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第2辑)6:襄夏战梁程》是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祖德。

《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第2辑)6:襄夏战梁程》系统精解中国围棋，是对中国围棋智慧的总结和提升，给围棋专业、人士、围棋爱好者的精品珍藏礼物。中国围棋古谱很少有人系统诠释，陈祖德以一人之力，将最精彩的中国围棋古谱系统精解，让今天的围棋界人士顺畅了解和学习中国围棋古谱，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工程。

总序 吴清源

推荐序 常振明

推荐序 吴远之

自序 陈祖德

施襄夏——梁魏今

第一局 施襄夏 梁魏今

第二局 梁魏今 施襄夏

第三局 梁魏今 施襄夏

第四局 施襄夏 梁魏今

第五局 施襄夏 梁魏今

施襄夏——程兰如

第六局 程兰如 施襄夏

第七局 施襄夏 程兰如

第八局 程兰如 施襄夏

第九局 施襄夏 程兰如

第十局 施襄夏 程兰如

后记

陈祖德，1944年生，上海人。历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际围棋联盟副会长。我国建国以来的杰出运动员和教练员。1999年被评为“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曾两次获得体育荣誉奖章。曾获1964年、1966年、1974年全国围棋个人赛冠军。他是我国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1982年被授予九段。“中国流”布局的创始人。著有《超越自我》、《当湖十局细解》、《无极谱》等书，其中《超越自我》曾获“人民文学奖”。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施襄夏名绍闇，一作定盦，我们习以为称的“襄夏”，是他的字。作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国手，他的生卒年月，幸而有确切的年份可考。这项艰巨繁复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施先生身后的两位棋谱辑录家，《海昌二妙集》的作者斤竹山民（蒯光典）和浮昙末斋主人（黄绍箕）。在该书“范西屏、施定庵二先生年谱”中，两位先贤以年为经，以范施二人的自序以及他人的著述（旁证）为纬，勾勒出了范、施二先生的平生大概，考证精严，深可采信。这便让缺乏材料的我们，大大省去了钩沉之苦。于是，我们不妨遵照他们的提示，来探究一番施先生的大略，追思他的丰采。

据“年谱”，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即1710年，施襄夏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人家。他的父亲工诗文，擅书法，兼画兰竹，晚岁家居，常焚香抚琴，对客围棋。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颇足雅趣的父亲，施襄夏于是自幼入塾习字，出落得“秉性纯孝，性拙，喜静，羸弱多疾（体质单弱，多病）。先学琴，后复嗜弈”。

施襄夏享年六十一岁，寿既不永，想来跟他的先天不足（喜静，羸弱多疾）或有一些关系。施先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学琴，在他十一岁时，于他之前入俞长侯门下学棋的范西屏，已经与师父齐名，于是施“慕而从学焉，受三子”。（从这条记载可以推知，施幼时仰承父教，并不是单纯的学琴，他一定也对围棋之道有所濡染，并下过一番工夫。否则，他不能一入师门，就达到被授三子的水平。因此，更确切地说，幼时的施，应是琴、棋兼而习之，只是在他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他对弈的兴趣盖过了琴。如此才能有“慕而从学”的行动。）

明朝的一位隐者陈继儒曾有过一段隽语：“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见于《岩幽栖事》）施“先学琴，后复嗜弈”，我们从中可以见到，施襄夏从小喜好的乃至于终身不辍的，都是使人静、使人寂的艺类，他的最开始的选择也许是出于他的“喜静”，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使然，但是，这两样技艺，他的终身习之，或许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身体的羸弱。

然而，施的身体虽然不是特别强健，但他的精神、性格方面却十分强大，因为“性拙”，他可以埋头于一项技艺，深入钻研，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达到这项技艺的最高峰。比如，在入师门一年之后，他从受俞长侯三子，即升到了可以与他的范师兄争先的地步。在他成名之后，与范西屏对局，他可以为一手棋，“敛眉沉思”至太阳西下而不落子。他的性格使他的棋艺精妙非常，名扬千古，以此等性格加之于琴，在琴上不间断地努力，想来他的琴技也能达到一流的罢。

也是在施十二岁这一年，他与师父、师兄同游杭州，请益于徐星友。星友此时被称为“徐叟”，推算年龄，当有七旬以上。徐授范、施以三子，后赠施《兼山堂弈谱》（徐氏败给程兰如，南归杭州后，发愤的新作），施自称“潜玩数年”，于是渐窥堂奥。

杭州之后，又有松江之游。这次他们拜会的是钱长泽。因为这次的相识、相交，在以后的岁月，范施都与钱先生有过往来。这一年，施十五岁，西屏成第一手。后三五年，不甘于后的定庵终于赶上，与师兄并列为第一手了。然而，又数年后，施（二十一岁）在湖州遇梁、程，“尚受先耳”。

施二十三岁，“年谱”载：“定庵携魏今游砚山，见山下出泉，闻魏今言有悟，遂与诸前辈分先角胜矣。”

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三岁两年间，以施襄夏的性格，以及对梁程受先的棋分予他的打击，我想他在棋上一定会下一番苦功。经过这样的苦学和深思，听到梁魏今以流水喻棋道，才会恍然而有所悟。这种顿悟，这种豁然开朗，从此在棋上开辟新的天地，正是王国维所称的为学之第三层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呜呼，棋艺之道，磨砺亦如斯乎。

施棋艺既大成，于是慨然游京师。此后数年间，直至范、施受到张永年的邀请，同赴浙江当湖，任西席之教，施（以及范）事迹无载。据鲍鼎引胡敬夫言，范施在京师期间，曾对弈十局。“定庵忌害西屏，疑系传闻之过。”蒯、黄两先生所言，与我之见正同，范施在京师，都是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气概，以他们淹留的时间之长，加以好事者的撮合，两人对弈十局、观者如堵的盛景，我是宁信其有。施三胜七负，大约也说得过去（十局棋中范的状态更优于施，这个比分完全有可能），但是胡敬夫认为施深以为意，一力阻挠十局棋的刊印，戒之流传，也许有些过了，以施的位分，非权非贵，非豪非戚，在京师这样的辐辏之地，如何能有这般的遮盖之能？

施三十岁，范三十一岁，二先生双雄并峙，于是“对弈于当湖，凡十局，胜负相当。”此时范、施正当精力弥满，棋艺过人，因此这十局棋，被誉为我国座子围棋最高水平之代表作。关于对局数，蒯光典、黄绍箕持十局之说，另有十三局之说。现存范、施遗谱共十一局，系由散见于各家的棋谱集辑录而成，其中一局注明“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因此后人将范施之全部对局，都名之为“当湖十局”。个中的详情，我打算在第八册《范施十局》（也即《当湖十局细解》修订版）之后记中，再作展开的讨论。

约十年后，施四十一岁时，“松江蒋昂霄招李良同学弈于定庵。”这位李良先生，大约是人如其名，虽然在棋史上籍籍无名，然施以身后事相托，可以想见其为人。

后两年，“定庵游扬州，与黄及侣弈于卢雅雨运使署中，及侣受二子。”黄及侣受业于程兰如，后数年，程携黄及韩学元同游晚香亭，三人对弈共十五局，由程兰如评点臧否，刊为《晚香亭弈谱》。卢雅雨者，即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他的官署，蔚为当时棋界名流雅集之所。范、施应不止一次在此往返勾留。因官衙之中有水井曰桃花泉，范在署中所著之大作，遂以《桃花泉弈谱》为名。

施五十二岁，“复客扬州，教授诸弟子。”一个“诸”字，道出了从施学艺者甚众。教授之余，施以四年时间，著成《弈理指归》（或称“指归图”）。卢见曾为之作序，“为刊行之。”

施五十五岁，“无锡吴氏选刻《弈妙》，定庵鉴定。”

施五十六岁，“游金阊（今苏州），主（住）汪秩似园（汪氏之号）家数月，校订《弈隅通会》二卷。”

施五十八岁，“定庵客苏州，著《弈理指归续编》（或称“指归续编”），授李良。”

施六十一岁，“定庵卒。”蒯、黄二先生旁注云：“张世达指归图序云，图成，而施先生已逝。李良指归续编序云，先生下世，忽忽数年……疑定庵卒即在庚寅（1770年）春夏间也。”

生也庚寅，逝也庚寅，施先生的千百遭逢，正是一个甲子的轮回。

施之棋，如汪洋巨浸，精严邃密，与梁、程、范并称为“四大棋家”，与范并列“亚圣”，又著作等身，有《弈理指归》、《弈理指归续编》传世，于棋理见解极深，校订《弈隅通会》，评谱《手批十八局》（被誉为千古弈谱之冠）等，他实在无愧于“亚圣”之誉。人生有他这样的际遇，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复有何憾。

吴清源

我的助手牛力力从中国带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讲解清朝的古棋，

这令我十分喜慰。

回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川端康成先生的对话，我曾比较过中日两国在两三百年以前围棋发展的盛况。那时的日本围棋，在德川幕府的治下，出现了划时代的名人———道策，他的棋力超群，有“十三段”的美誉，更创制了“道策流”，开启了近代布局的先河，可以说是棋界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中国的座子围棋，也达到了巅峰，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中国围棋最强的时代，就是在三百年前左右的乾隆时代。当时的中国，名家辈出，其中更有像黄月天（龙士）、施定庵（襄夏）等超群拔俗的强手。但两国的翘楚，道策先生以及后起的丈和先生，与清朝的黄月天、施定庵、范西屏三位棋圣，并没有在盘上一争短长的机缘；道光、咸丰年间，争夺名人碁所失利的幻庵因硕，曾有意来华，与当时中国的大国手周小松切磋棋艺，然也因海路不通而作罢。但清代大国手的棋力，我以为是到达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的，应相当于日本的名人一级的水平。我是根据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棋谱集，而得出这一判断的，五十年前我对川端先生如是说，时至今日，我仍然抱持这样的信念。

但清朝并没有幕府将军为棋士提供禄米，也没有“名人碁所”、“御城碁”这样严密的制度作为支撑，而只有贵族或富豪不定期主办的棋赛，中国顶尖的名手，于是依赖悬赏的奖金获得收入。

在康熙时期，黄月天独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到了乾隆年间，则是施定庵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但是不知何故，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全部不过十二三局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也就是说，一局就相当于一百两的价值，而当时的一千两，以今天的价值来看，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指上世纪50年代的日元。———编者注）吧？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

“其中还有名为‘血泪篇’的黄月天与徐星友之对弈谱流传于世。徐星友当时虽然已号称国手等级，但是其棋力还是比不上黄月天，两者当时的局差是先二左右，但是黄月天却说实际上可以让徐星友三子，于是徐星友非常愤慨，真的就和黄月天下受三子的十局赛。当然，最后这个十局赛是黄月天输多胜少，不过还是有几局棋是黄月天漂亮地获胜，所以被称为‘血泪篇’，是非常精彩的名局。”

但到了清朝的末年，中国的围棋水准急剧地衰退，到达了谷底。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汪云峰先生，与中国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可能要以“先二”的棋格才能与之相抗。此后，中国围棋的水准慢慢回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达到今日的光辉兴盛局面。

中国清代的围棋，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既有清末中国围棋急剧衰落，在一般人心目中造成了中国古棋不如日本围棋的深刻印象，又有那时的战法，与现代的围棋大大不同的原因。因为，“即使看了乾隆时代的古谱，也无法应用到现代的下法中，因此不受到重视，也很少被拿来研究”。

但围棋的玄妙、幽深，又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局所能勘破。三百年前的下法，在今人看来，已经有了不甚满意的地方；三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的棋，是否也会抱持同样的看法？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以事理推断，明矣。

祖德先生发思古之幽情，整理国故，他的着眼点，想来也在此处。此举善莫大焉，于是欣然草文，以为响应。

序

常振明

祖德先生的“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是文化界、围棋界的一件盛事。我与祖德先生的交谊已经有几十年了，因为在入读大学以前，我曾经是北京市的一名专业棋手。在棋上，祖德先生是我的前辈，在国家队一起训练或比赛时，我常有机会向他请教。在年龄上，祖德先生长我十二岁，温文尔雅，待我如同兄长一般。我在棋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段浓厚的记忆，常常令我回味。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队基本上还是以日本为师，耳濡目染的是日本棋界所开发出来的下法，如小目的定式，木谷实与吴清源的新布石，运筹布子讲究棋理和棋形，等等，并且在棋手中间，有一种赶超日本的气氛，于是，对我们的前辈，明清时代的国手所遵循的下法，当时并没有余力过多地涉猎。

但是从2005年起，我们的年轻棋手常昊、罗洗河、古力，包括中信北京队的孔杰等，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从顶尖棋手的层面以及整体厚度的层面，可以说，我们不仅超过了日本，与以前的“苦手”韩国相比，也占了一点上风。在这样的形势下，回过头来研究古代围棋，从我们的古谱中汲取营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确是非常好的时机。

唐太宗曾经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这面镜子，不仅记载了过去，从中也可以推知未来。像我国的古代围棋，经历了魏晋、唐宋，到明清时达到了顶峰，但从清末至民国，随着国势的衰退，围棋的水平也大大地倒退。只是在新中国，由于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围棋才重新步入了兴旺的局面，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达到的“盛世景象”。抚今追昔，令人感慨。

围棋的盛衰、兴替，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里边起作用？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叫做“国运盛，棋运盛”，说的是外部的环境，国家的繁荣，是围棋事业兴盛的主导条件；另一方面，棋手们是否有开阔的胸襟、前进的动力，乐意于从方方面面汲取养分的谦虚态度，我以为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

围棋是我们的国粹，凝聚了先人们杰出的智慧。对它的继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围棋的人都无可推卸的责任。中信集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着围棋事业的发展以及围棋文化的传承。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第九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中信集团曾给予了一定的资助。在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创办之初，中信集团组队“中信大三元”，连续四届参加了比赛。2009年，中信集团再度与北京围棋队联手，更名为“中信北京队”，重返围甲的大舞台。此外，对于围棋团体的成长、青少年棋手的培养，中信集团也曾稍尽绵力。

中信出版社以前曾经推出过吴清源大师的作品，如他的自传《中的精神》，以及他的棋谱选集《人生十八局》等，获得了一些好评。这次与祖德先生携手，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古谱，制作一个大系列，以此来传承和发扬国故，也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

自序

陈祖德

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人们经常提四大发明，其实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何止这四项？譬如围棋，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围棋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四大发明，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四大发明固然了不起，但只是我们比其他民族先走了一步，如果我们不发明，其他民族早晚也会发明。唯有围棋，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那么，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

围棋深奥莫测、变化无穷。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发明围棋，数千年后的我们，怎么想都想不明白，都觉得不可思议：先祖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才能发明围棋？难怪有人认为围棋是外星人发明的。

还有不可思议的是，历史无情，只要跟不上历史的发展，不符合时代的节拍，历史必然将它淘汰。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不知淘汰了多少东西。多少文化艺术才短短二三百年的历史，如今已无以存矣，或者是需要保护需要抢救矣，偏偏围棋越活越年轻。

围棋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四大发明，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围棋历经数千年，非但没被淘汰没成为老朽，相反，如今生机勃勃、热力四射、阳光灿烂。今天的围棋，在国内有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汹涌的爱好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爱好者；在世界上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所喜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艺术却绽放出无比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最不可思议的。

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文人墨客都会下围棋，其中有很多对围棋情有独钟，甚至痴迷。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围棋的诗词赋文以及趣闻轶事。历朝历代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群体，可能在交往和游戏间，就肩负起了围棋的薪火传承。

魏晋唐宋时期我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围棋蓬勃发展。围棋本身具有文化性和竞技性两个主要方面，而我国古代社会重视的主要在精神层面，好像觉得看重竞技看重胜负似有悖文化艺术的清雅脱俗。苏东坡的名言“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是对胜负的一种洒脱，也是当时的一种人生态度。我国古代围棋水平真正的提高是从明末开始，至清康乾盛世达到了无限风光的顶峰。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国运盛，棋运盛”。

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

康乾时代，棋坛人才辈出，强手如林。令人可喜的是，留下了大量的棋谱和各种围棋著作。

但同时我又感到遗憾和痛心，因为这之前留下的围棋史料太少太少。围棋最早的古谱是宋本《忘忧清乐集》，其中有三国时代东吴的孙权与吕范的对局，但这张棋谱的真假无从考证。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已相当普遍，孔、孟曾多次提及围棋。但春秋战国时的围棋究竟怎

么样？孔、孟的围棋又下得如何？想看到竹简时代的棋谱无疑是种奢望。

然而秦代有了篆书，尤其是汉代有了隶书，文字已发展到书法艺术，当时留下围棋的棋谱应当是有可能了。但历代那些酷爱围棋的有名的君王、士大夫以及大诗人、大才子，如汉高祖刘邦、曹操和曹丕父子、梁武帝萧衍、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他的大将徐达和大臣刘伯温等等，还有杜甫、杜牧、白居易、王维、刘禹锡、李商隐、韩愈、陆游、文天祥和王安石、黄庭坚、苏东坡等家喻户晓的文坛北斗，他们为围棋留下了丰富的传闻和诗文，可就是未留下一张棋谱！这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和无穷遗憾！

我们的智慧而潇洒的先人呵！难道是历史太悠久了，反而不懂得历史的价值？难道是文化太丰厚了，反而不珍惜文化的遗存？

不要说棋谱，就是棋具，远的不用说，就说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围棋如此盛行，可我却从未见过清代的棋盘棋子。

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中，珍藏着两副唐朝皇帝赠送日本的棋盘棋子。棋盘由上好的紫檀木制作，棋盘的四周边上是精致的图案。对局双方可由棋盘边上拉开一个抽屉，其中各放着一个乌龟造型的棋盒。棋盒中每颗棋子均画有色彩艳丽的飞鸟。这两副棋具，材质优良、构思精妙、工艺极致，可谓美轮美奂，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怎么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棋具，如此超一流的工艺品？！望着这两副棋具，可以想象围棋在千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水平。

可是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能在异国他乡才能见到，而在自己的祖国，不要说千年之前，就是百年历史的一般棋具都难以寻觅！

我国最早的围棋文献《敦煌碁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我多么希望能够在故国故土一睹！但再想想，《敦煌碁经》这部文献毕竟保留下来了。如果它不曾远渡重洋，依然在故乡，那它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多，但我们失去了多少多少？

围棋有娱乐、教育、交流、健身等功能，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

新中国成立后，围棋得到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心，得以很快复兴。我国围棋界以赶超日本为目标，精诚团结，自强不息，水平急速提高。

围棋事业需要拿成绩来证明自己，人民大众需要成绩以得到鼓舞，祖国需要成绩来扬眉吐气。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竞技性越来越突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视了围棋竞技性，而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竞技性当然很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竞技和胜负上，自然，文化性被忽视、被冷落、被遗忘，甚至被淡出。

现在我国有很多孩子学围棋，不少孩子的家长为了把自己的宝贝培养成常昊、古力这样的世界冠军，大人孩子付出多少代价，使快乐的围棋变得那么的沉重。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那些非常聪明优秀的小棋手，很有些孩子甚至宁可学业荒废，或者连小学都不上，只是希望成为职业棋手。这似乎是围棋的盛事，但总令人感到不是滋味，这是围棋事业发展的一个异化现象。

围棋与生俱来地是多功能的。首先是娱乐功能，围棋充满着乐趣，魅力无比，能叫人乐此不疲，忘乎所以，用现在的流行语叫“乐活”。围棋有教育功能，围棋好的孩子数学一定好。围棋的核心是阴阳，充满着辩证法，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围棋所包含的哲理可运用到方方面面，可提升境界，启迪人生。尤其通过学围棋能使孩子的素质全面提高。围棋有交际功能，围棋有个别名叫“手谈”，下棋即交流，可能得到终生的好友。纹枰手谈心领神会有利于和谐社会。日本的“围棋五得”，头两条，即得好友、得人和。围棋还有健身功能，围棋能使大脑得到很好的锻炼，益智健身，下围棋的人大多长寿，我还未听说过下围棋的人患老年痴呆症。日本“围棋五得”的最后一条，即是得天寿。

古人还创造出无数优美动人的围棋诗词赋文。当代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围棋文化诗词选》，其中不少古代围棋诗词佳作，但我深信这只是历史上的一小部分。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围棋，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无穷乐趣！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现在的社会功利性过强，这种功利性有意识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棋手。如研究棋谱只看重韩国一线棋手的对局，日本的棋谱已不屑一顾，更何况我国的古谱。很多棋手根本没看过我国的古谱，恐怕连古代那些大国手的名字也全然不知。

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多智慧吗，围棋古谱告诉你。

围棋水平的等级分为九段，这源自于日本，而九段的等级无疑来自于我国古代的九品。我国古代围棋的等级和官员一样，也分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居下。每个等级又有其很雅的名称，一品曰入神，以下分别是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多么有意思。古人给围棋取了很多别名，以形状命名的是方圆、纹枰，以颜色命名的是黑白、乌鹭。在晋代又给了围棋不少雅号，如手谈、坐隐、烂柯、忘忧，围棋太有趣、太吸引人，故又将围棋称为木野狐，等等。

唐宋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刘仲甫写的“围棋十诀”、“棋经十三篇”，享誉海内外，至今常被人引用，说明其含义之深刻，影响之巨大。

清代留下了很多精彩纷呈的棋谱。古代的下法与现在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古代对局双方先在对角放上座子，此外要还棋头，即多一块棋多还一子。这两条决定了与现在下法上的差异。但棋理相通，技艺无异，我们研究古代棋谱，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而且可让我们欣赏古代优秀棋手的才华，他们构思的巧妙、计算的精确令人折服。清代的围棋国手众多，每人风格不同，各有所长。最突出的是三位大国手，他们是康熙年代的黄龙士和乾隆年代的施襄夏、范西屏。他们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围棋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古代围棋的巅峰。

有人可能会拿现在的棋理、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评判他们，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取否定态度。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是片面的。不同的时代不能这样比较，正如不能拿吴清源同李昌镐相比较，正如再过数百年，或有人会指责今天的棋手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明棋理，因此否定今天的棋手，这又公正吗？

明清的围棋国手众多，又传承了大量的棋谱。虽然有棋谱，但从未有人系统地评注。我曾出过一本《当湖十局细解》，仅此而已。把古代国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精彩的对局有系统地评注讲解，以此介绍给当今社会，这项工作工程很大，但又必须有人去做，不做对不起我们的先人，也对不起今人，对不起当前蓬勃发展的围棋大好形势。

前年，我曾在天元围棋频道中讲解了一些古代国手的对局，越讲越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古谱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终于决心挑起这副重担，这副担子可能要压我多年，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

吴清源先生得知我要从事这项工作，特意从日本发来长文，表示对我的支持。吴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棋士，他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写下这么多的文字，我既感到愧不敢当，又感到莫大的鼓舞。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云南大益茶业集团的董事长吴远之先生，他不但将大益普洱茶办成我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茶企业，而且他把那最大和最好的决心，投向了慈善事业，投向了文化事业。我目睹了他那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事，我觉得大受益和大感动！吴先生知道我要出一套古谱大系，鼎力相助，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走进古谱。

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该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多年来与围棋有不解之缘，对我国围棋事业作出很多贡献。现在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常振明先生年轻时是围棋高手，参加过不少重大比赛，并取得过出色的成绩。他对围棋的理解和热情使我决心并放心地将此书交给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曾出版过数本吴清源的书籍，很获好评。我相信这次和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助手程天祥和黎剑。我虽然已退休，但工作依然繁忙，简直不亚于退休前，因此靠一己之力恐难以胜任，如今有了两位尽心尽力的助手，天助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