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梅，著有《诗经译注》（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注解语言详细，受人称道。1953年毕业于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
济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多年来，在教学之余，努力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确定主攻方向为先秦文学，尤其对上古歌谣、神话、诗经、楚辞进行了重点研读与整理。自1957年以来，发表了一些著作，如《周代抒情诗译注》（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诗经译注》上、下册（齐鲁书社，1980年12月、1982年6月出版）、《古文观止今译》（与人合作，齐鲁书社，1983年5月出版）、《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1984年5月出版）、《宋玉辞赋今读》（齐鲁书社，1986年8月出版）、《毛诗质疑》（点校，齐鲁书社，1991年7月出版）、《白话诗经》（收入《白话四书五经》内，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
人物简介
此外，还在《文史知识》、《
文艺学习》、《泉城文艺》、《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等期刊与专著中发表文章多篇（题目与日期略）。目前已编完《楚辞词典》（兼引得），并将《名媛诗归》校点完毕（合作）。以上著作中，《诗经译注》于1984年9月13日，由市社联授予济南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9月25日，由省社联授予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屈原赋译注》于1985年1月由市委、市府授予济南市优秀文艺创作特别奖，1985年12月由
山东省教育厅授予古籍整理三等奖。《宋玉辞赋今读》于1987年9月3日，由市社联授予济南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8年2月9日，由省社联授予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个人简介
袁梅，男，1924年5月生。1953年8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及济南第十二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1982年底调至
济南师范专科学校，曾任中文系教授。1990年成立济南大学，继续任文学院中文系教授。1998年退休，从事教育工作49周年。
社会兼职：曾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及普教组副组长、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评奖委员会委员、济南市文联委员、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等职。
已出版个人专著：《周代抒情诗译注》、《诗经译注》（全）、《屈原赋译注》、《宋玉辞赋今读》、《<毛诗质疑>（点校）》、《白话诗经》（收入《白话四书五经》）、《楚辞词典》、《传世藏书文库》（《诗经》部分）、《屈原宋玉辞赋译注（修订版）》、《诗经异文汇考辨证》。已出版合作或参编著作：《古文观止今译》（完成其中四分之一）、《诗经词典》（审定）、《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诗经异文汇考辨证》。
个人专著中《诗经译注》、《宋玉辞赋今读》均获省优秀成果二等奖及市优秀成果一等奖、《屈原赋译注》获市优秀成果特别奖。《诗经译注》、《屈原赋译注》曾参加
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成就展、北京书展、香港书展。上述著作被收录于《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汇编》。2013年，以八十九周岁高龄出版新作《
诗经异文汇考辨证》。
1988年以来，曾先后被评为市拔尖人才与劳动模范、授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及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本人传略被收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诗经学史》、《现代四库全书总部提要·楚辞书录解题》。
《诗经译注》情况介绍：
《诗经译注》内容简介：本书有约四万五千字的引论、概述《诗经》的基本内容，兼有提高与普及两个作用。然后逐篇译注、每篇原文与译文并列，便于对照参考，各篇均有题解，提示诗旨、中心思想或时代背景，最后是注释考证。
《诗经译注》相对于其他《诗经》著作的创新之处与学术价值：
1、本书正文前有约45000字的长篇《引论》，概括评述《诗》的起源、分类、时代背景、《诗》以外的古代歌谣、关于采诗献诗、“献诗陈志”和“
赋诗言志”，批判儒家的诗教，《风》《雅》《颂》的内容与形式。以上《引论》使读者对《诗》有总体印象，起导读作用。
2、本书译文力求忠于原著，尽量保持其艺术特色，以诗译诗，并有一定的灵活性，避免生硬直译。
3、注释考证：每字必注、具体详细。对疑点、难点不加回避，引证多种资料，结合个人见解，穷原究委，务求言必有据。
附：专家评介：
2、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印第125期《出版简报》张传实先生评介；
3、夏传才著《二十世纪诗经学》评介；
4、洪湛侯著《诗经学史》评介
5、1984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印第143期《出版简报》孔慧云同志《读屈原赋译注》
《诗经译注》曾经在齐鲁书社和青岛出版社的出版发行情况：
《国风》 齐鲁书社 1980年印33000册
1983年印11100册
《雅颂》 齐鲁书社 1982年印15000册
《诗经译注》全一册 精装 1985年印2万册
以上总计79100册 属畅销书
《诗经译注》修订本 精装全一册 青岛出版社 1999年 印数不详（版权页无印数）出版发行一年多即脱销
主旨与功能：
汇考：多方蒐集研读古代文献，笔者十几年来涉猎有关文献数百种，直录或转引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各家论述、参考资料丰富，信息量大，给读者提供独立识断的广大空间。全稿76万多字。
辨证：在“汇考”的基础上，笔者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文献加以比勘辨证，信其当信，疑其可疑，将每一词条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和结论；另对少数存在分歧而不宜立即解决的问题，则存疑待考。
读者面较广：基於以上实况，此书稿适合《诗经》研究专家、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研究生、本科生阅读。
《诗经》之学，素称难治。西汉大儒董仲舒所云“诗无达诂”，实为千古学人之同感。“诗无达诂”究由何故？盖以先秦诸家用诗、论诗多持不同观点与功利目的：如汉代鲁、齐、韩三家诗派与毛诗派之分歧；後世宋学与汉学之争讼；其他不同学派家法师承之门户偏见等，皆可形成对诗义、题旨、文字训诂之独立见解。何况《诗经》传世文本经历二三千年之久，卷帙浩繁，辗转传钞，其中异文、错简颇多，令後世学《诗》者难以判其是非，千载悬疑，无所适从。学《诗》者必先识字。愚治《诗》有年而乏寸进者，乃未认真识字之弊也。困惑既久，迟至年逾古稀始发愤识字。愚以为必先理清《诗经》白文，始能通晓诗义。因此，遂萌考辨《诗经》异文之动机。於是多方蒐集文献，潜心研读古今著述，参校得失，比勘异同，爬梳剔抉，择善而从，久之辑成札记一册，姑以《诗经异文汇考辨证》名之。鲁钝如我，拙文多有偏颇纰缪，诚望通人方家严加教正，是感是幸！
此稿在前期准备与撰写过程中，承蒙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及济南大学之指导与资助，特致诚挚谢意！
袁梅
时年八十有八
一、以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与宋·朱熹《诗集传》为底本，直录各篇白文。
二、《诗经》流传迄今已两三千年，其间诸家治《诗》，以传承不同或识断分歧而致《诗经》文本中多有异文出现；何况简策迭传，手民之误，校者之失，鲁鱼亥豕，难免舛譌，因此遂有衍文、夺文、譌文、倒文及错简现象，令人疑惑不解。拙稿试将其中疑义显著者罗列於每篇白文之後，并於各条目下汇录众说，择善而从，且参以笔者愚见，力求探其本旨。问有异说纷呈，骤难董理者，则兼辑各家所考，歧义并存，以期来者详审明辨之。
三、为行文之便，使用繁体字，并以浅近文言表述。偶有须钞附甲、金、籀文以溯其源流者，则作个例出之。主要参考引用书目及作者姓名列於全书後部，行文中书名多用简称。
四、须加考辨之异文类型大致如下：同音通假（震、振）；双声通假（瞻、章）；叠韵通假（谆、沌）；同义通假（兮、也）；形省通假（迩、尔）；联绵字（委蛇、逶迤）；古今字（莫、暮）；篆籀关系（歗、啸）；隶变关系（、夙）；正俗字（莕、荇）；倒文致异（钟鼓、鼓钟）；衍文致异（其来施施、其来施）；正譌致异；避讳致异（例略）；……
五、关於错简质疑：错简主要表现为章、节、字句之衍（文字误增）、夺（文字脱漏）、譌（文字错误）、倒（文字次序颠倒）。详见《附录》。
六、全书内容顺序：弁言、凡例、篇名、各篇白文、异文汇考辨证；附录：错简质疑、二“南”考、主要参考引用书目及作者。
著作汇总：
独立完成著作（包括修订本）
一、周代抒情诗译注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7年9月
二、屈原赋译注 齐鲁书社 1984年1月
三、诗经译注（精装本） 齐鲁书社 1985年1月
四、宋玉辞赋今读 齐鲁书社 1986年1月
五、毛诗质疑（点校） 齐鲁书社 1991年7月
六、白话四书五经（诗经）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2年7月
七、文白对照四库全书精要·诗经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年8月
八、诗经译注（精装修订本） 青岛出版社 1999年7月
十、文白对照传世藏书文库·诗经 三秦出版社 2001年版
十一、屈原宋玉辞赋译注（修订本） 齐鲁书社 2008年5月
十二、诗经异文汇考辨证 齐鲁书社 2013年1月
十三、现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书目解题（包括《
屈原宋玉辞赋译注》、《楚辞词典》）
国图出版社 待出版
与其他人合作著作：
十四、古文观止今译 齐鲁书社 1983年5月
十五、中国历代名篇赏析集成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年
十六、诗经词典（审订）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
十七、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词典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年
《诗经》研究，历时两千余年，多以探求诗篇意旨为重心。而自汉代以降，《诗经》原有的音乐体制已杳不可知。这就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时候，文字是诗篇意义的最重要载体，诗篇意旨归根到底是对诗篇文字的理解。那么，在探求意义之前，将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异文详加梳理，以求提供更为精确的文本面貌，显然是必需的学术研究工作。
然而，在长期的《诗经》研究史中，此类研究却并不多见，清儒于此虽用力颇勤，但囿于既成观念，不尽人意处极多。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关于《诗经》异文研究的著作，如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程燕《诗经异文辑考》等，皆以出土文献为重点取资之所。虽有不少创获，但对传世文献引《诗》材料利用不广，终嫌单薄。要之，关于《诗经》异文的研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全面。在这个意义上讲，袁梅先生《
诗经异文汇考辨证》（齐鲁书社，2013年1月版）一书的问世，实有承前启后之功，是《诗经》学界的一件幸事。
此书70余万字，对《诗经》300余篇作品的异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考辨，规模宏大，气象开阔，允为新时期以来《诗经》异文研究中最后厚重的一部著作。概而言之，此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取材广泛，处理得当。
《诗经》的异文，根据其来源，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诗经》自身版本之异文。此中大宗为毛《诗》系统的异文，而三家《诗》系统及其他未明何家的系统，由于存者无多，所产生的异文亦仅涵盖305篇作品的局部，远非完整。另一是其他文献中关于《诗经》的引语。这一部分材料数量庞杂，但价值不容小视。宋代以后的学者试图重建三家《诗》，皆倚重此类材料。这样一来，从异文来推求《诗经》文本之初，就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齐、鲁、韩、毛诸家系统内部之比较；二是各家系统与相关引《诗》材料之间的比较。
袁先生此书，于两部分材料均有采择，而尤以后一部分为多；相应地，于两个层面亦均有涉及，亦以后一层面为多。这样的学术取径，与清儒颇有相通之处。清儒关于典籍异文的研究，往往是以辑佚之法作校勘，即不仅重视典籍自身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亦将其他典籍中相关引文与现存版本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判断。袁书中对清儒的研究成功征引颇众，且多表赞同，盖非无因。然而，与清儒相比，袁先生显然有了更多的参照系，比如百余年来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这在书中也有所体现。不过，与多数清儒企图将群籍引《诗》材料悉数归入四家《诗》派不同，袁书的处理显然更为得当：既呈现出群籍引《诗》的真实状况，又标举出确属三家《诗》的内容。这不仅反映出袁先生功力的深厚，也为学界昭示出《诗经》异文研究的新范式：在更广泛的文献基础上进行更精准的梳理与判断。
二、分析细致，方法多样。
典籍异文研究的首要目标，应是尽可能推求典籍的原貌。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工作，就是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汇集相关的异文，而且要加以分析论述甚且做出判断。袁先生于此有着自觉的学术追求，其曰：“拙稿试将其中疑义显著者罗列于每篇白文之后，并于各条目下汇录众说，择善而从，且参以笔者愚见，力求探其本旨。间有异说纷呈，骤难董理者，则兼辑各家所考，歧义并存，以期来者详审明辨之。”（《凡例》第1页）观诸全书，知其信非虚语：书中所谓“骤难董理”的部分极少，几乎全部质疑处都给出了相应的意见。而这些意见的得出，往往建立在细密的分析论证基础之上。在具体的分析论证过程中，袁书所采取的方法是多样的，大略说来，主要有四种：
（一）字形比对。此种方法在袁书中较为常见，具体运用中，往往溯源甲骨文、金文进行分析。如针对《小雅·无羊》“何蓑何笠”之“何”，先引甲骨文、金文字形，进而分析道：“甲骨文象人荷戈之形，为‘何’（荷）之初文。金文沿袭其形而略变，后又加‘口’。隶书、楷书又承金文演化为‘何’。”（第414页）此类分析简要精当，颇启人思。
（二）声音推校。此种方法在书中亦极为常见，如《小雅·小弁》“维忧用老”条，作者列举并分析“老”字的异文情况后作结道：“‘老’、‘耇’字义相通，‘老’、‘考’字义互训。‘老’，卢晧切，古音在三部。‘耇’，古厚切，古音在四部。以诗章音韵推校，其字当作‘老’。”（第478页）虽然只是一种推断，但以字音展开推校，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三）意义互参。此种方法在书中亦较为常见，《召南· 摽有梅》“迨其今兮”条可为例证：“《蜀石经》残碑‘其’作‘及’，疑为手民之误。此句首‘迨’字犹‘逮’也，其义为‘及’、‘趁’，若‘迨’连用‘及’字，则烦复不词矣。且首章、三章均为‘迨其……’，设二章作‘迨及’，则前后参差，有违通例。”（第26页）经此论证，《摽有梅》此处当用何字已昭然而明。
值得留意的是，此法不仅运用在篇章之内，亦且运用于篇章之间。如《周南·汉广》“不可休息”条，“息”有异文“思”，袁先生乃归纳道：“‘思’字在《诗经》中用例颇多，凡一百零八例。如……；用于句末者二十六例，如……。以上众例，足证‘思’字可作语词，不为义……再者，‘休’、‘息’二字可互训，然在周代文献中罕见‘休息’一词……准此，宜从《韩诗》‘息’作‘思’为是。”（第14-15页）此处显然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将《诗经》中全部“思”字予以全面系统的分析，进而以此为参照，作出判断。所作结论或可商量，但此种方法值得大力提倡。
（四）句式格断。此种方法在书中较为少见，如《王风·丘中有麻》“施施”条，论经文只一“施”字，并言：“且本篇二、三章均为四言，唯首章末句‘将其来施施’为五言，词气不畅，体格不一。由此可知经文应作‘将其来施’也。”（第120页）虽然并不作为主要论证方法，但结论的说服力确实有所加强。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种方法在书中，更多时候是互相配合使用的。书中有不少条目由于综合几种方法来论证，媲美于专门论文，所得结论也极其令人信服。
三、识断谨严，源流并重
袁书中共有条目2129条，单字2489个，占《诗经》全部单字3019个的82.58%。此书信息量大。绝大部分都有详明的考辨和最终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到异文的类型，袁先生已有所区分，计有同音通假、双声通假、叠韵通假、同义通假、形省通假、联绵字、古今字、篆籀关系、隶变关系、正俗字、倒文致异、衍文致异、正讹致异、避讳致异等十多种（参《凡例》第1-2页）。如此精严的划分，不仅体现着袁先生自觉的理论追求，也反映出袁先生在异文研究背后深刻的学术理念，即不满足于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进一步要阐明源流变迁。这种从平面到兼及纵向的维度转换，无疑已经超越出传统校勘学的范畴，实际上已初步深入到典籍形态的研究。某种意义上，这是典籍异文研究更加立体化的表征，也标示着一种更加开放的学术姿态。
总之，此书的出版是《诗经》异文研究的一大收获，相信此书必将嘉惠学林，对《诗经》学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学术影响。（此书曾定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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