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谚文疏，由朝鲜王朝世宗时期著名学者崔万理于公元1444年所写，中心议题是反对创制谚文（训民正音），认为抛弃汉字就等于远离中国文明，而成为夷狄之邦。

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于公元1443年（明正统八年）十二月创制训民正音、并打算推广全国时，就受到众多朝鲜大儒的反对，其中以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人最为积极。

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上疏曰：

臣等伏观谚文制作，至为神妙，创物运智，夐出千古。然以臣等区区管见，尚有可疑者，敢布危恳，谨疏于后，伏惟圣裁。

一、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傥曰：“谚文皆本古字，非新字也。”则字形虽仿古之篆文，用音合字，尽反于古，实无所据。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一、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传》曰：“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螳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大累哉？

一、新罗薛聪吏读，虽为鄙俚。然皆借中国通行之字，施于语助，与文字元不相离，故虽至胥吏仆隶之徒，必欲习之。先读数书，粗知文，然后乃用吏读。用吏读者，须凭文字乃能达意，故因吏读而知文字者颇多，亦兴学之一助也。若我国，元不知文字，如结绳之世，则姑借谚文以资一时之用犹可，而执正议者必曰：“与其行谚文以姑息，不若宁迟缓而习中国通行之文字，以为久长之计也。”而况吏读行之数千年，而簿书、期会等事，无有防础[碍]者。 何用改旧行无弊之文、别创鄙谚无益之字乎？若行谚文则为吏者，专习谚文，不顾学问，文字吏员岐而为二。苟为吏者以谚文而宦达，则后进皆见其如此也，以为“二十七字谚文，足以立身于世，何须苦心劳思、穷性理之学哉！”如此则数十年之后，知文字者必少。虽能以谚文而施于吏事，不知圣贤之文字，则不学墙面、昧于事理之是非，徒工于谚文，将何用哉？我国积累右文之化，恐渐至扫地矣！前此吏读虽不外于文字，有识者尚且鄙之，思欲以吏文易之，而况谚文与文字暂不干涉、专用委巷俚语者乎？借使谚文自前朝有之，以今日文明之治、变鲁至道之意，尚肯因循而袭之乎？必有更张之议者，此灼然可知之理也。厌旧喜新，古今通患，今此谚文，不过新奇一艺耳。于学有损，于洽无益，反覆筹之，未见其可也。

一、若曰：“如刑杀狱辞，以吏读文字书之，则不知文理之愚民，一字之差，容或致冤。今以谚文直书其言，读使听之，则虽至愚之人悉皆易晓而无抱屈者。”然自古中国言与文同，狱讼之间，冤枉甚多。借以我国言之，狱囚之解吏读者，亲读招辞，知其诬而不胜棰楚，多有枉服者，是非不知招辞之文意而被冤也明矣。若然则虽用谚文，何异于此？是知刑狱之平不平，在于狱吏之如何，而不在于言与文之同不同也。欲以谚文而平狱辞，臣等未见其可也。

一、凡立事功，不贵近速。国家比来措置，皆务速成，恐非为治之体。傥曰：“谚文不得已而为之。”此变易风俗之大者，当谋及宰相下至百僚，国人皆曰可，犹先甲先庚、更加三思，质诸帝王而不悖，考诸中国而无愧，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然后乃可行也。今不博采群议，骤令吏辈十余人训习，又轻改古人已成之韵书，附会无稽之谚文，聚匠数十人刻之，剧欲广布，其于天下后世公议何如？且今清州椒水之幸，特虑年歉，扈从诸事，务从简约，比之前日，十减八九，至于启达公务，亦委政府。若夫谚文，非国家缓急不得已及期之事，何独于行在而汲汲为之，以烦圣躬调燮之时乎？臣等尤未见其可也。

一、先儒云：“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丧志。”今东宫虽德性成就，犹当潜心圣学，益求其未至也。谚文纵曰有益，特文士六艺之一耳，况万万无一利于治道，而乃研精费思，竟日移时，实有损于时敏之学也。

臣等俱以文墨末技，待罪侍从，心有所怀，不敢含默，谨磬肺腑，仰渎圣聪。

上览疏， 谓万理等曰：

“汝等云： ‘用音合字， 尽反于古。’薜聪吏读， 亦非异音乎？ 且吏读制作之本意， 无乃为其便民乎？ 如其便民也， 则今之谚文， 亦不为便民乎？ 汝等以薜聪为是， 而非其君上之事， 何哉？ 且汝知韵书乎？ 四声七音， 字母有几乎？ 若非予正其韵书， 则伊谁正之乎？ 且疏云： ‘新奇一艺。’ 予老来难以消日， 以书籍为友耳， 岂厌旧好新而为之？ 且非田猎放鹰之例也， 汝等之言， 颇有过越。 且予年老， 国家庶务， 世子专掌， 虽细事固当参决， 况谚文乎？ 若使世子常在东宫， 则宦官任事乎？ 汝等以侍从之臣， 灼知予意， 而有是言可乎？”

万理等对曰：

“薜聪吏读， 虽曰异音， 然依音依释， 语助文字， 元不相离。 今此谚文， 合诸字而竝书， 变其音释而非字形也。 且新奇一艺云者， 特因文势而为此辞耳， 非有意而然也。 东宫于公事则虽细事不可不参决， 若于不急之事， 何竟日致虑乎？”

上曰：

“前此金汶启曰： ‘制作谚文， 未为不可。’ 今反以为不可。 又郑昌孙曰： ‘颁布《三纲行实》之後， 未见有忠臣孝子烈女辈出。 人之行不行， 只在人之资质如何耳， 何必以谚文译之， 而後人皆效之？’ 此等之言， 岂儒者识理之言乎？ 甚无用之俗儒也。”

前此， 上教昌孙曰：

“予若以谚文译《三纲行实》， 颁诸民间， 则愚夫愚妇， 皆得易晓， 忠臣孝子烈女， 必辈出矣。”昌孙乃以此启达， 故今有是敎。

上又教曰：

“予召汝等， 初非罪之也， 但问疏内一二语耳。 汝等不顾事理， 变辞以对， 汝等之罪， 难以脱矣。”遂下副提学崔万理、直提学辛硕祖、直殿金汶、应敎郑昌孙、副校理河纬地、副修撰宋处俭、著作郞赵瑾于义禁府。 翌日， 命释之， 唯罢昌孙职。 仍传旨义禁府：金汶前後变辞启达事由， 其鞫以闻。