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倾诉》是新时期以来首篇全面反映我国西部生态并进行深度文化反思的报告文学，也是梅洁报告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植根于忧患与悲悯的精神背景，该作显示出执着而深沉的批判和建设愿景。具体说来，梅洁的西部行走及行走中的救赎努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的忧戚，二是生存的焦虑，三是文化的牵引。据此，作品实现了生态报告文学这一现代文体的价值追求。

忧患与悲悯显然是梅洁写作活动深厚的精神背景。在其个性鲜明的纪实性创作中，生态报告文学《西部的倾诉》（原载《报告文学》2000年第7期，下述梅洁引文多出于此）以其生活和艺术、外观和内省、智性和诗性的恰当处理而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成为梅洁报告文学创作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评委们一致认为，中篇报告文学《西部的倾诉》是投向中国西部一道独特的目光，一部关于中国西部女性，特别是女童教育状况的沉重述说。作者以炽热的爱心，深沉的忧思，丰沛的理性与激情，记述了中国西部土地上存在的愚钝与启蒙、贫困与智性令人震撼的尖锐对立，同时将经济、教育、人口、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纳入读者视野，引领读者给予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事实正是如此，无论是与作者自己的《山苍苍，水茫茫》和《大江北去》相比，还是与近年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忧患性报告文本相参照，《西部的倾诉》都称得上是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之一孕育的恐怖及其他

之二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

之三雾罩窑山

之四关于困境

之五祁连山的雪化了

之六西鄂尔多斯荒原的雨声

之七六盘山下不眠的倾听

我的故乡在移民

28万人曾经的痛疼与迁徙

18万人18年的艰辛与等待

他在熊望台潸然泪下

情满舒家沟

永远的韩家洲

“江夏事件”三人谈

一辈子的移民

库区万只忠犬魂归处

泥河湾

驿站

商道

谁创造了白瓷文明

哪里是邢窑

定瓷之辉光

石破天惊说定瓷

当代定瓷三杰

陈文增与三联艺术

千年磁州窑

一个世界性的陶瓷神话

南有景德北有彭城

前面的路还有多远

紫金之魂

荒原凝眸——自然的忧戚

有人说报告文学是别一种“行为艺术”，那是因为它首先是一种“行走的文学”。与都市行走者不同的是，梅洁更多地受到了悲悯情怀的浸染，因而大多情不自禁地行走在故乡山水之间和西部荒原之上。《西部的倾诉》正是作者西部行走和荒原凝视的艺术结晶，因而也是最能体现报告文学原创精神的作品。

毫无疑问，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亲和状态如何。反过来讲，“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初、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但是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以人类征服自然的方式被认为完满地解决了，只是当人类受到有史以来的最严重惩罚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意识到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要不要改变。”[1]作为一名自觉的荒原考察人和生态守护者，梅洁对自己“行走”和“改变”的意义非常清楚。她多次重申——“1998年，我曾在中国西部走了数万里，从贵州到甘肃、从甘肃到青海、从青海再到宁夏，一百多天里，我一直在沉寂辽阔的西部高原行走。我已经明白，我行走的理由不再是为了满足文人的浪漫，我是在探寻与我写作命题有关的人文与自然的实证。我数次穿越沙漠、戈壁、高地，我反复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青藏高原，我看到了可怕的雅丹地貌的破碎和大面积剥蚀，我的内心充满了惊惧和怜悯；我在风沙弥漫的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里行走，我体验着人类艰难的企盼和生存；我穿越西鄂尔多斯辽阔的荒原时，看到许多大人和孩子在挖甘草，他们不知道这样挖掉草根，破坏了生态环境最终将陷入可怖的生存陷阱。在我向荒原凝眸的瞬间，我倏忽更加惊醒自己的使命和我西行的意义。”

西部的干旱、贫瘠与穷困，对我们而言并非陌生的话题。但梅洁想告诉我们的是，这种可怕的循环并没有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有所好转，恰恰相反，人类的繁衍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很可能进一步恶化了本已十分脆弱的西部环境。作者以历史的眼光敏锐指出，甘肃定西在清代以前“森林极盛”，乾隆以后破坏严重，光绪年间“砍伐殆尽”。1960年，定西、通渭、会宁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挖草根、剥树皮而食。1982年甘肃无雨，粮食绝收，饮水困难，定西地区120万人全靠汽车拉水度日。当送水车队经过的时候，天上飞鸟、地上牲畜疯狂地跑来与人争水。1984年，甘肃中部的生态环境调查结果让人震惊——定西县每1.4年一次旱灾；永靖县年人均口粮150斤，不够半年吃；会宁县每天破坏植被约3000～6000亩。那么青海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淘金者涌入河湟谷地，使这里的人口增加了10倍。加之生育失控、草原过度放牧，今日的青海南部鼠类猖獗，毒草、杂草丛生，荒漠化面积迅速扩展。生态恶化使青海自1992年以来几乎年年发生旱情，受灾面积数百万亩，黄河干流之一的湟水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丢掉耕地上万亩。1997年黄河上游水量降至历史最低点，致使上游的龙羊峡、李家峡两大水库蓄水量减少了近25亿立方米，成为建库以来最少的一年。就连那个周长360公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70年代以来水位每年下降10～13厘米，导致一些地方如今露出了沙丘、形成了半岛。梅洁痛心地说：“10年前，我到达过青海湖。那时，望着湛蓝湛蓝的湖水，我把它比做大海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的泪水，抑或是地球在山崩地裂地自我嬗变时留下的一份蓝色忆念。那时，我很诗意很浪漫。10年后我又一次站在青海湖边，望着一天天一年年减少的湖水，我就想，当这滴泪水彻底干涸时，当这份忆念彻底泯灭时，地球将怎样抖动它的愤怒呢？那一刻，我很忧郁也很恐惧。”宁夏的形势同样严峻。在梅洁看来，“今天，纯地理意义的宁夏可以说是腹背受敌：腾格里沙漠从东至北步步围逼，西边的贺兰山已剥蚀得面如死灰，南边数百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高地和塬、梁、峁、涧、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寸草不生，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宁夏是个大沙窝’的缘由吧。即使南北绵延250余公里、东西宽60多公里的贺兰山，昔日“贺兰之山八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断峰迤逦烟云阔，古塞微茫紫翠连”。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贺兰山秃了，六盘山上的森林绝迹了，黄土高原上寸草不生了。

面对甘肃、青海、宁夏自然生态的可怖局面，梅洁痛心疾首，并为其并不乐观的未来忧心忡忡，显示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永不言弃的责任担当——“当我穿行在辽阔的西鄂尔多斯荒原，当我行走在沟壑纵横、山塬破碎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当我站定在漫漫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之中时，我总在想，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世界旧大陆的悲剧就不再发生了吗？”

巴赫金说过，“通常情况下，没有一种陈述只能归于唯一的说话者，它是对话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复杂的社会情况的产物”。[2]梅洁的生态话语亦复如此。《西部的倾诉》让人真切地感觉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地球的“寄生虫”，我们确实高贵不到哪儿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道家的“道法自然”、“物我为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无启示。“道家的思想及其宇宙演化论虽是以道为基础和前提的，但它的主旨还在于探讨天地万物与人类的关系，主张天地万物共生共长。”[3]《西部的倾诉》已经向我们表明，西部严重的自然生态完全有理由成为世人认真关注的公共领域。

二、价值拷问——生存的焦虑 如果说自然生态是我们生存的外部依据，那么，人的主体素质则是我们如何生存的内在逻辑。为此，《西部的倾诉》加了一个解释性副标题——“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作品以既同情又批判的看似矛盾的笔墨，“把西部女性的人生价值观、生育观、教育观从容不迫地展示开来，详尽描述了西部女性观念中那种自我放弃、自我无意识的蒙昧精神状况。她们崇尚多子多福，对读书上学漠不关心。‘丈夫孩子热炕头’，是她们生活和理想的全部。在布满雪花的电视屏幕上，她们也隐约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但在她们心目中，那只是天上的星星。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存质量，‘过日子就是这个样’，是唯一安慰她们的一句话。她们不停地劳作，不停地生孩子，直到丧失了这种能力，直到老至将死。”

价值拷问——生存的焦虑

不难看出，作者试图努力还原西部女性的生存怪圈：“贫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贫困”。作者自己阐释说，《西部的倾诉》以散文化的表达和散点透视式的结构，企望从历史、文化、教育、经济、人口、环境、宗教等多侧面揭示一个人类生存的怪圈，那就是贫困带来教育缺失，教育缺失，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缺失导致的野蛮与蒙昧，野蛮与蒙昧引发的人口急剧增加，大量低素质人口降生在资源有限的土地上，从而使生存环境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而环境的被破坏使发展中国家和中国西部更加贫困。21世纪，人类为挣脱这个陷阱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努力。

原始的农耕时代的生育观念，始终是梅洁反思的重点。她尖锐指出，1977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提出了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不能超过7人，半干旱地带不能超过20人。可今天，干旱沙化的中国西部把冰川沙漠荒原全部计算在内每平方公里已达49人！山河破碎的会宁每平方公里已达88.5人！“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每平方公里已达130人！80年代初，甘肃唯一有余粮外运的河西走廊每平方公里的耕地已容载572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同江苏省人口密度几乎相近。即使这样，“三西工程”（甘肃境内为两西工程）还将其作为移民50万人的地方。作者调查后认为，1981年，全国15～19岁已婚青年占同龄青年的4.28%，宁夏山区为8.4%，翻了一番，南部山区为13.7%，翻了两番。全国妇女平均育龄为20～34岁，而宁夏山区为18～47岁，西海固山区为16～49岁，生育期大大延长。1981年全国育龄妇女生五胎以上者占7.67，宁夏山区为10.7%，而西海固山区则高达34.8%，最高的生了23胎！作品结尾意味深长：“雨越下越大，六盘山区一片雨茫茫。这时，我心里回响着回族作家张承志多次寻访‘西海固’后写下的话：这里的一切问题是关于人、人心、人的处境问题……”

西部生存固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给作者所带来的压抑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个诚挚的价值拷问者，梅洁并没有放弃期盼。单秀明所推广的地膜覆盖技术，先后创办的农业技术学校和“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等，分明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单秀明发现，在贫困的西部农村妇女是开发最不充分的人力资源。于是她就想为农村的大龄女娃娃们做些事情。在多年的农技培训过程中，她发现农村女娃娃们对学农业技术不大感兴趣，于是她就想开办一个以服装、裁剪、缝纫、刺绣为主的职教中心。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她把想法告诉了宁夏教科所副所长马毓勤，她请马所长给她的中心起个名字……此后，“兴隆回族女子职业教育中心”就挂牌成立了。仅仅两年，“中心”在兴隆农技站的一间办公室里已办班11期，培训了宁夏、甘肃、新疆三省5县18个乡镇的600多名15～18岁（最大35岁）的大龄女童，其中7%为文盲，她们中60%的人都已自立，有几十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服装技师并开始一批一批带徒弟。

这是梅洁西部行走过程中的若干亮点之一，也是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在《西部的倾诉》中的精妙运用。它说明，扎实的自救往往比心血来潮式的他救更有力量。事实上，“作为人确立生存价值的精神性活动，文学没有什么先在的种类本质，它的本质是在为人的生存确立价值或创造条件的过程中获得的，因此，文学的本质当在价值论与生存论的关联上来思考。就此而言，文学的‘本质’就是使文学活动在生存价值的确立上区别于其他的精神活动的东西。”[5]优秀的报告文学创作尤其如此。

三、建设情怀——文化的牵引 建设情怀应该是文化自觉的显著标志。对于一个缺乏文化意识的“自然人”来说，再富有的家当也会吃喝殆尽，因为他缺乏创造性和积累力。由此判断，理性思考和感性经验同样可以承载个人理想和国家意志。梅洁充分认识到——教育之于妇女的生育观、人生观何等重要，教育之于人类已经陷入的困境——人口爆炸式增长何等举足轻重！

建设情怀——文化的牵引

关于西部女性教育问题，作品有一组统计数据。1981年，全国12岁以上的女性文盲半文盲占同龄妇女人口的24.57%，宁夏同年为57.59%，宁夏南部山区则高达80.26%。生育4胎以上的妇女中，大学文化程度为零，高中文化程度为0.05%，初中文化程度的为1.04%，小学文化程度的为8%，文盲和半文盲则为90.91%。并且，在贫困的中国西部，每年都有数百万儿童在失学、辍学，他们中十有六七是女童。带着浓烈的问题意识，作者禁不住质问：“同在蓝天下，同是花季年华的西部农村女性却日复一日地咀嚼着贫困。她们渴望上学，然而贫困却剥夺了她们上学的权利；她们憧憬未来，然而前路却一片迷惘。在贫困与愚昧的黄土地上，在痛苦与悲伤的命运抗争中，谁能为她们拨开迷雾？谁又能向她们伸出温暖之手呢?”

在百余天的艰辛采访中，梅洁总是忘不了西部乡村的孩子们。他们有的因教育观念滞后或家庭条件限制不愿上学、上不起学，有的则因教学设备简陋上不好学。天祝县南泥沟小学三年级学生乔喜武家境困难，眼看就要辍学。班主任谢玉香告诉作者：“放假时学校要求预交今年秋天的学杂费30元，娃没有，我先垫上。娃说四五月份剪了羊毛还给老师，但娃们的羊毛今年也没有卖出去，还不了老师，娃们可能不敢来念了”。说着，周发科和谢老师就开始满村子地找桥家兄弟，几个啃着元白菜根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他们到山里放羊去了。山遥远无尽，草滩遥远无尽，孩子们会在哪儿呢？谢老师说，近处的草滩是冬天的草场，夏天的草场都在50里、100里以外，娃们肯定已走得很远，既已走，就要走到入冬才能回来。她还说，娃们也不会有帐篷，夜里都是挤在羊群里、搂着羊肚子睡。在王家古窑小学、田老庄小学、胡庄完小、岳家川小学、李家山小学，几乎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室里都有学生站着上课，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到处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四个人挤一张桌子。岳家川小学36个一年级学生在教室外的土院里，用树棍和废电池的炭棒在地上写字，他们和三年级组成复式班，因为教室站不下，两个年级只好轮流上“露天课”。面对上述教育窘况，作者殷切呼唤：“什么时候西部的孩子们不再大批地失学，西部的大人们不去封杀悬挂在教室里的‘喇叭花’（如果有老师悬挂的话）……那时，西部将告别贫困告别愚昧，西部的森林和草就会慢慢长起来，而西部的孕育就将交融着温暖的理性与激情。”

令人欣慰的是，有人已经开始了教育救赎的努力。宁夏教科所的王建华一生也不再会忘记窑山。那时的窑山公社只有一所小学，4名老师，王建华是第5名。半年后，这所小学成立一个初中班，此为戴帽中学，王建华教初中班。没有学生，一家一家去找，最后找来了12个学生，窑山中学就这样诞生了。除了教书，王建华和学生们一起拾柴，一起翻山越岭抬水，一起在校园里种树。冬天到了，王建华又和学生们一起四处集雪，然后把雪抬到学校的水窖里，这是他们最好的饮水啊。就这样，王建华在窑山一教就是10年。还有西鄂尔多斯荒原中的“奇葩”——韦州回民女小：

46岁的马新兰生命的27年都献给了韦州的女童教育。1985年恢复韦州回民女小时，马新兰从韦州中心小学调回回民女小当校长，那时加她一共6个老师、90个女学生。1998年，回民女小有21名老师，360个学生。从1985年到1998年，从回民女小走出去的女学生已达1000名。她们中许多人上了中学，其中又有许多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大、北师大、中央民族学院，许多人做了教师、干部、商界老板。从学校到清真寺，从社会到家庭，韦州女小走出去的学生都成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马新兰个人而言，千名学生完全堪称“弟子如云”；就宗教传统而言，在“女孩9岁就要封斋、不能再与男孩一起蹦蹦跳跳、十五六岁就要出嫁”的韦州，马新兰让1000名女孩在不同程度上获取了另一种人生，这在韦州、在鄂尔多斯荒原应该是一种奇迹。

在贫困的西部，像马新兰这样的一个女教师、女校长，兴许一生都会成为女童心目中一束永不凋谢的七色花。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如北大的臧健教授对马小玲的资助，臧彤对马虹的资助等。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甘肃会宁每年居然有五六百名学生考上大学，会宁因此成为甘肃著名的“状元县”。

但新的困惑随之而来。这些大学生很少有人愿意毕业后回去报效家乡，因为家乡太穷。对此，梅洁同样无比伤感——“当人们告诉我说北京电子一条街有247名会宁大学生、北京部级机关也有50名会宁学生，而会宁山河依旧破碎，会宁像被吸干了乳汁、输尽了血液而倒在路旁的母亲时，我无言以对。”这也正是今天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之一。诚如李炳银所说：“西部开发的锣鼓刚刚敲响，梅洁很快就以自己的报告文学《西部的倾诉》加入到对西部的认识和开发中来。《西部的倾诉》着重对西部女童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报告。西部的贫困和女童失学、辍学情况非常令人痛心和不安。贫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是开发建设西部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人们在走进西部的时候，必须同时面对。梅洁的报告，表面看似乎与西部的经济开发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它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开发西部具有深层的参照价值。”

如果说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生命的根基，那么，艺术性无疑就是这种非虚构文体的有机内涵。可以认为，《西部的倾诉》一方面“以虚构文学所不具备的气魄和涵盖力准确、尖锐地把握了生活的总体意义上的真实”[7]，另一方面又以感情充沛、文字清丽、结构圆润的文学方式实现了报告文体的艺术追求。即便是并不轻松的天祝告别，作者也以忧伤的笔触传送出缕缕诗意——“华藏寺镇浸溶在祁连山寒凉的清晨里，如洗的蓝天像一只硕大的玉盘覆盖在四周的达日山、格宁山和马牙雪山上。街市上没有行人，唯有一小阵一小阵的冷风擦地而过。站在这‘天上一角’凝眸四野，我感受着这‘十善华锐地’的圆满和吉祥。”难怪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归结出“诉说越巧妙，真实感就越强”的命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次社会振荡和思想解放，似乎都能激起报告文学的表达热望和读者的审美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报告文学发展的矜持状态可能与社会改革的疲劳心理不无关系。或许正是基于此种考量，胡锦涛才特别重申继续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8]我们期待并相信，伴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宏伟工程的持续推进，报告文学必将获得更为宽阔的表现空间，梅洁的报告文学创作或许能够借此契机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出人意料的是，完成这一命题的是一位柔骨水眉的女性作家。我想说的是，这部出自纤纤素手的作品何以如此大气磅礴、铿锵有力，置人于震惊的状态。我们分明是看见了，西部土地上那些如姐如母的女人们，正跋涉在血泪凝成的生存之路上。

可以想象，一个现代都市女人，一个在书斋里与文字打交道的女人，背上旅行包和相机，行走在荒凉的西部高原上，那该是如何的一种信念和精神状态。当她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听婆姨们诉说自己的苦难身世；当她在黄土高坡上听失学的女童唱歌；当她在秋天的阳光下看年轻的母亲怀抱、肩背、手拉着一群孩子……那时刻，她的心潮波涛排空，强烈的倾诉欲灼烧得她通体发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见《报告文学》2000年第7期，作者梅洁）诞生了，它坠地的啼哭声立时融入西部开发的涛声中，声声入耳。

作品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性笔墨，把西部女性的人生价值观、生育观、教育观从容不迫地展示开来，详尽描述了西部女性观念中那种自我放弃、自我无意识的蒙昧精神状况。她们崇尚多子多福，对读书上学漠不关心。“丈夫孩子热炕头”，是她们生活和理想的全部。在布满雪花的电视屏幕上，她们也隐约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但在她们心目中，那只是天上的星星。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存质量，“过日子就是这个样”，是惟一安慰她们的一句话。她们不停地劳作，不停地生孩子，直到丧失了这种能力，直到老至将死。母亲是这样，自己是这样，一辈辈人就这样过来了。至于女儿辈的人生她们似乎也没有更多别的设想。这就是西部女人们的人生。

梅洁以她惯常的充满激情的文字，为西部女性的命运呼吁着，她像一个醉汉，在沉寂辽阔的西部荒原上亮开嗓门吼叫着，焦灼、疯狂地奔跑着。

为了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使自己的呼喊产生回声，她用大量精确的数字，揭示了西北女性的生存现状：“她们9岁就要订婚，十五六岁就要出嫁，出嫁后她们恐惧做爱，然而不久，她们又听其自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们几乎一年生一个孩子，她们不到30岁就有五六个儿女。”贫穷使她们得不到女人最起码的生理保健，“她们甚至不能也没有条件以洁净的方式来保护那个维系人类的温床———她们用破布袋装草木灰来对付每月来临的青春之潮”。这些让都市女性难以置信的事实，至今仍然在西部许多落后地区存在着。难怪作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西部女性正经历着‘贫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贫困’的人生怪圈，加上西部低素质人口却在翻番地剧增，西部女性出路何在？”

我们期待西部大开发带来西部女性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