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发行和支持该报的,大都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据说有孙蔚如、王宗山(陕西省议会议长,中统要员)、张锋伯、吕向晨、薛道五、韩光琦、温良儒(镇反中被处决)、焦子敬、谢鉴泉(参议员,山西富商)等。这些人拿出一些经费,并组成董事会,由CC分子李芝亭(镇反中被处决)担任发行人兼社长,副社长兼总编辑为樊仰山。社址在西安东木头市17号。
《西京平报》创刊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之际,
抗日战争已开始了4个多月,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该报宣扬的办报宗旨也说要宣传抗战,反映民意;起名为“平报”,就是想作为平民的喉舌。但由于李芝亭本人既是中统分子,又是渭南县的地主豪绅,该报实际上仍是忠实地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作了国民党政府的传声筒。特别在
解放战争时期,该报名为“民报” ,实与国民党的其他官办报纸《西北文化日报》《黎明日报》等毫无二致,甚至有些地方还有过之无不及。例如一些官方报纸在蒋政权临近覆灭前都不再把中共称“共匪”,而这家报却依然如故。直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的那一天,《西京平报》上还刊登了所谓“草滩白枪会”的消息。竟欺骗群众,吹嘘这支反革命武装真有“刀枪不入”的本领。还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已进入地下工事,决心坚守西安,并以特大字标题标出“西安可望长安”、“西安城防固若金汤”、“三日内定有好消息传来”等。在人民解放大军进城、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这张报纸还贴在街头,恰成了对该报绝妙的讽刺。 在解放战争时期,《西京平报》也曾出现过三次轰动一时的事件:一次是1946年蒋介石来西安,各报均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发表了这一消息,只有该报在三版省市新闻栏内用了栏长的标题予以报道,很不显眼。另一次是一版一则消息的大字标题“中共”弄成了“中央祸国殃民”。还有一次,是副刊上发表了一首民歌,内容是:“盼中央,念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富的变成穷,穷的一扫光。”这三件事发生后,李芝亭和樊仰山都大为震怒,有关当局要求严加追查。其实查来查去,全系技术性事故,并无政治背景。头一件事是编省市新闻的编辑前半夜接到“中央社”的油印稿后自行处理的。第二件“中央”的“央”字系“共”字的误排,内容纯系诬蔑中共的。第三件那首民歌,也是因一时版面稿件不够,由一位副刊编辑从《大公报》上随手剪下补空的。这三件事,并不是因为编辑部有什么进步活动。 《西京平报》虽是对开大报,但纸张质量差,经常发行数仅两三千份,并且主要是利用国民党党部和中统控制下的各地参议会进行推销。该报创办初期主要是代表陕西士绅阶层说话,当然有时也发表一些民众意见以粉饰门面。1938年元旦,该报在其报社大门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平其不平”;下联为“报为民报”;横额为“社会灯塔”。足见其良苦用心。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的当天下午,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派员和该报接洽,委其为解放军印刷“新闻简报”、传单等,到5月27日《群众日报》出版。6月3日,该报财产、机器、人员全部移交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