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记》全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又名《三宝太监西洋记》《三宝开港西洋记》等），是明代罗懋登所著长篇神魔小说。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灵山雷音寺设盂兰盆会，燃灯古佛听佛祖说玄天上帝将下凡，摩河僧祗将遇厄难，便下凡为东土大众解难。古佛与位尊者分别投胎，十数年后，金碧峰长老（燃灯佛）与徒非幻，徒孙云谷在五台山讲经说法。

明永乐帝（玄天上帝）登基，外国使节纷纷来朝贺，张天师以寻传国玉玺为借口，奏请灭佛，才可寻宝下西洋，碧峰长老入京，与张天师斗法，制服天师，于是永乐以碧峰为国师，与郑和一齐下西洋寻宝，得诸神相助，船锚等均已造好，永乐帝率百官为船队送行，郑和率船队启航。过红江口，天师封赠白鳝精；到白龙洋，天师祭祀白龙精。船队到了软水洋，碧峰长老做法，使龙王换硬水，船队才通过。长老又请天兵、龙王助船队过了吸铁岭。行至宝象国，张天师三战羊角大仙，碧峰长老查清羊角大仙来历，将他收服。天师大胜番将姜金定，宝象国王投降，献土产。

在爪哇国，番将咬海干请王神姑与明军作战，王神姑七十二变，张天师被迷惑，碧峰长老设法擒了神姑，后又用金钵盂困住神姑之师火母。火母令神姑请来骊山老母，老母斗不过长老，率天兵天将与长老赌斗，长老现出本相，领佛兵仙兵迎战，老母降神山，古佛借用弥勒佛的乾坤叉袋抵抗，老母投万道金枪，古佛不敌，请玉帝、观音与二人调解。老母与徒火母离去，王神姑被杀，爪哇国王投降。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西游记》问世后，神魔题材小说在此后就迅速开始兴盛。万历朝后期，全国出版中心已从福建建阳转移至江浙一带，通俗小说、公案小说和神魔小说创作中心也同步转移，书坊老板极力编写这类作品，“垄断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西洋记》就是这时期由“流寓南京的寓公”罗懋登编写而成的。《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的内容及模式被《西洋记》大量采用。

他原是上界天河里的虾蟆精，后转世来到人间，在司礼监作一名掌印的太监。明成祖派船队去西洋抚夷取宝，他由大臣刘诚意举荐，奉命担任统兵招讨大元帅，率领船队出使西洋。船队从永乐七年启航出征，至永乐十四年归来，历时七年，经过三十九个国家，收纳各国的贡品数以万计。一路上，他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调兵遣将，奖罚得体。在国师金碧峰和引化真人张天师的帮助下，他指挥军队战胜了众多的神妖番将，消除了一个又一个灾难。他每到一个国家，都要详细地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安抚国民，宣扬大明国的声威，忠实地履行出使西洋的使命。

他原是西天雷音宝刹中的燃灯古佛，又称定光佛，是三千古佛的班头，万万菩萨的领袖。他有超人的佛力。为救东土厄难，他在杭州金员外家投胎转世，后到净慈寺云寂长老门下出家经腾腾和尚点化超度，在灵隐寺碧峰会讲经说法，人称金碧峰。明成祖即位，下令兴道灭僧；他闻讯后，下山到南京与张天师斗法，大获全胜，解救了佛门的灾难。明成祖要派船队去西洋抚夷取宝，他为皇帝指明了西征的路线，并协助组织军队与船只。随后，他作为大明国国师，随船队出使西洋。一路上，船队每逢遇到将帅们制服不了的神妖，难以解脱的灾难他就亲自出马，降服神妖，使船队次次除灾免难，化险为夷。

江西龙虎山人。汉朝张道陵的后裔，道号引化真人。永乐皇帝即位，他对皇帝说及稀世珍宝“传国玺”失落西洋的旧事，从而引发了皇帝派大军去西洋寻宝的壮举。他奏谏皇上在全国兴道灭僧，并与僧人金碧峰斗法，结果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奉皇帝之命，作为大明国的天师，随船队出使西洋。他道力深厚，神通广大；一路上，他手提七星宝剑，烧飞符，驱天神天将，斩妖缚邪，消灾救难，为大明船队顺利到达西洋各国立下大功。船队回国后，朝廷赐他官职，他辞而不受。后来，皇帝下令，在龙虎山修建一座玉皇阁，以表彰他的功绩。

《西洋记》的主导情感饱含着很强的时代性，即通过颂扬这桩王朝往昔的盛事，表达他对于国家复兴、重振朝纲的强烈心愿，高扬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华尊夷贱”观念，代表着明代神怪小说歌颂教化主要的审美风格。作者生活的明代万历年间已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尤其是海患日烈，葡萄牙不断在广东沿海滋扰，进而强占澳门，倭寇在南方沿海的侵犯也日趋白热化，这使得寓居江南的罗懋登无时无刻不强烈地感受于心，所以在歌颂的背后更隐含着作者对海事危机的深深忧虑和对传奇英雄的极度渴慕，他既希望执政者能够在海上发愤图强，消弭海患，以此来重振国威，更呼吁像郑和、王景弘这样的勇猛将帅决胜海域，驱除外辱。虽然作者心中对此充满了极度的迷茫，在小说的末尾并没有让郑和一行找到传国玉玺，似乎隐喻着梦想难圆的无奈和悲概，但这无损整部小说的叙述重点是郑和一行过关斩将，历经三十九国磨难，一直走到了“极天之西，穷海之湄”的酆都鬼国，所遇各国均呈上降书顺表，贡献了大量异域珍宝，极大地宣扬了中华帝国的“圣教伦理”，把“抚夷取宝”的上邦情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作者不单宣扬了“皇风宣畅西夷，夷而慕华，莫大之益”的思想感情，更不断地强化着“华夷之辩”的观念，这充分的表现在：“其一，地理位置中心论，即‘中国据内，为君为父；夷狄居外，为臣为子’。其二，中国民俗优越论。中国上邦，物阜民丰；蕞尔小国，野蛮贫穷。其三，中国人种优越论。”以此鼓舞人心，激发斗志，弘扬天朝中心主义的盛大情结，凸显了“华贵夷贱”的思想感情。

作者在小说中还多次借助人物之口，对朝中那些怯弱自私、不以国事为重的文武百官进行讽刺。第十六回，他让永乐帝感慨道：“枉了我期中有九公、十八侯、三十六伯，都是位居一品，禄享干钟，绩纪无常，盟垂带砺，一个个贪生怕死，不肯征进西洋。”第二十五回，借总兵王爷之囗，讥刺那些“博带峨冠早者“都是人面兽心”第五十一回，借马公公之白，指出满南京城里都是些吃人不见血”的“虎”；第八十五回，又借黄风仙之口感叹道：“原来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都是顶冠束带的做出来。”类似的议论，书中不时可见。它们既是作着“伤今”之情的体现，客观上也对嘉靖、万历年间朝廷腐败，权奸当政的黑暗现实，起了揭露和抨击作用。

《西洋记》独特的创作方式很值得注意。小说采取虚实结合的创作方式，叙事体例上兼具“演义体”和“游记体”两种文体，内容上“遍取诸种，杂糅成书”。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显扬明王朝的声威，表达自己的天朝大国心态。

《西洋记》延续了自唐以来的搜奇显怪审美风格，集中体现在异域邦国的展现。《西洋记》恪守着古典小说两个重要的审美元素，一个是情节曲折，另一个是语言雅致。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西洋记》可谓匠心独运，新意迭出，突出表现在两点：第一是对域外光怪陆离世界的描写。作者不单写出了异域洋洋大观的进贡宝物，如西南哈失谟国的青狮子、正南真腊国的白象、西北撒马儿罕国的紫骝马等，更描写了人所罕知的异域风土人情，如三十二回的金莲宝象国，其国没有纸笔，用羊皮捶之使之薄书之。国中“若争讼有难明之事官不能决者，则令争讼二人骑水牛过鳄鱼潭，理屈者鳄鱼出而食之，理直者虽过十馀次，鱼亦不食”。国中婚事，男子先入女家成亲，十日半月之后，方迎入男家；有国王当贺之日，用人胆汁沐浴，将领以下，俱献人胆汁为贺。第二是小说的情节更构筑得神乎其神，异想天开，创造出许多新鲜奇妙的小说意境，明知是虚幻，却产生了一种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艺术效果。虽然很多章节都是神妖斗宝、佛道斗法，人神斗艺的场面，但是却写得变化多端，并不雷同。最突出的就是王明盗宝，所盗之宝每次各有不同，盗法又各自相异，如此多变求新，使小说的艺术魅力增色不少。

《西洋记》也杂采许多民间野史传闻。如卞和献玉、鲁班造船、李海得珠公冶长识鸟语、锂鱼精戏秀才、玉通禅师私红莲等故事，大多源于明代通俗文艺。小说中还穿插了大量的通俗性诗词文赋，从赞佛道论禅理直至咏风雨、赋蚊虫，其中虽然多数是枯燥粗劣之作，但有些亦颇生动形象且兼具社会讽喻性，如《病狗赋》、《苍蝇赋》、《蚊虫赋》等，暗寓着对堕落的世态人情和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丑恶现象的辛辣讽剌，体现了民间文学的优点。

《西洋记》的艺术价值不高。其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均明显可见对《西游记》的蹈袭。作为主角之一的国师金碧峰，从下凡投胎一直到护送宝船出使西洋，一路斩妖降魔，大显神通，其总体形象与孙悟空是相似的。只不过取经途中的孙悟空尚未皈依佛门，浑身充满不屈不驯、除恶务尽的战斗精神；而金碧峰则是为解救东土厄难而下凡的古佛，处处显示出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佛性。马公公这个人物则带点猪八戒的痕迹：小心眼多，好往坏处去揣测他人，一磨难就叫嚷：“似此难征，不如收拾转去罢。”腔调颇类“分行李散伙，俺老猪回高家庄去。”书中还有很多角色，直接抄用于《西游记》，如土地神、马赵温关四元帅、金角大仙、银角大仙等。不过，与《西游记》中那些形神各殊、生动喜人的形象相比，《西洋记》中的人物大显逊色。罗懋登塑造形象的手法并不高明，几乎靠对话堆砌而成，枯燥乏味而又毫无个性。人物动辄比武艺赌法宝，从无七情六欲之烦恼。在他们身上，超自然的神性被片面夸张，从而掩盖了活泼泼的人的自然本性。

《西洋记》虽然是部在艺术上比较平庸的小说，在中国国内外民间却有一定的影响。它在国外还是一部颇受欢迎的书，南洋一带许多国家、日本、英国等，都有中国的版本流存。书中许多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和航海途中在各地留下的历史遗迹如三宝垄一起，一直为后世的人们所传颂。附带要提一笔的，是《西洋记》中还保存着大量有趣的民间传说，尽管它们的内容大多与下西洋没有关系，从研究民间文学的角度说来，却仍然值得珍贵。

近现代文学家鲁迅：“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特颇有里巷传说，如《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的故事，皆于此可考见，则亦其所长矣。”

近现代语言学家、文学家季羡林：“既有现实的成分，也有浪漫的成分。他以《瀛涯胜览》等为根据，写了很多历史事实。记录的碑文，甚至能够订正史实。这一点用不着多说了。至于浪漫的方面那更明显。人物的创造，情节的编制，无一不流露出作者的匠心。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有的有所师承，有的凭空臆造”。

已知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本明万历三山道人刊本，藏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清步月楼覆明万历映旭斋藏版本，藏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清咸丰九年（1859）厦门文德堂刊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光绪七年（1881）上海《申报馆丛书》排印本，藏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书局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上海中原书局石印本。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及步月楼覆明万历映旭斋藏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排印《申报馆丛书》排印本。

罗懋登（1517—1597之后），字登之，自署“二南里人”。根据道光丙午年（1846）豫章堂罗氏重修的《罗氏宗谱》四卷残本记载，罗懋登为江西省抚州南城县南源村人，谱中称他另有“行隐四郎”称呼，出生于“明正德丁丑正月十四午时”（1517年2月4日12时）。罗懋登曾创作《香山记》传奇，注释过丘浚的《投笔记》，替王实甫的《西厢记》、施惠的《拜月亭》、高明的《琵琶记》作过音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