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在西方是源远流长。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世界历史的解释都是在一个深层框架里展开的。这个框架就是：视西欧和英语民族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为主导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对世界史的解释以追溯欧洲文明的“根”为起点，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到罗马，然后即是罗马人与大量蛮族制度风俗的交互作用导致的“中世纪”，再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按照这种观念，其他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进入西方的影响的时候才能介绍。因此，在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从18世纪初、土耳其自1839年的改革运动始，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起，都一个个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20世纪以前的亚非国家没有被描绘成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它们没有独立；一旦获得了独立，就被说成是“正在西化”。西方文明要决定性地取代世界其他部分的种种传统文化。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一个隐含的信念，自觉或下意识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主要出现于20世纪以后的非殖民化时期。很多国际标准（如本初子午线、公元纪元、拉丁字母）都包含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由西方产生，更加拉大了西方跟亚非拉国家的差距，极大推动了西方中心论的兴盛。

据希罗多德记载，当希腊人第一次碰到波斯人，便发现波斯人是有主子的，而希腊人是自由的，并因此引发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优越论，也是西方中心论的第一种形式。而当亚里士多德建议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对马其顿人用对付奴隶的办法、对希腊人用对付自由人的办法来管理而遭拒绝时，这也可以说是西方优越的第一次受挫。

近代以后，启蒙主义早期对中国文化的建立在贫乏的了解之上的想象曾经产生了对中国的热情。这种热情在黑格尔那里完全消失了。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的经典形态。东方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理性开始走向自我实现。理性顺着自我实现的道路，从希腊、基督教、启蒙主义直至普鲁士国家，达到其顶峰。西方文化是历史的中心，这是黑格尔的表面命题；西方文化体现的理性特征，是历史的动力与目标，这才是黑格尔的实质命题。

但是，二战以后，西方中心论也开始受到了挑战。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来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学术界也大都承认“西方中心论”。

对抗只能激化对抗，善待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善待。“西方中心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抗，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让整个世界难以平静。

如今，东西方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西方世界应当改变思维，致力于创造一个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世界。俄罗斯《观点报》网站刊登评论说，西方应停止干涉和攻击他国，不要去教育别人该如何生活，要允许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存在。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世界也应从自私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给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更多的尊重和包容。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可以为缓解当今世界的冲突提供借鉴。试想，如果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相处能秉承“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理念，不同文明之间的调和或许并不困难；如果发达国家能拥有“天下大同”“民胞物与”的思想，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再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而是让其他民族也平等享受机会，当然也就会赢得弱小民族更多的认同和尊重。

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人们有理由对西方世界给予更多期待。而首要问题是，西方世界应当放下“西方中心论”的傲慢，放弃霸权主义，尊重和接受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这一基本认识也被强大的思想误流湮灭得有踪无影，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莫大的社会误识：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几千年民族辉煌的表层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就离。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清醒认识到在这种思想观和理论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我中华文明的藐视和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还冷嘲热讽甚至是彻底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