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轶事》是徐怀中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人民文学》，曾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以1979年第一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描写了六个女电话兵和一个男电话兵在战争前后的生活经历。

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六名战士，人们称为六姐妹。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九四一部队奉命参战。六名女兵剪了长发，跟妈妈挂了“长途”告别，随部队跨过红河，来到黄连山脉。几十斤重的负荷，六姐妹没有一个掉队。

第一次执行任务，严莉和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五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关小涓两人负责首长的一条线，却遇到了麻烦。在架线的路上，横卧着三具越军的尸体，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肚子膨胀老大，周围一摊黑血。她俩想找地方绕过去，帽子挂掉了，脸划破了，也没有绕过去，只好横了心从尸体上跨过去。她俩接通首长的电话，欢欢喜喜退出指挥所后，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对连长说：“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26分钟才把线架来。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小涓和杨艳又委屈、又丧气，悄悄流了泪。

总机开机后不久，刚架好的线又断了，路曼、肖群秀立即出去查线。她们来到公路旁，好不容易发现一株木棉树可以架线，她俩搭起的人梯又够不着。这时，一个战士跳过来，让小肖骑在他的脖子上，变成了三节人梯。敌人发现后，拼命向这边扫射。原来，这个战士也是“九四一”的，在营里当步话机员。几天后，她俩再见到他时，他已经牺牲了。抬担架的小战士告诉她们，这位烈士叫刘毛妹。听到这个名字，陶坷立刻扑了上去。陶坷和刘毛妹从小住一个院儿，是相互看着长大的。毛妹的爸爸在文革时被打成叛徒，在此期间，母亲为了子女的生存曾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标语，表示坚决和“大叛徒”划清界限，他爸爸含冤自杀。两个幼儿时的朋友十几年后在新兵营中意外相逢，陶坷觉得毛妹变了，他的眼睛失去了以往的明澈光亮，变得冷漠，言语间总有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陶坷曾劝告他“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毛妹却回答她“不必以海市蜃楼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但毛妹却是个过硬的步话兵。攻打三号高地时，营里把他配给主攻连的突击排。强攻时，副连长牺牲了，正、副排长也牺牲了，此刻部队有些稳不住了。这时，毛妹挺身而出，大吼一声“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他分派了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占领了阵地。这时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44处伤口用了7个救急包才包住。在艰难地向指挥所报告胜利后，他正了正军帽，安然睡去。

陶坷读了毛妹写给妈妈的信，才真正了解了这位儿时的伙伴。上战场前，毛妹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军人的崇高职责。他是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思考走上战场的。面对越南竟敢肆无忌惮地欺侮有十亿人口的中国的事实，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你站在落后的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险的地位上”。他为在十年动乱中被无辜残害至死的前辈们痛心，又为自己能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而自豪。

送走烈士，女兵们才知道敌情有变。司令部要求加强警戒，还特别通知总机班，电话一定要严格控制声音、灯光，避免暴露。班长严莉决定由她担任守机。她把交换机摆在地下，又用两层军毯连人带机一起蒙了个严实。天气十分闷热，第二天，严莉从军毯中出来时，人整整瘦了一圈儿，耳机里都能倒出水来。而且从她额头上、身上、指甲缝里竟抓出十多条吃得圆滚滚的蚂蟥。

战斗仍在进行，总机忽然传来一号首长焦急的声音。电话线又断了。陶坷和架设排的两个新战士去查线，为了察明断线的真相，陶坷让两个新战士在前面走，她在后面隐蔽观察。原来是一个越南女冲锋队员在搞破坏。陶坷没有开枪，她要抓活的。迫捕中，树丛的荆棘把衣服扯烂，脸上和肩头尽是一道道的血痕，陶坷全然不顾。眼前出现一条河，水流很急，不时有越军的尸体漂流而下，女冲锋队员本不敢下水，但背后的人紧追，便横心跳了下去。陶坷紧跟着跳了下去，她很快游到前面，趁对方呛水之机，扯住她的长发向岸边游去。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达到了惩罚越南侵略者的目的，决定撤回边界线我方一侧，女电话班随九四一部队撤回国内。一号首长来看望女兵们，说他和二号要为她们请功。一号首长问陶坷为什么撤回了入党申请书，陶坷笑笑没作声。严莉替陶坷回答，她觉得自己与刘毛妹相比相差太远，而党内缺少的是刘毛妹这样的人。提起刘毛妹，一号首长立时现出沉重的神色。他带着对烈士深深的敬意说：“大家都向党委提意见，说应该追认刘毛妹同志为正式党员。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可是，他生前没有向党组织表示过这种要求。无论他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总是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陶坷主动推迟自己的入党时间，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水。

一号首长特批总机班半天假，让她们下河去洗个澡。太阳落山时，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夕阳下，女兵们那红润的皮肤像是透亮似的。驻地生产队的妇女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上看，她们议论说：“九四一部队招女兵，怕尽是要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对中国采取敌对行为，蚕食中越边境的中国国土。1979年2月17日，中国宣布采取自卫措施保卫边疆，随后在一个月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3月16日中国军队完成既定目标后撤军回国。“对越还击战”一打响，军旅作家徐怀中就奉命参加战地采访小组赶赴云南前线，3月16日战争结束，徐怀中又随着作战部队到四川乐山访问某师通信连女子电话班。根据采访所见所闻，徐怀中开始创作《西线轶事》，还在连队时便写出了小说《西线轶事》的一部分，并读给女电话兵们听，征求她们的意见和建议。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随之潮涌般到来，受此影响，徐怀中在创作《西线轶事》时，有意避开以往某些军事题材文学的老套子，不过多描写胜利告捷、鲜花喜报，而是遵照现实主义原则描写普通战士的战斗生活，同时将心中积郁已久的愤懑压抑倾泻于笔端，在文字中融入个人对文革的反思。建国多年，徐怀中仍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他看来，所谓“文革”，即是中国害的一场政治天花，一个国家混乱、落后、贫困就要挨打，而中国人再也经受不起动乱了。小说中陶坷向离休老将军要饭这一情节的灵感，便是来源于徐怀中在昆明遇到的真人真事及其真实感想。

《西线轶事》最初是六万字的中篇小说，交叉描写了中越双方的情况。当时《人民文学》只登短篇小说，所以徐怀中将小说中关于越方俘虏的情节抽离出来，重新整理稿件，变成三万五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抽离的情节后来由他改写成短篇小说《阮氏丁香》，作为《西线轶事》的姊妹篇，发表于《十月》杂志。

刘毛妹

九四一部队某营的步话机员，陶珂的童年好友。本名不是“毛妹”，因为小时候生得白净，又文静得像小姑娘，所以同院的邻居都喜欢称他作“毛妹”，一来二去就成了正式的名字。其父曾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其母以两个儿子的名义发表划清界限、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不久后，其父含冤自杀。刘毛妹一家因为是叛徒家属而饱受欺凌。家庭的变故给刘毛妹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长大后的他表面上自由散漫，玩世不恭，无论说起什么事都表现得冷漠、不以为然。参军，是因为耐不住知青点的沉闷；入伍后，在军容军纪方面也很不讲究，动不动就拿军帽当扇子，甚至在一次看电影后对童年好友做出过失礼的举动。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对历史前进方向、国家民族的命运有着独特的思考，对母亲当年的举动也表示了同情与宽容。攻打三号高地时，在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等领导相继牺牲、军心涣散之时，既非党员又非干部的他挺身而出，机智地指挥战斗。在战斗中深负重伤后，仍坚持留在火钱上，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临终前，他认真地整理了自己的军容。

陶坷

九四一部队某营有线电连总机班的女电话兵。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早逝。七岁时，母亲蒙冤入狱，她被送到乡下的外婆家。由于经济困难，年幼的她带着公社的介绍信随同伴一起出门乞讨。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始终相信“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勇敢、机智地擒获敌寇，特别是刘毛妹牺牲后，她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随队回国后，她没有急于填写入党申请表，而是决心在自己各方面达到要求后之前暂时留在党外，表现出一个日益成熟的青年战士崇高抱负和严于律己的精神。

曾方

陶坷的母亲，革命干部，出身于太行山农民家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文革中，只因为丈夫生前说过与彭德怀相近的言论，她曾被送到监狱劳改八年。当得知部队领导考虑让体质差的干部子女留守后方时，她坚决反对搞特殊化，表示送女儿参军，不是为了让她“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照相，四寸六寸去放大”。在她的坚持下，九四一部队确定了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工作位置，作战期间还应当在什么位置，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在女儿陶坷上前线前夕，她特意把丈夫在一二九师时用的绑腿送给陶坷作为纪念。

严莉

九四一部队某营有线电连总机班班长，成熟稳重，沉着冷静。父亲是团职干部，家中人口众多，经济条件较差。作为家里的长女，她替父母打理家务，管教弟妹。在她的统筹安排下，家里虽不富裕，却过得并不比别人家差。入伍后，她把管理弟妹的经验手段运用于管理总机班，班里大小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处理内部纠纷时发扬民主作风，公平公正，决不马虎了事。在生活上关心战士，先人后己。在战场上，即使自己的嗓子出血了，也要把仅剩的青竹水留给班里的其他人。

《西线轶事》是一部军事题材小说，但是，作者突破了之前的军事文学的条条框框，没有去渲染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奇观，而是将笔触伸展到战场之外，描写在战争中锻炼成长的青年人，通过他们在战争前后的趣闻轶事和人生遭遇，细致入微地揭示出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纯洁美好的品质，饱含激情地歌颂了普通年轻战士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尊严。同时透过主人公们身上的时代烙印反思逝去的岁月，进而审视现实和未来，融入了作家对社会、对军队和民族的深沉思索，即中华民族经历了十年动乱后怎样面对一场特殊的战争。

总机班的六个女兵天真烂漫，喜欢吃零食，受委屈了会哭鼻子，还会不顾军纪偷偷探索“个人问题”，但她们也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比如因为嗑瓜子儿、从窗口吐瓜子皮而被男兵起了“五香嘴儿”的绰号后，她们班的窗户里就再也没有瓜子皮飞出来。无论是理论考核还是内务卫生、劳动种菜，她们样样不比男兵差。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她们勇敢地站出来，拒绝上级照顾，坚决要求上前线，为此特意集体剪了运动头。在战争中，她们克服了初上战场的恐惧，冒着枪林弹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表现出了新时期年轻一代非凡的勇敢精神。小说中为祖国英勇牺牲的英雄刘毛妹，在十年内乱中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对于很多事都抱以消极态度，但在冷漠的外表下，他的心底仍流着忧国忧民的热血。作者通过挖掘人物背后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展现了新的时期青年们的精神风貌。

作者通过陶坷、刘毛妹、曾方等人物的经历及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揭示了战争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国家经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正需要全力进行建设，却不得不面对敌人的军事挑衅，不但必须打这场战争，而且必须胜利，为国家建设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小说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对一代青年和人民军队所造成的心灵戕害和历史创伤。在十年动乱中，像刘毛妹父亲、陶坷母亲那样的老干部不是倒在与敌人正面对决的战场上，而是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正由于无休止的内耗导致国家处于落后的地位，才使蕞尔小国敢于欺侮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而导致动乱的原因，固然是四人帮作祟，但是，中国人逆来顺受、盲从权威的旧意识也难辞其咎。作者借人物之口，发出呼吁：不能再在“高举”的名义下掀起动乱，把人们一切美好的希望毁灭，古老的中华民族经不起再一次被推到危险的边缘。

同时，小说没有将战争的另一方妖魔化，而是同样反映了越方普通士兵的勇敢、机智、顽强，说明普通越南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有着劳动者美好的心灵，只是由于受宣传的欺骗，才与中国人民作战。在战场上，中国女兵陶坷与越方女兵搏斗时没有攻击女性的要害，在水中抓住对方并被战友救上岸后，她马上要求战友拿雨衣把自己和俘虏裹起来。这些情节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立场。

人物塑造

作者没有过多着墨于险象环生、猛打猛冲的战争大场面，而是从人物的日常生活中，从儿女情长的小事中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创造出让读者感到亲切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女兵们因为爱吃瓜子而被男兵们起外号，在行军途中上厕所遇到的尴尬，初上战场因为紧张而忘记巡逻口令等情节，将女性特有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兴趣爱好等等写得有声有色，富有生活情趣，把这些年龄相仿面性格各异的女兵由恐惧到无畏的成长过程写得历历可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在塑造刘毛妹这个英雄形象时，作者不讳言他的种种缺点，不守军纪，不系风纪扣，用军帽扇风，凡事都很消极，看问题比较偏激，并指出刘在十年动乱中的特殊遭遇是其性格的成因，而他的遭遇有着普遍性，当时很多青年像他一样从父辈惨遭的迫害中体验到了世态的炎凉。另一方面，作者又充分肯定了刘的内心美好纯真的一面，他正视现实，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不愿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来覆盖地上的沙漠，他对入党不积极，正是因为他内心中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他时刻系念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所以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这种去伪饰、存真情的笔墨，只会使人们更加亲近刘毛妹，觉得他真实可信。

结构特点

作者紧紧抓住标题中的“轶事”二字，小说在结构上不追求故事的曲折离奇和头尾的连贯性，而是以六个女电话兵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活动为中心，截取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生活片段连缀成篇，主要写战场又不限于战场，着眼于今天，又加溯昨天，适当地运用了一点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节与节之间跳跃性较大，在现实与历史的交织中展开生活的广阔画面。这种结构方式使作者能自由选择一件件最能反映战士心灵深处情感波澜的小事，细腻深刻地刻画出不同人物性格的具体特征和感情的微妙变化。

语言风格

小说的叙事语言充满了诗意之美，从容平和而又不乏幽默。例如：女兵们上前线前打电话给妈妈，几个身份地位、经历完全不同的母亲，叮嘱女儿时说的话都差不多：“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工业基础的，响声不一样。”把妈妈们为女儿的安全担忧的心理贴切地描绘出来。陶珂为刘毛妹清洗遗体后“数过了伤口，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士的年龄乘以二”，作者将伤口的数字和年龄放在一起对照，加重了悲剧性气氛。

《西线轶事》在题材上突破了战争文学的固有模式，拓展了新时期军事题材创作的艺术空间，给军事文学注入了全新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以《西线轶事》为发端，一大批优秀军事文学作品相继出现。小说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人民文学》编辑部和作者都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人民文学》在1980年第七期上专门开辟版面，以“读者欢迎《西线轶事》 ”为题，刊登了部分来信。小说曾于1980年以九万余读者直接票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又获得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改编自小说的同名连环画。

小说首发版本中有一号首长说“气死茅台——习水大曲”的文字，由于小说影响巨大，茅台酒厂专程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表示抗议。在后来发行的单行本中，徐怀中删除了不利于茅台酒的这句话。

学者王宗法：《西线轶事》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手法，都突破了多少年军事文学徘徊不前的沉闷局面，在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给军事文学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提供了若干新鲜经验。

文艺评论家范咏戈：《西线轶事》使军事文学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军事文学以往常见的那种偏窄感被消除了。人们发现军事文学原来还可以这样来写。

河北邯郸人。中共党员。1945年毕业于太行联合中学。1945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前方政治部前线剧团团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美术组长，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创作员，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秘书，《解放军报》副刊编辑、记者，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昆明军区政治部创作员、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少将军衔。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委员、第五届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徐怀中小说选》、《徐怀中代表作》等。《西线轶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