妻子阿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

情景交织

叙述者二郎平时对人对事对景的内心感受既与整部作品的基调一致，又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如“阴郁的冬天被春风吹走后，我宛如从冰冷的地窖里出来的人一样，眺望着光明的世界。我心中有一种感觉，这个光明的世界也同刚刚过去的冬天一样平凡。”二郎与阿直相处那晚突如其来令人恐怖的暴风雨与他们当时多少有些激动、兴奋的心情是很吻合的，二郎的由喜悦变成恐惧再到不安的复杂心理，与外面的狂风暴雨一样嚣张、震撼人心而又无法控制。其它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

日本文艺评论家小宫丰隆：“关于《行人》名字的由来和意义，非常不幸，我并没有从生前漱石的口中听到什么。但是《列子》之《天瑞篇》中有云：‘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檄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可以认为，《行人》的行人应该就是这里的与归人相对的行人的意思。《行人》中主要表现的，是一郎的‘失家’‘行而不知归’的没有‘息’的生活。”

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1867-1916），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日本近代作家，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今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一个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他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