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又译作西蒙·波娃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索邦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 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权主义者。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

1908年1月9日，波伏娃出生于巴黎比较守旧的富裕家庭，全名为西蒙娜·露茜-厄尔奈斯丁-玛丽-波特朗·德·波伏娃。父亲是法院的辩护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奉者，父母均是天主教徒，但她从小就拒绝父母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她从小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的律师工作受到影响，全家生活困顿。因此，波伏娃的少女时代是在枯燥闭锁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在当时法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师读书时，她与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影响二战后整个思想界的才子们结为文友。

1929年，大学毕业后她准备参加大中学教师学衔的哲学科考试，口试的合作搭档是萨特，最终成绩是萨特获得第一，西蒙娜获得第二。

1931年，教育部委派西蒙娜·德·波伏娃到地中海滨的马赛去教书。1943年，出版处女作《不速之客》。

1949年，出版了分成上下两册的《第二性》。在这两册书中，她给女权斗争作出形式化与理论化的论证。

1955年9月，也就是波伏娃47岁的时候，她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联袂来到中国访问了两个月，两年后发表了《长征》一书。

1968年前苏联入侵捷克时，波伏娃立即与苏联作家联盟断绝一切往来。

1980年，萨特逝世，为了纪念萨特，西蒙娜在第二年出版了她最后一部著作《永别的仪式》。书里描画的是萨特最后十年进入暮年，两人相依为命的和谐生活。西蒙娜晚年将萨特给她的情书刊行于世。书名《致河狸的书信》。

1986年4月14日，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巴黎科尚医院因肺水肿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8岁。波伏娃去世后，和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波伏娃拥有「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童年」，家中氛围常常是母亲弹奏钢琴，父亲背诵戏剧独白。但她从来都没有被舒适但保守的生活规训，在帮助妈妈洗盘子并把盘子擦干的时候，她透过一扇窗户，看到了隔壁房屋的厨房里，女人们在刷锅、摘菜，就会有所觉知，「每天都是午餐、晚餐，每天都洗菜、洗碗，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不知所终」。在很小的时候，她就有了跳脱单调生活的目标：「我的一生一定要通往某个地方。」

1929年，在法国的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萨特哲学会考第一名，西蒙娜获第二名。这一年，萨特二十四岁，西蒙娜二十一岁。而此时，他们之间的爱情还只是智力上的相互敬慕。据西蒙娜晚年回忆：他们一开始的恋情主要是字语的（ver-bol），而这“也许是我们关系如此持久的原因”。

考试结束后，萨特与西蒙娜的来往频繁起来。当西蒙娜准备到乡下家中去度假时，两人开始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分离的痛苦。几天之内，他们间的关系从智力的讨论变化为肉体的吸引。西蒙娜后来回忆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当我在八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感觉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在乡间的日子里，西蒙娜极为苦恼。一个清晨，她的表妹跑进来轻轻告诉她：有个青年男子在田野里等她。果然是萨特。

可是她的父母却无意邀请她的朋友共进午餐。靠着热心肠的表妹送食物，可怜的萨特在田野里孤独地捱过了几个夜晚。终于，爱驱使着西蒙娜，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带着食物前往野地里与萨特相会。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真正的一天。这一天，他们第一次做爱。

从他们相爱的1929年起，一直到萨特1980年逝世。他们一起共度了51个春秋。尽管他们一直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结婚手续，甚至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房。1931年，西蒙娜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在二人的爱情旅途中占了很短暂的时间，但却留给西蒙娜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的处女作《不速之客》。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萨特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河狸（“河狸”是西蒙娜的昵称）”写情书。

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他们曾就一些敏感问题回答过记者的提问。谈到不生孩子的选择，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

注：西蒙娜·德·波伏娃共写作小说八部、戏剧一部、论文和游记八部、传记一部和回忆录五部。

人的生命存在状况即本体论，一直是波伏娃关心的首要问题。她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死存亡的关系来考察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与撞击。孤独感刺激波伏娃思考人的身体与思想、死亡和存在的偶然性。

波伏娃运用爱的特例表明情感与永恒难以相互转化。爱的双方为了追求对方的超越把希望都寄托在：无法超越的处境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以超越他人作为晋升自我的阶梯。然而，超越是有限度的。使用“绝对自由”的特权任意逾越，以实现自我的永恒，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行为表面看似超越，实质上是走捷径。“长生不老”的东西，应该在生活中找到。依照波伏娃小说中的论断，人既无法实现意识和情感的超越，又不能寄希望于永恒，最后走向无尽的孤独。

波伏娃不仅在人的个体生命观上是悲观的，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绝望的。人生是孤独的，生命和社会都没有出口和前途。人们必须通过不断地遗忘，更新存在的感觉在对前辈的否定和克服中前行。永生的痛苦是人类的悲哀，这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剧。

作为“存在主义教母”的波伏娃，本着对人自身的基本问题的深切关怀进行文学创作。人是什么，人怎样的生存，人应该如何生存，始终是她小说百奏不变的主旋律。

她更关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社会，历史政治的描写是为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设置的：更关心人的“自由”，而不是他们的“幸福”，帮助人们从浑噩无知或孤芳自赏中走出来，去发掘对处境有意识、有承担、有超越的“真正自我”。

在自我与他人关系方面，波伏娃展示了意识冲突的恐怖，提倡平等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认知功能：理解与构造。每个人都是主体，应该接受、宽容、理解不同于自我的意识，尊重他人的价值，不能忽略个人自由主体的存在。当意识间构成抵触时，应该及时疏导、调整、平衡“自我”与“他人”、“主体”与“我们”的关系，小心维护每个不同的主体“我”，才能达到人际关系和意识关系的平衡。

虽然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作背景，但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涌入，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妇女文学界，这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均有明显的体现。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几乎都直接地运用了波伏娃的理论，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法国总统密特朗评）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美国的声誉很高，远远超过萨特。她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第二性》改变了全世界人类亿万人的命运。（美国女权运动家凯特·米列特评）

《成为波伏瓦》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即便关于波伏瓦书信和自传的出版物已经多达100多万字，但公众对她的认识依旧是模糊甚至扭曲的。

波伏娃是个备受争议的人，保守主义者指责她敌视男性，无视男女差异，破坏传统家庭观，其结果势必造成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增多，造成男女对立，社会矛盾增多；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她的观点有平均主义之嫌，不仅如此，她还受到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她的作品《第二性》曾经使她遭受到恶毒狂怒的攻击，诸如“性贪婪”、“性冷淡”、“淫妇”、“慕雄狂患者”、“女同性恋者”等恶骂之声仍不绝于耳。但是，这一切不能阻止她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不加粉饰和修改地奉献出来。

法国当地时间2024年7月26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波伏瓦的雕像原本应该在第五位被升起，但升降装置的机械故障令这一切未能如愿，人们调侃，升起女性雕像和雕像被卡住这两件事，都非常的法国。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隐喻，暗合了波伏瓦的那句名言：「我绝不会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