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变量则是指认知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对认知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规范的形成。

认知(cognition)是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的过程,即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是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

在安全观领域中,认知变量主要包括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传导变量和干扰变量。以下分别对这些变量的内涵及其对安全观形成的影响途径和产生结果进行考察:

是指行为体内心深处的威胁观念，主要是建立在历史创伤基础上,对某种威胁的集体恐惧,是根据历史经验和教训所留存下来的集体记忆。内生变量的影响途径依赖于集体记忆的程度,行为体根据对历史上的威胁恐惧的集体记忆,对潜在的现实威胁进行再解读。因此,集体记忆的程度越深刻、越强烈、越鲜活,对同类的威胁敏感程度越高,越容易把相似的潜在的威胁认作现实的威胁。内生变量容易出现的认知偏差表现为根深蒂固地把对方视为威胁源,对该威胁源的恐惧感始终无法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敌人的特性属于“天敌”。这种情况主要发生于邻国之间,许多国家与邻国由于历史上的恩怨和入侵,在集体记忆中始终把对方当作潜在敌人。它所导致的认知结果是认为只要时机成熟,威胁必然发生。认知趋势具有持久性和不可逆性,只要对方客观存在,对威胁的恐惧就一直存在,但是这种潜在威胁是否会变成现实的威胁,还要取决于客观环境对集体记忆的复苏能力。

是指对方的战略、政策和行为是否符合己方的国家利益。一国的行为是否对己方构成威胁不仅取决于对方的行为属性,而且取决于己方的认知和判断。如英国拥有核武器,美国不认为是威胁,而朝鲜拥有核武器,美国就视为威胁。因此,在外生变量中,必须有两个要素同时进行,一是对方的政策,二是己方的解读。在解读过程中,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起重要的作用,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越大,越容易把对方视作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外生变量的影响途径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外生变量容易产生的认知偏差表现为恶性互动,双方相互“妖魔化”,从而导致敌对关系的结构化和长久化。敌人的特性属于“假想敌”,是“自我证实的预言”,越是把对方视作敌人,双方最后越会真的成为敌人。①这种情况主要发生于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家之间。认知结果是认为威胁具有严重性和不可调和性。但是这种认知是可逆的,只要相互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一致,威胁的恐惧就会消失,因此,认知趋势具有可逆性。例如苏联在政治制度上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就把苏联视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转型,特别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西方化,西方就相对淡化俄罗斯的威胁源。

是指信息传导、交流的途径。传导变量的影响途径依赖于信息的供应程度,即信息的供应数量和质量。行为者越是能够充分和准确地获得对方国的信息,越不会把对方视为威胁,越是无法获得充分和准确的信息,越是容易造成信息的混淆和扭曲,对对方的战略意图胡乱猜测,最终把对方视为敌人。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误读误判,无意中制造或夸大威胁的来源。敌人的特性属于“虚幻敌”,由于信息缺失或交流阻断,导致对对方意图的误解、夸大,最后把“虚幻敌”变成真实敌人,这主要发生在本国或对方处于封闭的情况下。认知结果导致把原来没有的威胁变成现实的威胁,并往往认为这种威胁迫在眉睫、具有紧迫性。但这种认知是可逆的,随着信息获得渠道的畅通,可以消除误解。国际社会多边主义相当活跃、成效显著,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双边、多边交流和沟通,提高信息提供的质量和数量,减少对威胁来源的误读误判。但一些封闭的国家仍然容易被他国视为“虚幻敌”。在国际组织或一体化过程中,传导变量还会表现为跨国合作进程的社会化作用,某些国家的规范和认知会通过跨国合作和交流影响集团内其他国家的认知,如欧盟内部某些成员国的认知会传递给其他成员国,最终成为欧盟的共同认知。

指国内统治集团的自我利益。干扰变量的影响途径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行为体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意塑造敌人的形象,以便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分散出去。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或民族冲突时,政府会有意塑造外国的敌人形象,以便转移矛盾。敌人的特性属于“虚拟敌”,是本国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单方面虚构或夸大,以便对国民进行思想控制,更好地推行政策,主要发生于国内矛盾较为激烈的国家。认知偏差表现为有意制造和夸大敌人。这种认知也是具有可逆性,当政治行为体自我利益减少或国内矛盾减弱时,对敌人的塑造也会随之消失。另外,有时候一些其他目标也会成为干扰变量,如一些国家或组织有意塑造敌人形象,来推动国际组织、结盟或一体化的进程,如北约对苏联敌对形象的塑造,以促使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