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地理研究》是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杨蕤。
内容简介
《西夏地理研究》主要内容:西夏学肇兴于黑水城历史文物的发现,历经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聂斯克等中外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她虽不能与“敦煌学”、“丝路学”等国际显学相媲美,但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众所周知,由于受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元朝修史者独摒西夏于“正史”之外的做法使得西夏建国近二百年,文献无征,西夏因此被蒙上了“丝绸路上的神秘王国”、“被遗忘的王朝”等称誉,故西夏学有“绝学”之称谓,足以看出文献缺略给西夏学研究带来的巨大困难。
西夏地理研究是西夏学中基础性的课题,地理不明,往往会给其他问题的探讨和解释带来诸多不便。以《西夏地理研究》作为研究课题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上,虽然从宋代到现在均有学者涉足于西夏地理的研究,但由于著作失传、资料匮乏等原因,西夏地理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将在学术史回顾中详细阐明。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公布的黑水城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西夏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如本文利用出土文献对西夏自然地理的考述。因此,《西夏地理研究》是一个既“老”义“新”的题目。主观方面,笔者曾经学习过一点西夏文字的知识,对西夏故地的自然地理、文物遗存等状况比较熟悉,也有一些西夏学方面的基础,初步具备研究西夏地理的条件。
编辑推荐
《西夏地理研究》是关于研究“西夏地理”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西夏人朴素的环保和生态意识、西夏境内的野生动物、经济区形成的诸因素分析、党项内附以及宋夏双方对沿边人口的争夺、气象灾害与西夏社会、唐宋时期中国气候变迁的相关讨论等内容。
作者简介
杨蕤,1975年4月生,陕西横山人。1993年考入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200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专门史专业,200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学专业。现为
北方民族大学(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学术兴趣为边疆历史地理学、西夏学和
民族考古学,近年来开始关注宋代东西交流史等问题。曾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30余篇,出版著作《破译天书》并主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各1项。
目录
序言
绪论
一 关于西夏学、研究资料、基本框架及基本思路
二学术史回顾
第一章 疆域的形成及其演变
第一节 定难军的五州之地
第二节 宋夏疆界的演变
一 西夏建国初期的宋夏疆界(1038-1067)
二 宋神宗亲政与“元祐分疆”(1067-1093)
三 “绍圣罢议”与北宋对西夏疆土的进一步蚕食(1094-1127)
四 余论
第三节 夏辽疆界
一 西夏与辽朝的东段疆界
二 西夏与辽朝的西段疆界
第四节 夏金疆界
一 西夏东北缘的夏金疆界
二 西夏南缘的夏金疆界
第五节 西夏的西缘疆界
一 沙州及沙州回鹘的问题
二伊州问题
第二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
第一节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的地名翻译及其地望考证
一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西夏地名的翻译
二有关地望考证
第二节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反映的西夏政区
一 关于西夏政区的类型和数目
二 关于西夏政区的排序和层级问题
三 西夏政区的边界
第三节 西夏的基层组织与社会
一 汉式“乡里”制度对西夏基层社会的渗透和影响
二 西夏基层社会中的部落制
三 西夏基层社会中存在“一国两制”的原因探析
第四节 西夏政区特点之归析
第五节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反映的西夏地方官制
一 学术背景
二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西夏地方官制的信息
第三章 自然地理(上):气候状况
第一节 相关的学术背景和汉文史料所反映的西夏气候信息
一 唐宋时期中国气候变迁的相关讨论
二 汉文史料所反映的西夏气候信息
第二节 《月月乐诗》和《圣立义海·月之名义》所反映的西夏气候
第四章 自然地理(下):生态与植被
第五章 经济区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
后记
地图
序言
1955年底,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应召赴京,承担“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当时,无论是主其事的吴晗和范文澜(“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负责人),还是先师本人,都以为花一二年时间、最多三四年就能完成这项由毛泽东亲自交下的任务。但开始不久,先师就发现,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下简称《杨图》)是无法轻易重编改绘的。原因之一,就是《杨图》只画了历代中原王朝,甚至连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也没有画全。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只有中原王朝的疆域而缺少边疆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疆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历史地图。
但要弥补这个缺陷却相当艰难,因为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依据是文献记载,而这些边疆的或少数民族的政权大多没有自己的原始文献,不少民族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往往只在汉文史料中留下间接的、零星的记录。有的虽然还有其他文字的记载,但离开最低限度的史料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仅仅依靠这些有限的史料显然是无法编绘成稍为精确一点的历史地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