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金章（1904~1968），字丽生，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二届政协副主席。1936年参加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视察，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委员，三青团中央团部视导。解放后，历任宁夏省粮食厅厅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生平
学生时代投身革命
袁金章的父亲袁延静是晚清的贡生，书生气很浓，一生重视教育，家道中落后靠几亩薄地和教私整度日。袁金章自幼聪明好学，7岁即入私望学习。1922年，毕业于中卫应理高等小学。同年春，考入兰州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教育救国”等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思想的熏陶，渐渐活跃。当时甘宁两地军阀割据，连年天灾人祸，城乡渴敝，民不聊生，特别是在甘宁交界的干早、半干旱的山区，百姓们更是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然而，就是在这贫瘠落后的西北边陲，人们仍延续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克服一切困难，让子孙读书。袁金章目睹西北贫穷落后的景象想到自己考入师范学校，肩负着培养国家未来的重任，因而学习颇为勤奋。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他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和进步书刊，对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富国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的论述颇感兴趣，在不断的阅读中，逐渐领略到了孙中山先生文章的真谛。是年，甘肃督军陆洪涛借口筹集军饷，在甘肃全省重新开放烟禁，公开按亩讨征“烟花税”，称“烟亩罚款”，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这股祸水流入宁夏后，中卫农民受害，群众叫苦袁金章对此义愤填膺，在省立师范学校组织公开集会，慷慨激昂地陈诉吸食鸦片的害处，劝说民众远离毒害，拔掉烟苗，并撰文抨击政局，其大无畏的禁烟义举，受到师生们的普遍称赞。
1925年9月，西北军刘郁芬率师入甘并进驻兰州，10月赶走军阀陆洪涛。刘郁芬从此主持甘肃军政，结束了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此时，共产党员钱清泉、宣侠父到甘肃省立师范学校宣讲国内革命形势，他们向学生介绍《共产党宣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进步学说同时举办政治训练班，发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袁金章在“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并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活动，甘肃省立师范学校毕业班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甘宁地区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1926年春天，袁金章回到中卫后，在中卫县城应理高等小学当教员，教授国文和“三民主义”课程。他给学生讲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建国方略》等，宣传革命，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是年，袁金章听了吉鸿昌路过宁夏时所作的演讲后，在家乡发起禁烟运动，上街宣传、演讲，劝乡亲们烧掉所种的烟苗。在此期间，他与早期到宁夏的共产党员陈峻明、邬逸民、赵子鸣等来往密切。同年冬，冯玉祥率国民军第二方面军入甘援陕，途经宁夏中卫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政工人员王鼎积、杜海帆等深人学校，发动群众，组织师生设立粮台兵站支援前线。在他们的带动下，袁金章联络了中卫应理高等小学校长张济义、县教育局局长莫增隆，应理高等小学教师李盛春李天斗等人，筹建了国民党中卫县党部，袁金章为筹备委员。他们在中卫应理高等小学建立了“中山纪念堂”，同时在高小发展国民党员。1927年3月12日，中卫县各界在旧鼓楼北高台院内国民党中卫县党部举行孙中山奉安两周年纪念活动，并召开了国民党党员大会。大会推选袁金章为代表，到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学习。是年，中共北方局和陕北特委趁当时甘宁两地政局混乱的时机，到宁夏开展兵运、学运，发展革命力量。
创办进步刊物《银光》
1927年3月，袁金章到西安后，适逢陕西“清党”，中山学院停办，袁金章被编入学院的理财专修科继续学习。1928 年年初，他又被保送到西安中山大学（于右任创办），结识了李景林、于振赢、刘会祖等陕西进步青年。同年冬，他被派到陕西省南郑县任国民党党务指导员结识了陈微（宇迪先），此人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中共党员，评价时事政治颇有见地，袁金章经常与其畅谈。在陈微的宣传和启发下，袁金章博览了有关新兴社会科学的著作，投身民族革命。但他感到自身实践能力的薄弱，不足以担负革命之艰苦重任，便毅然辞职，赴北平继续深造学业，并在北平创办进步刊物。
1929年秋，袁金章到西安，恰逢西安中山大学同学闹学潮案，宁夏学生雷启霖、李雨村等被开除失学，正无所适从时，袁金章向他们介绍了时局，并相约到北平求学。其间，他还在宁夏留平学生会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继续攻读。因学费不足，靠拉洋车和摆烟摊筹集学费，半工半读。学习期间聆听了名教授施复亮、马哲民、侯外庐、黄松龄等讲授社会科学，“思想深受启发益坚革命之志”。他和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等宁夏留平学生发起成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他担任学生会委员，集资创办进步刊物《银光》（后改为《曙光》）。此举得到宁夏同乡、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张天吾和张明经等人的支持和资助。袁金章在《创刊号》上以锦章的笔名写了《目下青年应有的认识》一文。他在分析当时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时说：“生在经济落后，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摧残之下的中国青年，哪能不受险恶环境之压迫，影响到整个的终生前途面对种种困难问题，如读书问题、职业问题、婚姻问题，至不能且无法解决。”他提出青年应有的认识：一是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之志趣，求人生之和平，利谋国家之永久幸福，以尽青年应尽的责任。二是信仰革命主义（新三民主义），做爱国运动，唤起民众，促进革命彻底完成，则青年一切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也。撰文的结论是鼓励青年“只有认清使命，站到潮流前头，去开创新时代、新社会象牙之塔靠青年之勇气和毅力去建筑，未来社会的主人翁，也就是我们了”。
1930年冬，袁金章、殷占雄等在北平组织宁夏旅平同学举办进步“读书会”（又称银光社），学习马克思著作《资本论大纲》《共产党宣言》《英文论坛》，以及有关中国革命理论的小册子，如《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等，研究中国经济和农民问题。他们积极支持宁夏共产党人孙殿才（中宁恩和堡人）、王绪祥（中宁恩和堡人，后改名为张子华）、李天才（中宁人）、潘钟林（中卫人，共青团员）提出在宁夏搞革命武装斗争的主张。
冲破封建礼教的新式婚礼
1931年春，袁金章趁张天吾调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指导员之机回到宁夏，任省党部干事，并被派到中卫县视察农村。他深入群众，广泛接触各阶层人才，积极了解政治和农村经济情况，准备写毕业论文的实际素材。调研期间,他应邀到中卫县男女高等小学讲授“三民主义”宣传“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民主革命思想。他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和包办婚姻，反对封建礼教和陋俗，受到学校青年师生的拥护和支持。在学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这年夏天，他冲破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向含秀在应理高等小学举行新式婚礼，不请客、不摆宴，新婚夫妇与来宾们到应理中学操场集体合影留念。
袁金章婚后便偕夫人和几名中卫青年到北平复学，夫人则在北平的一所教会高中读书。袁金章的夫人向含秀，字勤普，1916年生，其父是老中医。她能诗会画，美丽端庄而且机智勇敢，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是教会高中女子篮球队的中锋。每逢有球赛，球场上“Miss Xiang”的喊声不绝于耳，队友们将球传到她手里后，再由她稳稳地投入篮中。“读书会”的同乡在她家秘密学习进步书刊时，她总是坐在门口，一面做针线活一面望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明又保守、既精于文房四宝又善于女红的奇女子，在宁夏中卫县开创了女子不缠足、外出留学的先例，成为日后协助袁金章成功掩护宁夏地下党组织，进行各种革命活动的好帮手。
袁金章到北平后，适逢“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文化古都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师生们掀起了要求抗日、反对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政策的运动，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代表也有组织地参加赴京请愿的爱国运动。袁金章带领宁夏赴京同学会学习中共《抗日宣言》学习中共《抗日宣言》《八一宣言》。他由张子华介绍，在北平加入地下党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当时，该组织的北平西城支部由张子华和孙殿才负责，后因地下党派王绪祥到北京门头沟煤矿发动煤矿工人罢工，袁金章和孙殿才主要负责“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他们公开组织宁夏的北平学生到前门车站参加卧轨、绝食和要求派车南下请愿的抗日爱国斗争。宁夏旅平学生与数万名北京、南京青年学生汇合在一起，云集南京，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参加抗日，但遭到了当局的野蛮镇压。
与张子华合办《宁夏曙光》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袁金章与其密友——宁夏共产党人张子华(王绪祥)亲密合作，主编出版了《宁夏曙光》革命刊物，连续3期发表主张抗日、唤起民众“起来革命”、反对“妥协和压迫”的文章。1932年7月1日出版的《宁夏曙光》第三期中，他在《怎样纪念五州》第二章，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写道：“从统治阶级在南京上海无情、残酷地屠杀革命民众，证明现在正是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血战方酣之际,中国统治阶级正投降在帝国主义的怀抱，所以出卖民族利益变为家常便饭。”袁金章以笔为枪，站在反帝、反封建和抗日的第一线，鼓励许多在北平参加“反帝大同盟”的爱国青年学生走上抗日前线。
这年冬天，他们集资支援喜峰口抗战。翠年夏，宁夏籍地下党员张子华、孙殿才、王兆贞参加了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直接对日作战。1937年夏，孙殿才化名陈光华，在上海组织工人别动队，参加“八·一三”淞沪保卫战、皖北游击队。
此时的袁金章则在后方集资印刷报纸和宣传抗日的传单，并继续带领着“反帝大同盟”的盟友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对劳苦大众的黑暗统治。袁金章和宁夏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肩战斗，他们主办的《银光》《宁夏曙光》虽然只各出版了3期，但在当时的北平及宁夏的中小学和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如1931年冬，宁夏中学进步青年学生梁大钧、李天才在银川、宁安堡组织兵变；1932年夏，李天才随杜润滋到靖远县参加“水泉兵暴”随“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靖远、海原、中卫香山地区活动失败后，李天才逃往北平，投奔张子华、孙殿才等宁夏共产党人，后在天津搞工运时被敌人抓捕，在狱中受尽折磨，英勇就义。
因“共产党嫌疑”在银川被捕
1932年夏，袁金章由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应邀回到宁夏，仅在银川教育局住了一天就被捕了。这是因为他在北平时与宁夏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参加过许多进步活动，他参与主办的进步刊物《银光》和《宁夏曙光》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特务头子们极为恼火。宁夏省党部特务沈德仁向马鸿宾和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密告，说他“宣传赤化”所以他从离开北平后就一直被特务跟踪。到银川的次日晚，他就被城防司令马玉祥派军警抓捕，关押在柳树巷的警察局里。警察局局长王恩德多次提审他，后以“共产党嫌疑”将他拘押在狱中长达3个月。地方士绅和学界人士阮黄初、刘星枢、刘瑞甫、李雨村等向马鸿宾书面担保，他才被营救出狱，并回中卫省亲。此后不久，国民党中央中宣部命令北平国民党党部以“反动刊物”的罪名，查禁了《银光》和《宁夏曙光》，并通知特务机关捉拿主办人。北平市国民党特务机关于1932年冬按名单搜捕宁夏大学生，《宁夏民国日报》刊登了这个消息在中卫的袁金章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预料到北平“读书会”的同乡可能要出事，即使回到中卫仍有危险，立即给榆林的高志清（高士秀）、兰州的杜斌丞写信，拜托他们向甘肃的邓宝珊推荐，给北平“读书会的同乡找到工作，并转移其他同乡到安全地方。
1932年冬，袁金章到兰州受到邓宝珊将军的器重，任西北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咨议兼《甘肃民国日报》社经理部主任职务。袁金章同该社进步人士王鼎九合编《西北国际》周刊，介绍国际新闻，思考学术动态，宣传科学思想。后来，蒋介石为了控制甘肃，派朱绍良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率嫡系军特务进驻甘肃天水、兰州。1934年后，《西北国际》周刊被封停刊，袁金章处境险恶，被逼辞职，离开兰州。
在宁夏宣传革命思想
1933年春，马鸿逵主政宁夏，宣布施行“新政”，起用新人，澄清吏治，查办贪官污吏，收买民心。宁夏留日学生王含章、孙俭回国，马鸿逵遂任命王含章为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任命孙俭为宁夏省立中学校长。袁金章怀着对马鸿逵“施行新政”的幻想，应王含章的邀请，于1934年9月回到银川，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干事兼《宁夏民国日报》社编辑，并在省立中学师范兼任公民课教员。任《宁夏民国日报》社编辑期间，袁金章直面现实，撰文评论时政，《宁夏民国日报》的销量曾一度猛增。马鸿逵因初来宁夏鼓吹“新政”，对人缘较好的袁金章表面重用，升任其为宁夏省党部组宣科科长兼省参议会参议员背地里则指使特务加紧监视他。1935年春，马鸿逵发现孙殿英进攻宁夏时共产党人和宁夏留平学生会曾派人参加，因而公开指责宁夏留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并停发了留平学生的津贴。同时，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也渗透到宁夏，与马鸿逵的便衣相互配合，在宁夏执行“反共”政策。因此，袁金章未能在宁夏实现宣传革命思想的政治抱负。
掩护中央特派员
1936年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5月初红军东征挥师陕北，迎接红军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在红军西征开始之前，党中央决定派延安中央白区工作部的王幼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先到宁夏，后去绥远观察形势创造立足条件，为扩大边区范围作军事、政治上的准备。当时，党中央主管白区工作的周恩来通知王幼平和宁夏籍的张子华会面，并向王幼平介绍宁夏的可靠关系。张子华交给王幼平两封信，一封是给潘秀峰（中卫体育老师）的，一封是给袁金章的。张子华再三交代：“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去找袁金章。”
随后，蒙绥工作委员会请骑兵游击队政委曹动之护送王幼平于6月初来到宁夏。此时，在中卫的潘秀峰已被特务机关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入狱。危急之中，王幼平持张子华的介绍信找到袁金章。袁金章看过信后立即将信烧毁，并带王幼平回家，由妻子向含秀负责掩护他王幼平在袁金章位于银川四方街口的家中（原柳树巷附近）隐蔽半月后，敌特情报机关得知中共中央特派员已到银川，便命令军警联合督察处以查户口为名展开大搜捕。袁金章带着王幼平从房顶上逃走安排由高尚信负责护送其过黄河至绥远。1973年，王幼平出任越南大使回国休假时，对应邀来看望他的袁金章妻子向含秀说，当年渡过黄河到边区后，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宁夏的具体情况。这使党中央在制订对宁夏的政策时有了可靠的依据。
王幼平到边区后不久，红军西征进占盐池、同心、海原、中卫香山地区。马鸿逵部退守黄河天险，在银川及银南各县实行军事戒严搜查共产党人和红军侦察员。当时,银川、中卫等学校师生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秘密宣传抗日活动。6月下旬，马鸿逵命令教育厅召集全省中小学教职工和中等学校全体学生到银川参加暑假训练团，主要目的是清查共产党人，师生进行法西斯军事训练。集训一开始，中卫中学体育教师潘钟林、学堂巷小学教员温宝玺就被敌特以宣传抗日、收藏抗日“反动”书刊、“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入狱，对他们严刑逼供，让其交代共产党人名单，并把订阅抗日进步书刊的教师列入黑名单，继续搜捕。袁金章得知原宁夏留平学生多人被列入黑名单后，设法通知他们赶快逃离宁夏。此时，军法处特务孟晤晋伙同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科科长朱恩义，约袁金章前往柳树巷《大公报》派销处搜查书刊，捉拿该派销处经理刘玉绍，袁金章许诺次日随往翠日破晓，他冒险跑到刘玉绍的住处，敲门并高呼：“开门查户口！”以此暗示刘快速转移。当晚，袁金章随朱恩义等前去搜查，毫无所获。
组织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8月下旬，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周恩来秘书的身份，由宁夏省驻陕办事处处长柴成霖陪同，乘飞机由西安来到银川，住在新华街的一家饭店。张子华来银是受党中央委托，与马鸿逵进行谈判，解决宁陕边界、交涉释放在马鸿逵军营中做苦工的红四方面军被俘战士以及促进各族各界团结抗日等问题。马鸿逵知道张子华是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王含章的侄子，感到他是自己的强硬对手，但很想见识这位宁夏共产党人，所以同意他前来谈判，但对抗日，马鸿逵则无诚心。于是，马一面热情地接待张子华，一面想利用王含章与张子华的叔侄关系，把张子华拖在宁夏，使其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张子华到银川时，恰逢王含章赴南京。
马鸿逵派其四姨太刘慕侠，指使王含章的老婆黄清芳，把张子华接到王含章公馆居住，企图将其软禁。袁金章以省党部组宣科科长的身份，以及和黄清芳早年在北平相识的关系，多次来王含章家里与张子华会晤。张子华向袁金章介绍了国内团结抗日形势的发展，并说明他来宁的重要使命，及马鸿逵对团结抗日的态度。他们分析时局，决定抓紧利用国共合作抗日高潮到来的有利时机，在宁夏秘密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小组”，成员有李仰南、杨文海、孙房山（张房山）等。
张子华因住在王含章家里，受到诸多限制，便于几天后搬回了新华街的那家饭店。经袁金章联络，原银光社（北平反帝大同盟）在宁夏的成员高尚信、潘钟林、征克非等人到饭店和张子华见面。由于与马鸿逵谈判失败，自己又难以脱身，张子华便在袁金章的安排下，借故到中宁恩和堡省亲，由其表兄张子箴（时任81军营长）护送，从宁安堡离开宁夏，经平凉返回西安。
掩护地下党组织
当时的银川，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频繁活动的重要城市，而且是中共中央从延安向苏联共产国际输送干部的秘密联络站。袁金章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许多机密敌伪档案秘密送到延安。最重要的地下党员都由他和夫人向含秀掩护。
1937年11 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杨学文），带着张子华的介绍信来宁夏找袁金章接头，打算在银川开展抗日活动。袁金章找到高尚信，商量将李仰南安排到银川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向含秀安排李仰南与萧子珍（边区妇联主任，中共党员）住在自家院内的里间房。在李仰南到校之前，实验小学教导主任侯亦仁（杨文海）、音乐教师薛云亭（薛嵩山）、涂冲林在校长高尚信的支持下，秘密组织实验小学学生成立了“西北少年儿童战地服务团”，袁金章暗中给予经费及其他支持。1938年年初，李仰南来到银川后，由袁金章带领，到平罗会见雷启霖、王振刚等人,研究如何利用公开身份开展抗日活动。随即，由李仰南和袁金章组成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下领导小组安排张启霖担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民运科科长、俞占整担任平罗教育科长，掩护和配合地下党开展工作，发动群众，逼马抗日。
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共地下党员杨一木、孙房山（张房山）苏文（路平）、杨静仁（杨寿亭）等，先后秘密来到银川，由袁金章安排公开工作作为掩护。孙房山被安排到宁夏中学任教，杨一木、苏文分别被安排到平罗完小和黄渠桥实验小学任教。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银川实验小学的秘密抗日宣传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他们通过合法斗争，迫使马鸿逵和宁夏国民党教育厅批准成立“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允许其在宁夏境内宣传抗日。1938年春，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和“少战团”成立的大会上，袁金章代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讲话，对实验小学师生的爱国行动公开赞扬,并动员各校师生、妇女界同胞向实验小学师生学习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
1937年，马鸿逵成立了所谓的妇女会，将向含秀也吸纳进去，袁金章暗示她在里面要起作用。向含秀因反对马鸿逵四姨太被选为妇女委员，被马鸿逵抓到大公馆关押起来。经大家说情，马鸿逵才放了她。随着台儿庄抗日捷报的传来和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1938年夏，进步教师率领“少战团”和宁夏中学等校学生走出学校，先后到银南银北各县的学校、集镇，广泛发动群众，在宁夏掀起抗日宣传的高潮。从1938年春起，袁金章设法将三十余名宁夏青年送往延安学习他们后来都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但是，大批宁夏青年奔向延安的局面引起马鸿逵的不安，他一面令军法处派特务马子成等人到平罗、黄渠桥等学校侦查，追捕地下共产党员，一面于1938年9月成立国民党“战斗后方服务团”，将吴忠、金积、中宁、中卫4县分为2个团，任命袁金章为团主任，名为服务抗日，实为架空袁金章，并派特务严密监视他。同时，马还对进步教师进行秘密侦查，因此，地下党的一些活动不得不更加隐蔽。1939年年初，武汉失守，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采取诱和劝降政策，蒋介石集团破坏国共合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袁金章设法看到了国民党这份“反共”的绝密文件后，便立即拿给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看。他对李仰南说：“看来马鸿逵要下毒手了！”并让李仰南和其他地下党员赶快撤离宁夏。在袁金章、向含秀的安排和掩护下，李仰南、肖子珍、杨文海、杨一木被安全护送出了城门关卡,返回边区,使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免遭损失。1979 年在东北工作的李仰南在给向含秀的来信中说：“我到宁夏工作，第一个接头的是您，宁夏的白色恐怖时期，最后见面的又是您。革命困难时期，您对革命的同情，对我的招待和关怀，万分感激，终生难忘。抗日战争时期，袁金章在银川成功地保护了地下党宁夏工委组织以及中央与共产国际往来的秘密地下通道，共产党朋友们戏称袁金章为“防空洞”。
被逼离开宁夏
因袁金章在宁夏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及其的抗日义举，马鸿逵十分痛恨他，国民党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控告袁金章放走李仰南等人，马鸿逵公开点名责骂袁金章串通共产党，并上报国民党中央给其记过处分，在宁夏沿街张贴告示悬赏缉拿袁金章。在此情况下，袁金章被迫抛下妻儿老小，乘黄河封冻之际逃离银川。袁金章被迫离开银川后，向含秀的生活也更加悲惨。警察局三天两头到她家查户口，半夜砸门，又打又骂，将向含秀拉到警察局，硬说其家中有坏人，挨耳光是家常便饭。因为没钱，3个孩子被送到育幼院（孤儿院）念书，狗腿子教员经常毒打毒骂他们，问他们：“你父亲为什么要反对马主席？”教员曾把袁金章的大女儿打晕在地，孩子的腿也都曾被打断。他们还说向含秀是“通共匪”的罪犯，不让别人租房子给她住，并把向含秀扣留在军法处一个多月，逼她说出袁金章的去处，向含秀只好带着孩子回中卫老家种地度日。
袁金章在陕西碰上雷启霖后，两人相约，一起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以躲避马鸿逵的追捕。被困在重庆的袁金章和雷启霖听说新来的宁夏工委共产党员崔景岳、白玉光、王搏、孟长有等，由于没有可靠关系的保护而被捕入狱，深感同情和无奈，唯有垂泪叹息。1944年，由于其他宁夏朋友的多方斡旋，袁金章终能返回宁夏省亲。
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5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中国抗日战争处于胜利前夕。袁金章作为教育界代表，带着宁夏人民的重托，到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宁夏旅陕同乡的欢迎。但他看到的是受美国支持、制造分裂的会议。当王昆仑代表提出质询，撰文揭露国民党嫡系军队在后方不参加抗日，制造分裂、积极反共的事实，并提出建议“废除独裁政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发言，竟遭到了反动派的围攻。大会期间，丝毫没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气氛，引起了不少爱国民主人士的愤慨和不满。一位代表在选票上写讽刺诗：“革命流血数十年，中央委员不值钱。蒋家天下陈氏党，看花常好月常圆。”大会期间，袁金章结识了国民党爱国民主派代表易礼容、刘镜蓉等人，参加了国民党爱国民主派召集的秘密会议，商讨“联合民主爱国力量，开展民主活动，反对独裁政治”。此次会议结束回到宁夏后，袁金章“备受恶势力的攻击，处境孤立，日益困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宁夏征兵征粮，不遗余力，逮捕进步青年，日见疯狂，人各自危不可终日”。同年9月，袁金章利用被派往中宁县视察的机会，经同车前往平凉的中卫妇女（白重智的母亲）掩护，只身逃离宁夏境界，到陕西礼泉县与雷启霖商讨“团结宁夏陕甘各地青年，开展反马和民主活动”。10月，袁金章到重庆辞去宁夏省党部委员的职务，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视察，半年后又被裁。1946年，袁金章经于振赢（民联负责人之一）、于去疾介绍，加入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开展民主活动
1946年夏，袁金章被调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专门委员。利用这个身份，他联络南京、西安、兰州各地宁夏青年学生组织同乡会同学会，开展联谊活动。
1946年11月，雷启霖到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议”。他联络宁夏代表雷启霖，公开揭发“宁夏马鸿逵走私贩毒，横征暴敛发国难财，扩充私人军事势力，搞封建独立王国”等罪行，受到马鸿逵心腹的威胁和报复。
1947年春，马鸿逵串通国民党特务机关，向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控告雷启霖、袁金章“勾结共匪”为“内乱罪”主犯。雷启霖被捕人狱“从犯”袁金章被限制自由，常到法院鞠讯受审。马鸿逵欲借蒋介石的屠刀杀害宁夏进步人士雷启霖、袁金章。这时，袁金章与南京“民联”地下负责人孟士衡同志保持联系，在“民联”组织的支持下，他联络宁夏同乡司以忠、武景惠、潘钟林、刘廷栋等外逃人员，以“银光社”成员为中心，以宁夏外地青年学生为主力，团结各地各界人士为外援,积极配合各地“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开展“反马”斗争。
南京、西安、兰州等地建立了“反马”地下组织（兰州称“建宁学会”），陕西出刊《宁夏呼声》，兰州出刊《贺兰风火》《夏声》刊物。袁金章召开记者座谈会，通过报纸杂志以及社会各界，呼吁“保障民权，反对迫害”。在南京的小报记者发表了题为《宁夏国大代表雷启霖非法拘禁》的新闻，并写文章抨击当局不给国民党代表言论自由。“反马”斗争得到了各方面爱国民主团体的同情和支持，雷启霖获释，最终取得了“反马”斗争的胜利。袁金章写控诉书，印刷传单，痛诉马鸿逵在宁夏的罪行：“马鸿逵父子盘踞我们的家园，血腥踩躏我们两代，这一群蛇蝎高高地压在我们头上，用血口慢慢地咬住了我们的生命，海一样的深仇，多么难熬的岁月。我们在血腥的恐怖下为征兵派款，被鞭打绳拴，被奴役，被剥削，逼迫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抗战胜利了，仍然有家难归，田园荒芜，骨肉不能团圆。”这一疾呼，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致力解放事业
1947年冬，袁金章在南京接受“民联”地下组织的任务。这年秋，薛云亭（原宁夏中学地下共产党员）从汉中青年军复员后，领命到浙江进行地下活动。到南京后，住在袁金章处，以青年服务工作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薛云亭回忆说：“先回太原找贾拓夫（原西北局负责人）为袁金章把关系联上，后赴浙江嘉兴。”薛云亭又介绍董明伦、马春元到袁金章宿舍，由袁金章送过长江，安全返回苏北解放区。为此，南京特务追捕甚急，袁金章无奈，逃入韩练成将军的家中，以躲过特务的追捕。在此期间，他还动员宁夏籍学生姚罐等人到苏北解放区投奔革命。1948年，宁夏籍学生陆岩等二人因经济困难，困在南京。袁金章筹措到两张飞机票送他们返乡。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袁金章仍和闽沪分会负责人孟士衡保持组织关系，研究在甘宁地区开展策反活动。袁金章给西安的武景德、兰州的韩东域（同心人，时任甘南保安司令）等人，介绍郭连域（中卫宣和人，西安警官学校毕业，高士秀的女婿）供职于甘肃省及临跳专署保安司令。1949年春夏之间，郭连域在兰州联络了赴兰州的中卫同乡潘钟林，兰州桥北警察分局局长白汐玉等人组成了“兰州策反小组”，派人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开展策反活动，从而影响国民党甘肃地方军将领蒋云台率部武装起义。郭连域在会川县策动该县自卫队长壑源率自卫队起义，影响驻该县的甘肃保安投诚及专署所在地临跳的和平解放，受到一野二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的接见和表扬。兰州的策反活动使桥北、西郊两个警察分局局长保存了武器弹药和户籍档案。策反小组于兰州解放后，参加了兰州军警会的接管工作（韩练成时任兰州军管会主任）。8月下旬，他们为十九兵团提供了解放宁夏的一些情报，发动宁夏旅兰青年学生参加十九兵团群工队。袁金章的策反活动直接和间接地使甘宁不少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走上了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道路。郭连域因为策反成功作出了贡献，1952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袁金章领导进步同乡青年，严守工作岗位，保护原服务机关之公物，严防特务破坏，直到解放军接管他还给西安、兰州同乡写信，劝他们弃暗投明，积极参加和平解放事业，使不少原国民党人员走上革命坦途，参加到和平解放事业中。南京解放后，朱蕴山为民革京沪办事处负责人，袁金章任民革京沪分会干事。同年10月，袁金章被派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四分队学习。毕业后，持刘伯承（时任南京市副市长）、柯庆施（时任南京市副市长）同志写的路条，于1950年5月赴中共西北局，接受组织分配工作。袁金章从此成为宁夏民革的发起组织者和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9月起，袁金章任宁夏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后兼粮食厅厅长。1954年9月，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袁金章任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袁金章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民革主任委员，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1954年，袁金章以宁夏志愿军慰问团副团长的身份，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6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