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东・计晋美（1910―1978），藏文名晋美查巴（藏语：འཇིགས་མེད་གྲགས་པ་），后藏达纳人（即今谢通门县），藏族。1942年任班禅驻重庆办事处处长，1948年任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是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核心人物之一。1956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副主任等职，以及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后于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逝世，1980年获得平反。

詹东·计晋美，藏名詹东·晋美查巴。毕业于西藏拉萨学洛札学院。

他的祖父一代为西藏地方一般官员，在地方上有一定名望，人称达纳詹东。他的叔父詹东·计玉阶是一位有学识、有主见的人，对于九世班禅东去内地，倾向当时中央政府的作法十分赞许，并下定了去内地投奔九世班禅的决心。1926年，随叔父詹东·计玉阶从后藏经印度、香港到北京，在北海瀛台学习汉语。后跟随九世班禅，历任班禅行辕秘书，冲哲、夏堆巴、列赞巴等职。

1938年6月22日，任戴季陶的考试院院长行辕藏文秘书。1939年，甘孜事变中，被任命为瞻化县县长。1942年，任班禅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并升为昂囊（五品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重庆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入中国国民党（党证号：特字8471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25日，公布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5月8日被遴选为训政时期第四届立法院立法委员、西藏文化促进委员会委员。

民国卅七年（1948年），升为仁希，任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年于班禅堪布会议厅中得最高票912票当选暂时旅居内地西藏人员选出之立法委员，并任行宪第一届立法院集会筹备处筹备委员，国民政府宪法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任“堪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期间，为争取国民政府承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民国卅八年（1949年），从南京经广州、香港返回香日德。1950年6月，受十世班禅派遣，前往西安代表班禅向彭德怀投诚。1951年，随同十世班禅赴北京，同年代表班禅列席代表资格到北京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同年11月26日，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任独立支队副指挥员）进藏，负责班禅行辕先行工作队，进藏前升为札萨，又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6年6月起，历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1年7月17日至1964年12月）、西藏日喀则基巧办事处主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藏日喀则专员公署专员、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5月至1966年3月）等职，以及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0年代，因受十世班禅“七万言书”牵连，詹东·计晋美等班禅集团人士遭到迫害。1964年，詹东·计晋美失去人身自由。后来，他被关押进监狱。1978年，詹东·计晋美逝世，享年67岁。

1980年，胡耀邦、万里、杨静仁等国家领导人赴西藏视察工作后，詹东·计晋美获得平反。1980年7月8日，在拉萨为詹东·计晋美、恩久·洛桑群培、顿吉·索朗多吉召开了追悼会。

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因返藏受阻，忧愤成疾，不久便园寂于青海玉树，班禅行辕全体人员遂转住甘孜。这期间发生的班禅卫队一分队队长益喜多吉与当地的土司孔莎仓的女儿孔莎德庆旺姆之间的联姻问题，引起刘文辉的极大注意。刘害怕班禅的人员与地方上的土司头人结合起来，形成对他在西康地区势力的威胁，遂派兵进行干预。计晋美和拉敏·益西楚臣、慈仁团柱、土登尼玛、阿巴顿（拉巴顿珠）、纳旺金巴等受班禅行辕的委派，分赴康区各地，组织各路土司头人的兵力，准备联合防御。在最终发生的“甘孜流血事件”中，计晋美在困难和危急时，有胆有略，亲率行辕士兵参加战斗，初战获胜。后受挫向玉树撤退时，他与旦增加措一起（扎什伦布寺派到甘孜祭典九世班禅的代表之一）负责护送班禅灵柩及行辕部分军需物资，尽职尽贵，得到了当时班禅行辕主要负责人罗桑坚赞的器重。1942年，班禅行辕委派他到重庆，担任班禅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由于九世班禅的圆寂，国民党中央政府对班禅行辕人员便另眼相待，把班禅行辕的经费项目更改为“班禅诵经堂经费”，大大减少了经费拨款。

围绕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确认问题，发生了十分激烈的斗争。西裁地方政府一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态度暖味，这次却一反常态，积极主动地派出土登桑布等四名僧俗官员赴重庆成立了西藏驻重庆办事处。表面上亲近中央政府，暗地里却对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确认工作进行另一种预谋。他们物色了几名所谓的活佛作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候选人，企图以此来排斥掉班禅行辕经过一系列传统的宗教仪式所寻访到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候选人。为此，他们不惜重金，供给其在内地的官员买通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的某些官员，企图达到他们的目的。

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形势，作为班禅行辕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詹东·计晋美，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增强西藏民族的团结，不顾各种打击和冷遇，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重庆和南京期间，先后多次会见戴传贤（戴笃信佛教，与九世班禅颇有交往。戴是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院长）、吴忠信（曾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人，面陈班禅堪布厅全体人员继承九世班禅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还特向戴、吴等人强调，确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一事，是历来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班禅转世灵童应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呈报候选人，再经中央政府最后确认，而绝对不能从西藏地方政府圈定的候选人中选择。否则，将导致西藏地区之间和藏族内部的尖锐矛盾，从而招致无穷后患。

计晋美等还通过书面陈述和直接拜见李宗仁、孙科、吴忠信、白云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多次面陈九世班禅是中国有名的宗教领袖，他赤诚拥护中央政府，在生前就维护祖国统一问题发表过很有影响的言论和做过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故此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确认问题上务请要考虑到他所具有的巨大政治影响。并明确指出，若延误时日，一旦西藏地方政府的预谋得逞，将给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五族共和”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

经过计晋美等人的艰苦努力，国民党中央政府终于将“班禅诵经堂经费”改为“班禅堪布会议厅经费”，增加了拨款，并保留班禅卫队的编制及供给，使班禅一方的处境有所好转。但是，为认定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所进行的明争暗斗，仍然十分激烈。计晋美等人再接再厉，为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问题继续奔走。

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和孙科任行政院长后，由于计晋美等人的努力争取，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份行政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班禅堪布会议疗提出的以贡保才旦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决议，并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到海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完成了法律上的认定手续。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举行谈判。这期间，班禅应邀前往北京，计晋美等人员随同前往，为谈判的成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实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指定范明将军率西北进裁部队和由班禅堪厅的以计晋美为首组成的一支先遣队由北路进藏，筹办班禅大师返回西藏事宜。计晋美积极地参予了这一工作，完成了先期进藏的任务。进藏后，他肩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之一的重任，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按照《协议》第五条规定，接管并致力恢复了班禅大师在西裁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在当时，为稳定西藏的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他积极地参加了西藏“三面四方”（即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解放委员会以及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协商工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当年顺利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继后，他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得陈毅、贺龙、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