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中国综合性文艺团体。简称“西战团”。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以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四大队部分学员为主于1937年8月中旬在延安组成。主任丁玲，吴奚如。

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给日军以重创之际，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也活跃在抗日前线。他们的工作，在为抗日战争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特殊而重大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抗大的学员也都纷纷要求提前毕业开赴前线。 丁玲与吴奚如提议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报道。她提出的工作口号为:“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 这个消息传出以后，抗大的同学们纷纷要求参加，很多人找到丁玲强烈要求加入战地记者团。

他们的举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经上级研究决定，将原拟组成宣传队的抗大四大队和正在准备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合并，组成战地服务团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团体。 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找丁玲谈话。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这些重要而具体的指示，丁玲都向团员们一一作了传达。

当年8月12日，一个以宣传抗战为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诞生了。这天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会员有23人。会上，朱光代表中宣部讲了西战团的任务，筹备经过和组织机构。接着便宣布了任命:任命丁玲为该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会议确定了西战团的性质，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本团规约及成立宣言。随后，行动纲领、成立宣言、通电等刊登在1937年8月19日的《新中华报》上。

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 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并且首先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抗战的胜利。丁玲在答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了他们的决心。 欢送会之后，西战团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必要的准备工作。一是加强政治学习，讨论时事和理论。

为此，他们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专题政治报告，以提高团员们的理论政策水平；二是组织演讲竞赛和辩论会，以提高宣传能力；三是对宣传内容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编排文艺节目，在这40天内，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丁玲等则潜心创作作品，还突击编写了独幕话剧《重逢》。

接着，由通讯处负责编辑的副刊《战地》创刊号，于8月19日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上刊出。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荡荡、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徒步从延安出发，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人阎锡山统治的山西。途经山西的临汾、太原等地。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这支精干的队伍，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爬行高山，趟过大河，克服各种困难，活跃在抗日前线。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有时则日夜兼程，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能为北方群众接受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散去。

1938年3月初，奉中央指示，丁玲率领西战团离开山西。7月，西战团奉调返回延安。8月1日，在延安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西战团向党中央和延安人民做了精彩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高度赞扬。

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局势趋于紧张。西战团奉命疏散，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丁玲当时已经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于是，便由副主任周巍峙带队，离开延安出发，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并于1939年1月3日抵达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

晋察冀边区是四面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及交通线所包围的抗日根据地。敌人经常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骚扰，所以边区的军民常年处于战斗状态。 这种特殊的环境使西战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他们的宣传工作更贴近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真正做到了与群众水乳交融。 1940年前后，戏剧组的同志在唐县、完县、繁峙县开办了三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为地方培养了数百名文艺宣传骨干。他们还同其他剧社一样，深入农村，帮助组织和辅导村剧团。

1942年春，他们根据军区的指示，选拔了20余人组成了“武装宣传队”，到平山、繁峙等县潜入敌人的据点附近开展对敌宣传演出。他们还创作了60多部剧本，如话剧《程贵之家》、《模范公民》、《慰劳》，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八路军和孩子》等，都很受群众的欢迎。 在繁忙的歌曲创作、演唱和组织歌咏活动的同时，音乐组的同志还于1939年创办了油印刊物《歌创造》，前后共印发了近40期，发表了创作歌曲和搜集的民歌约400余首。

1940年，他们还组织演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晋察冀边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4年4月初，西战团奉命调回延安。5月初，他们向延安各机关汇报演出了《把眼光放远点》、《慰劳》、《哈那寇》等独幕剧。周扬、肖三等同志发表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年8月，根据周扬的建议，由西战团组成创作组将邵子南同志在晋察冀边区收集的“白毛仙姑”的故事编成歌剧。最初，由邓子南执笔写出《白毛女》初稿。

1945年初，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音乐系的贺敬之、丁毅参与修改并最后完成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此外，西战团的其他创作人员还创作了《粮食》、《敌后合作社》、《突围》等三个独幕剧，并先后向当时召开的党的七大作了演出。 西战团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以革命的大众的文学，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5年半时间，创作了大约三百多首(部)歌曲和剧本，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1945年6月，中宣部决定撤销西战团建制，大部分成员被分配到“鲁艺”各系。西战团的历史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